一位伟人说，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但是，被遗忘的历史却比比皆是。

秉笔直书，被人视作中国传统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其实，准确地说，这是历代史家所要追求的目标；正因为难以做到，所以才将其列为重要的目标之一。历史上，后代篡改前朝历史的事例，实在太多；有意湮灭，更是常见之事，最典型，也最为人所熟知的，便是清代修四库全书时，对书的删、改乃至于禁毁。从这个意义上说，历代的统治者，似乎本来就不想把历史的真相原原本本地留给后人。

其实，即使把历史的真相留给后人，对当时的参与者而言，恐怕也没有多少意义。比如，段祺瑞执政府时期发生的“三? 一八”惨案，惨死者四十余人。当时不少有正义感的人都为此写过文章，不少人写过不止一篇，比如周作人，从惨案发生的次日起，就先后写过《为三月十八日国务院残杀事件忠告国民书》《对于大残杀的感想》《可哀与可怕》《我们的闲话》《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陈源口中的杨德群女士》《新中国的女子》《恕府卫》《论并非文人相轻》《恕陈源》《论并非睚眦之仇》《死法》等，直至“三?一八”百日忌时发表《六月二十八日》。他在三月二十五日往女师大参加刘和珍、杨德群追悼会时，写挽联道：“死了倒也罢了，若不想到二位有老母倚闾，亲朋盼信；活著又怎么着，无非多经几番枪声惊耳，弹雨临头。”

鲁迅1926年的文章收集在他的《华盖集续编》中，其中为“三?一八”写的，有《无花的蔷薇之二》《死地》《可惨与可笑》《记念刘和珍君》《空谈》等。在《无花的蔷薇之二》中，他写道：“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十八日，段祺瑞政府使卫兵用步枪大刀，在国务院门前包围虐杀徒手请愿，意在援助外交之青年男女，至数百人之多。还要下令，诬之曰’暴徒’！”文末记：“三月十八日，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写。”《记念刘和珍君》最为最著名，因为该文收入了中学生的《语文》课本：

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 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况且始终微笑着的和蔼的刘和珍君，更何至于无端在府门前喋血呢？

然而即日证明是事实了，作证的便是她自己的尸骸。

但段政府就有令，说她们是“暴徒”！

但接着就有流言，说她们是受人利用的。

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 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然而就是这样的重大事件，除了因为我们中学课本中收了《记念刘和珍君》而得知刘和珍、杨德群两位先烈之外，其余的45人，我们又能记得几位呢？！这不由得让我们再次忆起鲁迅在《记念刘和珍君》中说的话——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

即使所有的47位死者，我们都能一一记起他们的名字；但对他们而言，失去的是生命，对他们的亲人而言，失去是他们的至亲。他们的痛，只能随着他们的生命的离去才可能消失。而对于我们八十多年之后的人，面对的只是冰冷的“47”这个数字。也许，历史学家可以写几篇论文，写几部书来研究这一事件，但对于那些死难者，这些又有什么意义呢？！——历史，也许只对历史学家有些意义？倘若我们不能借助历史学家的研究而进行认真反思，那么，历史学家所做的工作，意义又在哪里呢？！

冰冷的历史，对参与者来说，意义何在啊？！

2010年6月

来源：《不够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