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突厥游牧政权在公元6世纪中叶兴起于中亚和蒙古草原（Sinor 1990）。551年，在反对旧主柔然的叛乱之后，突厥人肇建了自己的汗国，并开始向西扩张。突厥汗国很快便分成东、西两翼，西突厥隶属于东突厥汗国，都是由阿史那家族统治。两翼的势力逐渐独立，甚至互相敌对，最后发展成东、西两个汗国。东突厥汗国在7世纪早期，利用隋末不稳定的政治局势，向中原政权索要贡赋。在7世纪20年代，东突厥汗国的颉利可汗严重滋扰着中国的北方。颉利可汗的军队于626年抵达渭水，与唐都长安仅有一箭之遥，不过在从唐朝获得大量物资之后便撤军了（Graff 2002）。然而，东突厥汗国在630年遭受唐朝的打击之后便在政治上瓦解了。

历史学家把东突厥汗国的衰亡归因于一场内部危机——招致唐太宗对突厥进行军事干预。此事件以突厥军队的失败和突厥可汗的被俘而终结（Graff 2002; Eisenberg 1997）。在这一事件发生之前，汉文史料中有大量关于627年突厥境内强降雪及其所导致的大面积饥馑和牲畜死亡的记载（《旧唐书》194A/5158-59）。由气候异常所导致的经济困境，很快演变成一场广泛的政治危机——或许部分是由早前的政治动荡和内部分化所导致的。对突厥政权来说，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国内属部的反叛，以及他们的统治正当性在内部受到了挑战。

公元629年的唐朝地图

费杰等人（Fei et al. 2007; Fei 2008）从汉文史料中选择了一些关于极端天气和饥荒的事件，来说明气候可能在突厥汗国的骤亡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他们还怀疑，当时的环境变化，是由公元626年左右爆发的一次大规模火山喷发所引起的。最近对两极地区冰川的化学分析表明，这一波动大致发生于北半球的温带地区（Sigl et al. 2015）。虽然626年气候变化的迹象在南极地区不是很明显，但是当地的硫化物异常却是此事件最好的佐证，这是北格陵兰岛NEEM（译按：NEEM是指一个从北格陵兰岛探取冰核的项目）2000年的记录中除了1783-4年冰岛拉基火山喷发以外的最大痕迹（Thordason and Self 2003）。在南极地区没有迹象，说明这次火山喷发发生于北半球纬度较高的区域。Stothers和Rampino（1983），以及Stothers（2002）列举了（年代较晚的）中世纪拜占庭和叙利亚史料中的证据，来证明626年左右有一股平流层悬浮体存在。不过，文献中的年代以及他对文献的解读，还不是很明确。

北格陵兰岛Eemian冰芯钻探营地（NEEM）

众所周知，大型的、富含硫化物的火山喷发可以造成好几年连续的夏季异常变冷（Robock 2000; Cole-Dai 2010）。但是，如果往届火山喷发的地点、时间和硫化物的产量不能得到有效的限定，那么气候模式的准确性是要打折扣的（Timmreck 2012），有碍它们与以标准量为基础的气候重构数据进行对比（Esper et al. 2013; Stoffel et al. 205），以及任何的历史学解读（Büntgen et al. 2011; Büntgen et al. 2015; Guillet et al. 2017; Oppenheimer et al. 2017）。即便是在火山喷发事件为人所熟知的区域，在评估距离火山较远地区的政治和社会经济影响时，在两者之间建立某种因果关系，还是需要十分谨慎，而且还要考虑到其它的因素（Oppenheimer 2011, 2015; Büntgen et al. 2016）。

我们在这里要提出的问题是，火山喷发所导致的夏季变冷，是否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东突厥汗国的衰亡，如果是，又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了它的衰亡？我们以跨学科团队合作的形式，遣用历史、年轮和冰核的证据，来重构并阐释东突厥汗国晚期的气候和环境变化，以及社会经济、政治、人口转型的时空模式。

二、资料与方法

文献资料

我们可资遣用的史料主要是汉文的，因为尽管突厥人是第一个留下自己文字史料的草原帝国，例如古代突厥文，但是却没有与突厥汗国的衰亡有关的内容。唐朝的官方史料以及相关的一些汉文文献，包含了丰富的信息，绝非仅仅是展现了一种“汉地视角”，而且有诸多唐朝中央官员的辩论和不同的立场。对这些史料的对比研究，可以获得一些互证、可靠的信息（Hartman and De Blasi 2012; Hartman 2012; Ng and Wang 2005, 108-151; Yang 1961）。与本项研究相关的气候资料，主要取材于《新唐书》和《旧唐书》。两唐书都是在唐朝灭亡以后，基于内府档案文献编纂而成的（Yang 1961）。此外，我们还参考了其他文献，例如《太平御览》和编纂于11世纪初的《册府元龟》（Kurz 2007）。《资治通鉴》也具有重要的价值，因其史料详实而为人所称道（Hartman 2012; Ng and Wang 2005）。除了修于后晋（936-946）的《旧唐书》，其他的汉文史料都是在宋代编纂而成的。

这些史料中有一部分是重合的，但是在详略和裁剪方面却各有千秋。在可能的情况下，我们都尽量提供最详细的历史背景。再者，我们还要参考两部著作，分别是：《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和《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

《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全2册）》

商务印书馆，2020年

《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04年

年轮记录

我们搜集并分析了16件年轮样品，其中14件是宽窄数据，2件是晚材的密度数据，分别来自亚洲（7件）、欧洲（6件）、北美洲（1件）、南美洲（1件）和塔斯马尼亚群岛（1件）。这些样品的选取，是基于样本的尺寸和个体的时代（也就是包括了我们要研究的这一历史阶段），以及它们对气候的灵敏度（也就是说反映了夏季气候的变化）。每件样本记录都被标准化了（就公元纪年而言，它们的数值被转化，平均值是0、标准差是1），然后我们再来评估626年的气候波动在单件年轮样本宽窄和密度上的反映。为了比较，同样的路径也应用于1816年这一“没有夏季的年份”（Stothers 1984; Oppenheimer 2003; Raible et al. 2016）——是1815年4月印尼坦博拉火山喷发的结果。除了获得一幅与626年相关的温度波动及其地理模式的全景图之外，我们还特别关注了从俄国境内阿尔泰萨彦岭中高海拔、存活落叶松木中重构出6-8月的温度（Büntgen et al. 2016）。这种每年更新、在空间上来源清楚的标准化记录，能够为“古代晚期小冰河时期”（Late Antique Little Ice Age）提供确凿的证据。“古代晚期小冰河时期”指的是由于536年、540年和547年一系列大型火山喷发所导致的夏季忽然变冷的历史时期，但在欧亚大陆一直持续到660年，与其他因素一起综合作用，导致了该段时期内的社会变动（Büntgen et al. 2017）。尤其有趣的是，就东突厥汗国的衰亡而言，阿尔泰地区的年轮数值反映了627和628年有一个明显的夏季变冷现象，覆盖了中亚和东亚的部分地区——在北纬35-65°之间和东经80-130°之间。

a Geographical location and b–c interannual variation of a global network of 16 temperature-sensitivetree-ring width (#14) and density (#2) site chronologies in response to a yet unattributed volcanic eruption in late625 or early 626 CE

三、后果

文献证据

东突厥汗国衰亡的文献资料可以分成三类：1. 气候事件；2. 因环境变化而带来的经济影响；3. 在突厥和唐朝引起的政治后果。

史料中关于异常降雪的记载，始于627年的秋天，即贞观元年，但是不能确定究竟是在何地发生的降雪（Graff 2002；《资治通鉴》192/6037）。根据一条史料（《太平御览》878/4032b），突厥境内在贞观元年五月初下了霜，也就是公元627年6月19日-7月18日。最有可能下霜的地方是定襄附近，也就是河套的东北，但是有可能延伸到黄河北岸的内蒙古和戈壁沙漠的南缘。根据这些记载，地上的积雪有“数尺”，中国的一尺相当于30.3cm（《旧唐书》194A/5158）。这是一场非常强的降雪，类似于1999-2003年在蒙古造成灾害的大雪，据说积雪的厚度有20-70cm（United Nations and Government of Mongolia 2001）。蒙古地区冬季平均降雪厚度在3.4cm（Morinaga et al. 2003）。最新的研究表明，哪怕降雪只有微小的上升，都会导致牲畜死亡率的提高（Begzsuren et al. 2004）。当代类似的灾难表明，如此厚的积雪会让动物无法吃草和进食，从而导致体温降低和饥饿。大约在贞观四年七月前后，突厥汗国境内的属部开始反叛颉利可汗，从而进一步削弱了他的力量（Graff 2002；《资治通鉴》192/6037）。作为一种反制措施，突厥颉利可汗率领部队劫掠邻近唐朝境内的朔州，以让他们获取食物（《旧唐书》194A/5158；《资治通鉴》192/6037）。

贺兰山白头沟狩猎岩画

在628和629年间，严峻的寒冷天气持续着。唐朝皇帝在628年（6、7月份）的一次谈话中提到，突厥汗国境内有霜冻，大量牲畜死亡，所谓“迁徙无常，六畜多死，不用地也”（《新唐书》215A/6034；《册府元龟》125/1501）。尽管降雪的具体地点不明，但是既然善于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都无处藏身了，那遭受灾害的区域肯定是大面积的。

更多的史料表明，627至629年间，多起恶劣天气事件袭击了中国（《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1: 328和《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卷1）。627年，史书记载了山东夏天干旱。此外，八月的霜降给中原地区的秋收带来了严重的破坏。628年，也有几桩事件记录在案，例如春季的大面积干旱。河南、河北的九月也出现了霜降，导致了饥馑。根据一份谕旨的内容可知，夏季的干旱和秋季的歉收，导致了多州的饥荒。629年，中国有更多的干旱记录，甚至伴有蝗灾，有些地区还遭受了洪水。629年，出使突厥的唐朝使臣报告，突厥境内“六畜疲羸，人皆菜色，又其牙内炊饭化而为血”。（《旧唐书》62/2380）

据记载，这一状况持续了多年（《旧唐书》194A/5159）。汉文史料只是大致交代了具体的地点——“塞北”（《资治通鉴》193/6065-6），也就是后来被唐朝征服的地区，例如定襄和白道，分别在今呼和浩特的南、北。（谭其骧等《中国历史地图集》卷5: 17-18/2-3）

突厥石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昭苏县

导致东突厥汗国衰亡的事件，已经被反复研究过（Eisenberg 1997; Pan 1997; Graff 2002; Skaff 2012; Wang 2013; Zhang 2002）。既有的研究都承认，626年突厥大军来到距离长安只有一箭之遥的地方，收受了大量物品之后就离开了。东突厥汗国的危机始于627年。有人认为，这一危机是源于突厥汗国内部的政治派系斗争和夺权（Eisenberg 1997）。唐朝代州都督张公谨上书太宗，言突厥可取之状（Wang 2013; Eisenberg 1997;《旧唐书》68/2507；《资治通鉴》193/6065）。张公谨列举了突厥衰落的六点理由，即领导不力，部落离心，颉利可汗与突利可汗之间的不和，恶劣天气造成的灾荒，对非突厥人士的依赖，境内汉人反对突厥统治者。其中，分量最重的应该是内部的政治分裂（Eisenberg 1997）。

还有一些史料，则强调了经济的因素。根据629年出使突厥的唐朝使者的另一份报告，“突厥兴亡，唯以羊马为准。”（《旧唐书》62/2381）突厥属部对颉利可汗的不满在627-629年肯定在加剧，因为恶劣天气造成了经济危机，所以可汗对他们课以重税。《旧唐书》194A/5159；《新唐书》215A/6034）。这种情况下，突厥统治者的重税是很容易引起反弹，甚至诱发叛乱的（《旧唐书》194A/5158-9）。所以，灾荒和民众的税收负担之间的因果关系，是成立的。此外，唐朝皇帝还支持了几位背叛颉利可汗的人物，例如突利可汗，他在629年与颉利决裂之后直接逃往中国寻求庇护了（Eisenberg 1997）。漠北的反叛部落，利用突厥统治者内部的分裂，造成了进一步的紧张局势。

阙特勤碑拓片（汉文部分）

今蒙古国鄂尔浑流域出土

629年12月，根据一份谕旨可知，十万唐军兵分六道，由李靖任大总管，开始向定襄和突厥可汗所在地附近聚集。由于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所以唐军取得了胜利，造成了突厥牙帐的大乱。630年的2月底或3月，突厥军队的主力从北方撤退，进入阴山以北的草原。唐朝的两位将领李世勣和李靖利用唐朝使节出使突厥可汗的机会，发动了一场突袭。由轻骑兵构成的唐朝军队突进草原，于630年3月27日到达离突厥只有一箭之遥的地方。突然，一场大雾掩护了唐军的行进，于是直到唐军靠近之后，突厥人才意识到，但为时已晚，唐军发动了突袭。虽然突厥可汗得以逃脱，但是突厥将领却不能有效地抵御。成千上万的突厥人被杀，剩余的都投降了。颉利可汗逃往灵州以北，向叔父（译按：汉文史料关于沙钵罗的世系记载互相矛盾，参岑仲勉《突厥集史》五，第186页）沙钵罗寻求庇护，未料被沙钵罗所执，在5月2日交付给唐朝官员，5月19日携至唐廷，成为一名俘虏（Graff 2002）。颉利可汗的余生在唐朝度过，于634年抑郁而终（Skaff 2012: 58）。

年轮证据

在这一历史时期，全球范围内对温度较为敏感的年轮样本，虽然总体数量不多，但还是基本囊括了除非洲和南极洲以外的所有大洲。例如，美洲（亚利桑那和智利）和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分别都只有一份记录，但欧亚大陆北部森林和欧洲阿尔卑斯山高海拔地区的数据却是丰富的。公元626年低温天气最灵敏的记录，反映在北美的年轮中。欧洲阿尔卑斯山的年轮和斯堪的纳维亚北部的年轮密度记录显示了627年夏季的变冷，而从阿尔泰山的年轮中可以看出626-628年持续三年的天气异常。上述五份来自北半球的不同记录，表明了626-627年的气温是低于同比平均气温的。不过，有11份年轮样本没有显示出626-627年的气温异常。这些样本在空间分布上，与1815年印尼坦博拉火山喷发有可比之处。

四、讨论

评估短期的气候变化究竟起到什么作用的关键问题，不是气候异常事件在历史资料中是否有记载，也不是气候在东突厥汗国的瓦解中起了什么作用，而是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既有的政治和社会平衡、加速了撕裂，或者加深了内部矛盾，从而导致局面的失控。要特别强调的是，为了避免先入为主的观念——认为气候和历史进程之间存在着某种因果关系，我们有必要在“面对危机的政治反应”、“事件的真实性”以及“对事件的历史学解释”三者之间做出区分。社会科学家和历史学家已经指出，在解释历史事件时，要考虑到不同缘由和不同时空维度之间的复杂关系，不能把历史简化成一连串的作用和反作用，而是要建立在对相关文化和社会结构的深入分析之上（Mahoney and Rueschemeyer 2003; Sewell 2005）。气候性事件只是众多影响历史进程的因素之一。

我们对历史上游牧社会的研究，还不足以让我们弄清楚这些游牧民在面对骤然的或长期的灾难性天气时，是如何自救的。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是，根据天气所造成的社会危机的强度和持续时间，有不同的方案可供游牧民选择，例如移民、劫掠或贸易。这些手段的可行性，要视具体的政治和社会经济环境而定，例如军事实力、经济局势和外交关系等，而且必须要就事论事，不能一概而论。历史上与此类似的例子是回鹘汗国在840年崩溃之际，漠北草原也经历了天气变冷所带来的寒冬，并造成牲畜大量死亡和灾荒（Drompp 2005）。

莫高窟第409窟东壁门两侧绘供养人像

左图为两身回鹘王妃，头上立一桃形冠，并镶嵌绿色宝珠。右图为回鹘王礼佛供养像，回鹘王身穿团龙纹长袍

汉文史料中有关牲畜死亡、疾病、灾荒的记载，令人信服地表明了，这些状况是与我们当下对dzud以及相关的社会经济危机的理解是相一致的。所谓dzud事件，是指反季节的霜降和强降雪，这些往往是牲畜大量死亡的原因（Rao et al. 2015）。低温加上强降雪，很容易造成严重的dzud天气，或称为“严冬”（Morinaga et al. 2003）。可资比较的是1999-2001年在蒙古发生的一次dzud天气，气温下降到-50℃，全国80%的地区被强降雪覆盖，降雪的厚度达到45cm，大约有8.5百万头牲畜死亡，也就是蒙古全境25%的牲畜都死掉了（United Nations and Mongolia 2001; Tachiiri et al. 2008; Batima et al. 2005）。此外，蒙古2010年的dzud天气夺走了全国20%牲畜的性命（Fernandez-Gimenze et al. 2015; Stemberg 2010）。不少研究表明，在干旱天气之后如果接着强降雪和低温的话，就会造成牲畜的大量死亡（Field et al. 2012, 501; Begzsuren et al. 2004）。由于蒙古境内的畜牧环境从古至今没有太大的变化，所以我们推测，在古代遭遇dzud天气时，如果牲畜得不到保护或者饲养，也不能获得自然的营养，那么体温过低和饥饿所造成的死亡率一定会是与今天差不多的。

2024年初蒙古国经历的duzd天气

突厥游牧经济所遭受的环境或生态压力的严重性，似乎延续了至少3年（627-629），包括夏季、秋季和冬季的一些气象事件。我们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因火山喷发而引起的突然变冷以及相关的气象灾难（627-629），是否可以与东突厥汗国的衰亡直接联系起来，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联系起来。目前的研究，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是有差异的。费杰等人（Fei et al. 2007）暗示了两者之间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其它的研究者则指出前者只是后者的原因之一，而且重要性并不突出。有一项历史学研究指出，两者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因果关系。张超林认为，在突厥汗国瓦解过程起关键作用的自然灾害，其诱因是多方面的。首先，由于不同天气因素共同作用，例如霜降、干旱和强降雪，所以灾害是特别严重的。实际上，最新的研究表明，牲畜的高死亡率，是由干旱之后紧接着霜降和强降雪的共同作用造成的，因为当天气变冷时动物就已经处于营养不良的状态了（Begzsuren et al. 2004）。这些对帝国稳定所带来的影响是两方面的。一方面，它有助于属部的叛乱；另一方面，向唐朝输出成千上万的羊马作为贡品以换取和平协定，进一步耗尽了漠北的资源。此外，突厥的军事力量遭到了削弱，因为他们需要四处奔波去寻找食物来源。

东突厥汗国的政权似乎是迅速垮台的，但是对文献进行仔细分析之后就会发现，环境和政治因素共同影响了游牧民对自然灾害的应对方式。东突厥汗国很容易遭受到三重不同的打击。第一重打击来自于那些削弱、甚至挑战中央权威的政治同盟以及等级制度内在的不稳定因素；第二重打击是游牧生态总是遭受气候变化，而气候变化往往会带来自然灾害以及随之而来的牲畜和人口死亡；第三重打击是与唐朝的关系有关，它既可以成为突厥可汗的优势、也可以成为威胁，主要看双方的实力对比。626年唐朝还不能阻断突厥的侵袭，但是在627年唐太宗就开始在外交和军事上对突厥可汗展开攻势了。

毗伽可汗碑复制品（正面）

土耳其 安卡拉加济大学

以上的三方面作用在一起，造成了一个汗国衰落的趋势，而东突厥汗国内部的危机成为了既有矛盾（既有特殊的矛盾——视具体的情况而定，也有对于脆弱的游牧政权来说是普遍的矛盾）的一根导火索。突厥政治平衡的脆弱性，引爆了汗国瓦解的进程。不过，从本质上讲，不是自然灾害而是他们应对危机的措施所带来的后果，标志着突厥汗国的终结。尤其是突厥统治者对属部的横征暴敛，成为内部叛乱和投降唐朝的主要催化剂。唐朝深入漠北打击突厥的军事决心和能力，也是唐朝军队击败突厥可汗的因素之一。唐太宗当然会阻止颉利可汗重振军队（Graff 2002）。在军事上处于劣势时就主动退回到草原，一向是游牧民族所珍视的策略。然而，唐朝的轻骑兵，在配备了足以长期深入草原的粮草之后，便可以快捷地发动突袭。即便突厥汗国尝试了通过外交渠道与唐朝保持和平关系，但是最终唐朝皇帝在幕僚和突厥降人的劝说下，还是没有放弃这个终结对手的大好时机。

在极端的困境之下，颉利可汗仍然成功地支撑了三年，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的韧性。颉利可汗试图通过政治、外交、军事和经济手段，来平息国内的叛乱。同时，自然灾难的严峻和持续，让国内经济一蹶不振，这深化和加速了汗国的衰弱，最终东突厥汗国在内忧外患之下瓦解了。这股寒流发生在“古代晚期小冰河时期”（Büntgen et al. 2016, 2017）。公元536-660年之间（夏季）异常变冷，可以在北半球找到互相独立的证据。处于“古代晚期”和“中世纪”之间的“古代晚期小冰河时期”，很可能是由536、540和547年大型火山喷发所引发的（Sigl et al. 2015），并一直持续到660年，反映了海洋、冰面和大气之间互动循环的自然机制所发生的复杂互相作用。东突厥汗国的衰亡，只是“古代晚期小冰河时期”发生的众多社会经济、政治和人口变化的其中一个例子。

马耶夫斯基及其跨学科团瑞士阿尔卑斯山的格尼菲蒂冰川（Colle Gnifetti Glacier）上钻取的冰芯对异常天气的记录

Ann Gibbons,Eruption made 536 ‘the worst year to be alive’.Science362,733-734(2018).

总而言之，既有的证据，已经足以让我们充分地解释东突厥汗国崩溃的主要原因了，其中最重要的几点是：（i）东突厥汗国内部次级首领日渐增长的政治离心和敌意，这一点对于那些属部酋长、部落和氏族拥有半独立身份的游牧帝国而言，是始终存在的（Drompp 1991; Ecsedy 1977; Togan 2016），但是在经济危机之下，它可能会加速或加剧；（ii）突厥可汗军事实力的衰落，以及无力征收更高的税赋或武力威慑叛乱；（iii）唐太宗势力的增强和他的军事决心。我们可以设想，假如政治局势稳定、军事力量更加凝聚、与唐朝保持联盟关系，颉利可汗完全可以改变现状，能够提供足够的食物，那么他或许就可以撑过这段危机了。我们不可以过于片面地强调某种单一因素的作用，而是要在历史语境中来讨论气候的影响。游牧政权在政治上的脆弱性，以及唐朝在外交政策上变得更加进取和强势，同样也是关键的因素。

《西方突厥学研究文选》

陈浩 主编

商务印书馆，20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