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照
袁克定作为袁世凯与其原配妻子于氏的唯一儿子，从小便被寄予厚望，袁世凯对他寄予极大的希望，希望他能继承自己的政治遗产。袁克定积极响应，他是袁世凯的得力助手，还积极为父亲的帝王梦想奔走。
他出生于光绪四年，自幼体弱，经常因肺疾吐血，生命屡次受到威胁。尽管身体多疾，袁克定却展现出惊人的学识渴求，他精通中国古典文学，还掌握了英、法、德、日四种外语，其学问和能力在当时的政治圈中颇为罕见。
1901年，随着父亲袁世凯担任直隶总督及北洋大臣，袁克定也随家迁至天津。此后，他在赵尔巽推行新政期间，担任其军事参谋，涉足政治军事核心圈层。随着慈禧与光绪相继驾崩，袁世凯一度被罢官，这时袁克定担负起在京城为父亲搜集情报和策略的重任。
袁世凯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清政府面临崩溃。袁世凯被召回，任湖广总督试图稳定局势。袁克定虽然深知清政府的腐败败坏，强烈反对父亲回归旧势力辅佐清政府，但袁世凯最终还是选择了进京，参与国家大政。
在这关键时刻，袁克定透过杨度和梁士诒的介绍，接触到了当时被囚禁的汪精卫。对汪的政治才干和人格魅力，袁克定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在后来为汪的减刑与释放做出了巨大努力。袁克定不仅如此，还代表袁世凯与汪精卫商讨南北和解，坚定地支持父亲担任临时大总统的职位。
通过汪精卫的中介，南方的革命领导层渐渐接受了袁世凯的角色。在袁克定的积极运作下，他联系了段祺瑞、冯国璋等北洋军阀，最终促使溥仪退位，为民国的成立扫清了最后的障碍。
1912年，袁世凯被选为民国临时大总统，这不仅巩固了袁家的政治地位，也使得袁克定的影响力水涨船高。然而正当袁家权势如日中天之际，袁克定却在1913年经历了一次严重的意外：在前往彰德火车站的路上，他不幸坠马，造成右腿严重受伤，从此残疾。
这一事件虽然给他的身体带来了不可逆转的伤害，却并未能抑制他的野心。在那个清朝刚刚覆灭、民国初建的动荡时期，袁世凯的帝王野心愈发明显，他希望恢复帝制，成为真正的统治者。
袁克定深谙父亲的心思，明白在新的政治气候下，恢复帝制将面临巨大的阻力。为了支持父亲的野望，袁克定利用康复之机前往德国，接触到了欧洲的政治圈。在德国，他不仅获得了皇帝威廉二世的亲切接见，还成功获得了德国对袁世凯帝王梦想的暗中支持。
袁克定晚年合照
得到了国际支持的袁克定和袁世凯的信心大增。回到国内后，袁克定开始更加积极地介入政治和军事事务，参与组建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并执掌模范团团长职务，以此来构建自己的军事势力。
尽管袁克定努力扩大影响力，但他在军界的进展并不顺利。时任政坛重要人物如段祺瑞、冯国璋等均对袁世凯的复辟帝制持反对态度，他们认为这会威胁到自己的地位和权力。面对这些反对声音，袁克定并没有放弃，反而更加秘密地推动父亲的帝制复辟计划，希望通过任何必要的手段来实现这一目标。
在1915年的寒冷冬季，袁世凯策划了一场精心设计的请愿活动，意图为自己的帝王梦铺路。这些请愿团看似民意的代表，实则是袁世凯以金钱筹集而来的一群无关民意的人士。在这样的操作下，袁世凯多次表现出谦逊，终于在所谓的“民意”面前屈服，接受了皇帝的称号，并宣布将中华民国改为中华帝国，预定1916年作为洪宪元年，启动君主立宪制。
合照
此后全国多地爆发了强烈的反袁运动，其中蔡锷和唐继尧在云南率先宣布起义，掀起了护国战争，贵州、广西等地迅速响应。面对全国各地的反抗，袁世凯深知局势已不可挽回，被迫宣布放弃帝位。尽管撤销了帝号，南方的抗议和军事行动并未因此停止。短短两个月内，袁世凯因压力和失望引发疾病，终因尿毒症去世。
袁世凯称帝的企图在民主意识逐渐深入人心的大背景下显得尤为荒谬。在这一过程中，关键的推手无疑是他的长子袁克定，他的行为几乎可以被描述为典型的“害父”。袁世凯称帝后，袁克定作为长子本应继承太子之位，甚至梦想在父亲过世后继承皇位，他极力劝说其父称帝。
为了推动其父尽快登基，袁克定甚至采取了一些极端措施，如操控媒体报道。这些行为最终被袁世凯得知后，引来激烈的责骂：称他为“误国孽子”。袁克定不满足于父亲仅是大总统的地位，心中总认为袁世凯应更进一步，达到帝王的高度。在袁世凯对外关系处理和政治操作中，袁克定常常扮演翻译和顾问的角色，加深了他对权力操作的理解和渴望。
袁世凯
不幸的是这场政治闹剧耗尽了他的精力和健康，仅仅83天后，袁世凯因病去世，使得袁家族迅速走向衰落。袁世凯去世后，作为长子的袁克定继承了家族的领导权和大量财产。
袁克定从宫中搬运了大量的古董和珍宝到河南彰德的家族庄园，本以为这些珍宝可以为他的晚年提供保障。然而不久这些珍宝在运输途中就被军阀冯玉祥扣押并没收，导致袁家的经济状况急剧恶化。
尽管政治上已无可能再有所作为，袁克定作为袁世凯的嫡长子，还是被时代所尊重，得以保留了一定的尊严和安宁。但由于缺乏有效的财务管理能力，他很快就将手中的巨额财富挥霍一空。
合照
1936年，日本加紧对华北的控制，亲日势力王揖唐等在《唐报》上发表宣言，推广“华北自治”以支持日本的政策。袁克定被错误地列为该声明的签名之一。然而，袁克定迅速在报纸上发表声明，坚决否认与该声明的任何关联，并且公开表明自己的立场，拒绝与日伪政权合作。这一勇敢的行为使他受到了广泛的赞誉，也让他成为了日本人的眼中钉。
虽然他后来被日本人列入黑名单，生活受到严密监视，甚至一度面临生命威胁，但在汪精卫的斡旋下，日本人最终未对他采取极端措施。袁克定的这一系列行动，虽然导致他的政治生涯提前结束，但他坚定的爱国立场为他赢得了尊敬和纪念，成为一个复杂时代中的爱国者形象。
1937年日本陆军的高官土肥原贤二曾尝试通过私人关系拉拢袁克定加入华北的伪政府，但袁克定坚持自己的立场，用健康和年龄作为理由婉拒了这一提议。尤其是当《新民报》错误地将他的名字列入支持“东亚新秩序”的声明中，袁克定极为愤怒。
他立刻向媒体发信澄清，但当地报馆因为害怕日本的压力，拒绝刊登他的澄清声明。幸运的是得到了一个同情中国的日本人士野崎城近的帮助，袁克定成功地公开声明反对这一错误信息。
河南彰德的家族土地曾面临被卖给日本人的压力，袁克定坚决拒绝，强调这是家族的根基，不应被出卖。他的这种行为显示了他对家族和民族的责任感。即便在家族财富减少，自己的生活陷入困境时，袁克定还是坚守了自己的原则，拒绝与日本人合作。他曾言：“与日本人合作可能短暂带来利益，但一旦被骂为汉奸，那将是永远的耻辱。”
1938年，为了远离战乱和政治纷扰，袁克定携家带口搬至风景宜人的颐和园附近安居。在那里尽管家境已大不如前，但袁克定依然保持着高贵的生活态度。他的日常充满了书画和晨间散步，尽管餐桌上不再有昔日的鱼肉，只有简单的蔬菜和咸菜，但他依然保持着从容的姿态。
合照
当日伪势力得知袁克定经济困难时，他们再次派遣使者，试图用高价购买袁克定在彰德的老宅作为诱饵，希望通过经济利益使他屈服。袁克定却深知这是日伪的一种策略，坚决拒绝了这一提议。他明确告诉日本人，那座老宅是家族的传承，他无法出卖祖辈的遗产，更不会因为金钱出卖自己的良心。
1945年抗战胜利之际，将军傅作义亲自拜访了袁克定，对他在战时坚持不屈不挠的精神表示极大的敬意。袁克定面对赞誉，只是淡淡一笑，向傅作义表达了自己的感慨，他说：“我的一生中犯过不少错误，但能坚持到底，拒绝成为敌人的帮凶，这是我最自豪的事情。”
合照
战后袁克定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他的子女甚至卷走了他的所有财产，使他的生活更加困难。感受到表兄的困境，张伯驹邀请袁克定与自己同住，尽自己所能提供生活上的支持。
袁克定在张伯驹家中度过了相对平静的晚年生活，他避开繁杂的社交活动，大多时间在自己的房间内阅读或沉浸于棋艺研究中。尽管家中常有来往客人，袁克定却保持一定的距离，过着隐居般的生活。
毛主席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章士钊作为毛主席的密友和文史馆馆长，他了解到袁克定的艰难处境后，感到非常震惊。在一次与毛主席的交谈中，章士钊提出了让袁克定加入中央文史馆的建议，希望通过党的帮助使他能够有尊严地生活。
毛主席在听取了章士钊的汇报后表示同意，并指出尽管袁克定有过去的错误，但其在抗战期间的表现证明了他的民族立场。毛主席决定提供一定的生活资助，帮助袁克定渡过难关。
袁克定随后被安排在中央文史馆工作，每月有稳定的收入。毛主席的关怀不仅仅体现在经济上，还在精神上给予了袁克定重生的机会。袁克定在接下来的年月里，虽然生活简朴，但比之前更加稳定和安心。他直到1958年在北京逝世，都保持着对国家和民族的忠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