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可以说是明朝最为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以及哲学家。他不论是诸子百家，还是佛道之教都有所涉猎，并且一些领域还称得上是精通。

王阳明提出的主要学说思想王学也被称为阳明学，可以说是有明一代有着最大影响力的哲学思想。

这一思想学术不仅在我国十分的出名令千万后人传颂，而且他的学术思想后来还传到了日本、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等国。

王阳明立德、立言于一身，他在思想领域所作出的成就也被认为是冠绝有明一代。

王阳明心学也被称为是儒家哲学的集大成者。

王阳明秉承儒家道统基础上，吸纳了佛、道等诸家之所长，逐渐从儒道之间构建出了属于自己的阳明心学。

王阳明在经历龙场悟道的生死契机下提出“心即理”象征树立了自己的心本体，同时利用自己独特的“知行合一”思想提供“心本体”学以致用的可能，最后再到“致良知”的功夫落实。

经历这三步之后王阳明成功构建了一门通过“知行合一”而打通本体论和修养论的“心学”体系。

而王阳明正是凭借着对“心”做了“知行合一”的一套创新体系，为自己的“心即理”的“心学”思想打造了十分坚实的务实基础。

而王阳明所提出的“知行合一”这一命题也让后世人竞相理解，以至于此命题自提出之日起直到现在，人们仍旧在一直争论不休。

王阳明所处的明代中叶，社会可以说是处在极具动荡之中，不断出现的农民起义以及边关少数民族的暴动此起彼伏，在中央之中还有各地藩王之间的内江，明朝宦官与前朝大臣之间的争权夺利也是激烈复杂。

在政治上，朝廷官员结党营私，导致政治一片腐败。

在经济上，在明朝后期在民间出现了一些资本主义萌芽，使得在我国传承两千多年的传统道德观念开始异化，除追名以外逐利成为社会人民的最大追求。

在文化上，明朝沿袭原先宋朝的程朱理学作为官方学术思想，不断推行“存天理，灭人欲”的观念，

对于朝廷人才的选拔任命也是更加重视笔墨上的文采，而对实际上的品行道德有所轻视，直接导致了朝廷官员形成“知行分离”的结局。

自从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就开始继续使用以儒家经典为主体，利用程朱理学的注解当作辅助这样一套学习体系。

明成祖朱棣上位之后亲自御临，再次利用程朱作为科举学子们学习的标准，先后编撰了三部结合儒家经典的《大全》，这就是所谓的“合众途于一轨，会万理于一原”，与秦始皇当年的“书同文，车同轨”有异曲同工之妙。

致使“ 使家不异政，国不殊俗”。

为了迎合朱棣的这一想法决策，自此以后明朝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以及考试命题的范围被彻底规范在了这三部《大全》之中，参加考试的学子们只能按照这些注解答对，不能参杂自己的个人想法。

在明朝这样的科举政策之下，天下学子为了考取功名利禄，只能僵化的背诵程朱的注释、语录，从书本上钻研书上的书写方法，还在物体上考察教材的侧重点，

除此之外还对题目进行类型上的比拟”，以至于“记诵之广，适以专其傲也 知识之多，适以行其恶也闻见之博，适以肆其辨也 辞章之富，适以饰其伪也”。

意思就是自己写出来的文章或者文笔尽管非常华美规范，但却没能体现出自己一丝一毫的心中所想，

以至于做官步入仕途之后的官员们大多心中所想与手下所作无法做到统一，丢失了作为一名朝廷官员的意义所在。

王阳明出身于江南社会中层，大明王朝现在所浮现的种种矛盾有了一个非常深刻的认识，并且在分析原因的时候认为导致这些矛盾开始浮现的根本就在于现在社会人民从小接受的思想就是非常僵化的，

这导致一代代人民的品行道德开始逐渐下降，知识和品行无法结合到一起。

王阳明说到底也是明朝的一位忠臣，为了维护现在封建王朝可以说是接近摇摇欲坠的统治，同时为了纠正已经严重偏航的社会风气，彻底消除“知行分离无法结合”的朝廷普遍现象，王阳明怀揣着这样的目的最终提出了“知行合一”的思想。

其实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古代的活跃的思想家们就开始了对知行关系的不断讨论，

例如在《尚书·说命》中就对这种“知行关系”有所记载：“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尚书》把知行分为两个方面来讨论其不同的特点。

在此之后的漫长历史长河之中，我国古代先哲们并没有停止对“知行”的讨论与总结，

尤其是在先秦诸子百家、百家争鸣时期以及在宋朝程朱理学被提出之后古人对于“知行”的探讨达到了顶峰时期，

而历史中先贤们对于“知行”的诸多讨论以及流传下来的典籍，逐渐为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观念奠定了雄厚的思想基础。

王阳明心学之中将“理”融于“心”之中，因此就这样“心”成为了形上、形下的最高范畴，按照王阳明的话来说就是“心即理”。

“心之体，性也；性即理，故有孝亲之心，即有孝之理，无孝亲之心，即无孝之理矣”。王阳明认为“物者事也。

凡意之所发必有其事；意所文道纵横在之事，谓之物”，意思就是说“心”之使用流行而生万物，同时利用“行”来构造万物。

此时的“行”就是“知”，“知”就是“行”，即“知行合一”，也就更不需要实践修为的功夫，此乃圣人者。

可以看出来王阳明所谓的“知行合一”是通过身体力行领悟所得，而不是像程朱理学那样所言通过“格物”而获得的。

王阳明处在生死关头之际直面本体，从自己的本心出发而领悟了“知行合一”的真谛。

所以他的“知”“行”显然不是主客关系，而是“体”和“用”的关系。

因此，王阳明口中的“知行合一”本质上就是孰先孰后的定义，其实知行本质上就是一个层面的产物，不过同时它们也有所区别，在于“心”的指向不同，

如果是指向内部的话就是“知”，指向外界实践的时候就是“行”，正因如此王阳明才说“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

王阳明给“实践知行”赋予了一种更新的意义，即实践是兼知兼行的，可谓“知行合一”。

可以说，王阳明通过“知行合一”这一理念成功构建了心学体系的道德形而学。

王阳明的“ 知行合一”理念实际上刚开始是针对程朱的“ 知先行后”理念而提出的。

这是因为宋朝程颐曾经说过说“ 故人力行，先须要知。

譬如人欲往京师，必知是出那门，行那路，然后可往，如不知，虽有欲往之心，其将何之”强调先要知了

然后才能行，“须是知了，方行得，若不致知，怎生行得 勉强行之，安能持久”因此程颐认为“ 君子之学，必先明诸心，知所养，然后力行以求至”。

很显然，程颐的主张是就是“知为先，行为后，知为本，行为次”。

而后朱熹也承袭了程颐的思想，更明确地宣称“论先后，知为先”，这也为后世确定了这样的做事理念。

但是王阳明并没有像其他读书人一样盲从程朱的观念，而是从道德意识与道德实践的层面上分析并且反驳了程朱的观点。

王阳明认为程颐与朱熹分裂了“知与行”，影响了后世士人空谈理论却不付诸行动，正所谓“终身从事于无用之虚文，而不敦笃其行”。

这种程朱理学“先知后行”对后世王朝造成的伤痛已经是积重难返。

而必须去除而对症的良药，就是王阳明所提出的“知行合一”。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知道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理念并不是为了讨论关于“知行论”上的理论与实践的问题而提出的，这不是王阳明这个理念的着重点。

他所说的“知”是知是知非的良知，即先天的本然的道德意识。

而他所说的“行”是不学而能的良能，也就是原本的一种道德品行。

他的知行学说的是道德品行的先天、自觉性以及主观能动性。

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程朱理学延绵后世的弊端，同时缓解了诸多弊端对国家社会所造成的影响。

王阳明通过“知行合一”的命题，将“心”的发用流行看成一体，并且重新定义了“知”与“行”两者的含义，进而把善恶全都诠释为心之发动。

也正因如此王阳明把“心即理”的形上界落实到事物界的实践中，从而为“致良知”的修行功夫是道德的实践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前提。

至此，王阳明通过“知行合一”的命题才构建了自己影响深大的“心学”体系，成为了有明一代陆王心学集大成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