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您知道平壤最抢手的工作是什么吗？"当我把这个问题抛给导游金小姐时，她涂着玫红色口红的嘴唇抿成一条线。那是我在朝鲜做交换教师的第37天，这个计划经济国度的职场生态，正像大同江的晨雾般在我眼前缓缓展开......
凌晨五点的平壤地铁站，我撞见了一支特殊的"上班族"队伍。头发花白的阿妈妮们背着竹筐，穿着胶鞋的脚掌在月台上踏出整齐的节奏。"这是合作农场的班车。"同行的崔老师压低声音，"他们要去三十公里外的青山里收白菜。"
这个场景颠覆了我对"国家分配工作"的想象。在朝鲜，18岁确实会收到人生第一份工作派遣令，但选择权就像平壤百货商店的进口巧克力——看得见摸不着。我的学生金哲浩展示过他的派遣通知书：平壤纺织厂机械维修员，岗位编号PC-0382。"我填的志愿是当飞行员。"这个参加过三次高考的男生苦笑着，"但父亲在煤矿工作，我就被分到工业系统。"
农村青年的命运更像被设定好的程序。在咸兴农村，我见过19岁的李英姬领到人生第一把锄头。这个能背诵《劳动新闻》整版社论的姑娘，因为家住合作农场三公里内，被编入第9作业班。"我们班37个人，去年种出700吨玉米。"她骄傲地展示着"千里马作业班"奖状，却悄悄问我："中国大学生真的可以自己选公司吗？"
"您猜猜这个值多少钱？"涉外商店售货员玉贞突然撩起衣袖，露出腕间一抹金光。当我报出"3000元"时，她笑得花枝乱颤："这是金策工业大学的校徽手表，黑市上能换两头牛！"
在朝鲜，真正的财富从来不在工资条上。崔老师月薪680朝圆（约合人民币45元），但她丈夫在对外经济省工作的儿子，能带回家整箱的中国方便面。这种"灰色收入"就像平壤的霓虹灯，白天看不见，夜晚却照亮半个大同江。
我在统一市场撞见过最魔幻的交易：穿军装的大叔用三包"七星"香烟换走一部华为旧手机，戴红领巾的少年兜售着印有迪士尼图案的袜子。巡逻的保安视若无睹——只要每月上交"管理费"，这些"资本主义尾巴"就能在计划经济缝隙中野蛮生长。
最让我震撼的是在元山港，渔民老金从渔船底舱搬出五箱冰冻带鱼。"这些是给特殊供应局的。"他搓着冻红的手，"剩下这些..."顺着他的目光，我看到市场管理员正在本子上记着什么，而他的秤盘悄悄往渔民方向偏移了五度。
平壤真正的"金领"藏在外务省那栋米色大楼里。我曾辅导过的学生朴贤宇，如今每天接触美元、欧元和比特币。"上周我经手了200吨无烟煤的信用证。"这个能说四国语言的年轻人，工资是普通工人的20倍。
但最让人羡慕的还是"三好职业"：医生、教师、军人。在妙香山疗养院，金医生白大褂口袋里总揣着瑞士巧克力——那是患者家属的"心意"。而负责我们安全的李上尉，每月能领到特供的"黎明"牌香烟，这在黑市相当于他半年工资。
有次我误闯进平壤妇产医院，看见护士们正在传阅《时尚》杂志。"这是香港客人留下的。"护士长快速收起杂志，"我们院长去中国进修过，能用针灸做剖腹产。"这些掌握特殊技能的人，就像揣着万能钥匙，能打开普通人难以企及的大门。
清晨的牡丹峰公园，70岁的朴大爷正在用自制的碳纤维鱼竿钓鱼。"这是用击落的美国无人机残骸改装的。"他狡黠地眨眼。退休金只有在职时45%的他，靠卖鱼每月能多挣3000朝圆。
而在南浦农村，金大娘的生活是另一个版本。每天天不亮，她就推着吱呀作响的板车，走二十里路到自由市场卖泡菜。"巡查队来了就说给孙子送饭。"她掀开棉被，露出底下藏着的二十个玻璃罐。这些罐子里不仅装着辣白菜，还有朝鲜老人对抗通胀的智慧。
平壤的退休生活则是另一番景象。在万寿台广场，我见过穿金日成勋章跳舞的大妈团，她们的绸缎裙摆价值堪比年轻人三个月工资。领舞的崔女士悄悄告诉我："我女婿在驻华使馆工作，这些布料是上海买的。"
学生金美善给我看过她手机里的秘密相册：绫罗岛的海滩派对、大同江上的摩托艇、羊角岛酒店的日料餐厅。"这些都是'钱主'去的地方。"她说。这个用着中国山寨手机的姑娘，通讯录里存着能搞到进口化妆品的"特殊朋友"。
最讽刺的是在凯旋青年公园，我看到穿阿迪达斯的孩子在玩碰碰车，而他们的保姆穿着补丁摞补丁的工装裤。导游说这些是"非富即贵"的家庭，他们的父母可能在香港有贸易公司，或者在罗先特区有股份。
当我结束任教准备回国时，学生送给我一本《劳动新闻》合集。翻开泛黄的纸页，某篇社论的标题赫然在目：《论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优越性》。书页间滑落一张字条，上面用娟秀的笔迹写着："老师，其实我知道平壤有LV专卖店。"
离开朝鲜那天下着雨，海关人员仔细检查我的每一本书。当看到《经济学原理》时，他停顿了片刻："亚当·斯密说过'看不见的手'对吧？"在我震惊的目光中，他笑着盖章放行："我们这儿，看得见的手更温暖。"
回望逐渐模糊的平壤站，我突然想起玉贞那块金灿灿的手表。在这个平均月薪不到700元的国度，有些人戴着价值两头牛的时光，有些人握着修补过三十次的搪瓷缸。或许这就是朝鲜式生存哲学：在计划经济的框架里，每个人都在书写自己的市场经济密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