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1939年3月任晋察冀军区参谋长，到9月上旬就离开了，共7个月时间。聂司令员是一个全面人才，军事上有指挥才能，政治工作经验丰富。我作为军区参谋长，协助聂司令员工作，深感能力弱，有点抱愧。我曾对聂司令员说："我担任参谋长能力不够，有机会请另选贤能。我当个副手可以。"我任参谋长期间，最主要的是召开了一次军区参谋长工作会议。各军分区参谋长、团参谋长、各单位的作战参谋等100多人在军区驻地开了6天会议。我首先作报告，内容是怎样当好一个参谋，然后讨论、总结，聂司令员最后讲了话。
唐延杰在军区教导团三个月后又回来了，他对参谋工作很熟悉。我说："你搞就行了。"我们正副手之间相处得很好。以后聂鹤亭来了，先是安排任一个军分区司令员，后来冀中军区政委程子华到路西开会，因天下大雨，闹洪水，回不去，呆了一个多月。聂司令员同他商量后给军委发了电报，把我的工作变动了一下，由聂鹤亭任晋察冀军区参谋长，唐延杰任副参谋长，我到冀中军区任参谋长。
我自1931年宁都起义参加了红军后，因为连年战争，长期与家庭没有联系，胞兄来队告诉我，道蕴以为我已打仗牺牲，生活无着，带着女儿改嫁了。
聂荣臻司令员颇为关注我的婚姻大事。他早已和夫人张瑞华酝酿过，认为我和晋察冀边区妇救会主任田秀涓虽然性格不同，但有可能成为般配的一对。张瑞华委托比田秀涓大几岁的女友刘光运做田秀涓的工作。
有了聂司令员的"穿针"，又有了张瑞华的暗中"引线"，加之刘光运鼎力督促，我和田秀涓的婚事拉开了序幕。通过几个月的通信和接触，互相诉说了各自的经历，增进了了解，表达了爱慕之情。我们两个人最后商定，1939年9月15日为我们的结婚日。结婚那天，我们在阜平县城南庄一间普通农舍里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屋子虽小，到的人不少，气氛热烈。林铁同志代表晋察冀边区党委出席婚礼并讲了话。
完婚三天后，我于9月下旬，由冀西地区向东越过日伪控制的平汉线，10月初抵冀中军区任参谋长。
冀中军区面积18万平方公里，人口800万，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原东北军第53军691团在团长、中共党员吕正操率领下挥师抗日，改编为人民自卫军，发展成一支号称10万人马的大军。1938年春，建立冀中区党委，黄敬任书记、吕正操等为委员，随之成立八路军第3纵队兼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政治委员程子华，政治部主任孙志远，下属5个军分区。
地处平、津、保三角地带的冀中军区，犹如一把钢刀插在敌人心脏。我到任后，正赶上冀中军区在武强县南代、北代村召开政治工作会议。我放下行装，出席了会议。我到职后，原任参谋长的李英武改任副参谋长。
10月至12月，日军对冀中地区进行了三次区域性"扫荡"，均被我英勇的冀中军民打退。三次反"扫荡"，冀中部队共作战60多次，杀伤日伪军2500余人。冀中部队打了许多漂亮仗，如三尚庄伏击战、刘庄伏击战、神堂防御战等，在实战中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
1940年初，日本帝国主义大力加强在华北的兵力，对华北的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的"扫荡"，企图巩固已占领的地盘。与此同时，蒋介石命令朱怀冰、庞炳勋、石友三、高树勋等部，向我晋东南和冀南抗日根据地进攻，企图侵占我华北各抗日根据地，限制我党力量的发展。
为严厉打击顽固势力，根据共中央、八路军总部命令，晋察冀军区派出两个团和冀中军区警备旅1团、2团，参加讨伐朱怀冰、石友三的战役。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到路西随聂荣臻司令员一起南下，到达晋东南八路军总部。
三月中下旬，晋察冀军区又抽调冀中军区第16、21、22、23、24等5个团及第120师第3支队和津南自卫军，组成南进支队，在程子华政委率领下，浩浩荡荡开赴冀南地区。加上冀南我军，一共集中了25个团的兵力，由宋任穷、程子华共同指挥，以强大的功势，给石友三顽军以坚决的打击。
司令员吕正操和政委程子华走后，家里只剩下区党委书记黄敬、政治部主任孙志远和我，以及两个营加一个连的武装。
不久，日寇获得我军区主力南下的情报，得意忘形，妄想借此机会一举消灭冀中军区与区委机关。敌人经过紧张准备，调集第110师团、第27师团、独立混合第8旅团，共37000人，兵分9路，气势汹汹，向冀中合拢包围。
当时，我们住在肃宁县南宋村、北宋村一带，紧靠一条河，情况万分紧急。我与黄敬、孙志远立即商议对策，决定从刘钵桥以东、献县以北子牙河岸，开向河间、大城和青县地区的八分区所在地。
这时冀中军区直属单位、冀中区党委首脑机关以及群众团体有一万多人，是一支相当庞大的队伍，但是真有战斗力的只有两个营加一个连。我与孙志远和黄敬三人感到肩上责任重大，带领这么一支队伍要冲出日寇的9路包围，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出发前一天晚上给八分区发去电报，第二天傍晚就行动，可是迟迟得不到回声。我们决定队伍立即出发，留下一个排守电台继续呼叫。直到我们走出十几里路，才接到八分区的回电。万万没有想到八分区也告急，那里战斗也很激烈，希望军区与区党委机关不要撤到他们那里。同时告诉我们，日军已发现了我们的行动，在通往八分区必须路经的那条河的桥上，日军增设了一个营的兵力。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情况，我马上与黄敬和孙志远蹲在土坡下摊开地图，召开三人紧急会议。我果断地表示："两个营和一个连是咱们仅有的武装，现在前进不行，往回走又不行，那就向西吧。"我拿起红铅笔在地图上一标，路线就确定了下来。
在我的率领下，一万多人的大队伍立即改变方向，迅速向西前进，于第二天拂晓进到敌人的据点之间。远远望去，大碉堡、小碉堡相距不远，铁丝网、交通壕横七竖八，碉堡内不时地传出枪声。我马上派出侦察兵，选择一段两碉堡之间相距较远的开阔地，作为部队的突破点。我对团长刘景义说："现在北面是三个碉堡，南面是两个碉堡，你们北面一个营要对付三个碉堡内的敌人，南面派一个连的兵力，对付两个碉堡内的敌人，其他战斗连掩护大队人马，跑步通过敌人封锁区。"我最后强调一句："只要碉堡里的日军开枪，就立即用火力压住他们，保证我们大队不要乱。"
但一万多人要冲过敌人的碉堡群，实在不容易，所以也做好了思想准备，如果敌人两个碉堡同时开火，我们的人肯定要有牺牲，但是现实情况只有一条路，冲过碉堡。我与战斗部队随时准备应付出现的情况。
这时已是上午9点多钟，但太阳躲在云层里，大地显得一片昏暗。我站在土岗子上一看，一万多人的队伍，真是浩浩荡荡。当敌人发现黑压压一大片，铺天盖地向他们碉堡前冲来时，竟被吓得不知所措，连枪也没敢开。就这样，我们带领一万多人顺利通过了这段危险地区。
队伍没走多远发现一条小河横在面前，水深流急，河上无桥，这一万多人的队伍怎么过去呢？我立刻派骑兵班选出六名骑手，分别沿河向南北两个方向找桥。如没有桥，会水的人就要游过去，钉上桩子，然后用绳子拉过去。不大一会儿，有三名骑手回来报告：在五里远的河上发现有一座石桥。我十分高兴，称这座桥为"救命桥"，遂命令大部队立即从桥上通过。
下午两点多钟，队伍到达一个有一两千户人家的大镇，叫子位镇。一万多人的队伍很快进入宿营地。饭也没吃，躺下就睡了五六个小时。
到了晚上八九点钟，我把黄敬、孙志远请来商量。我说："咱们受敌9路围攻，有两处的炮声越来越近，最好今天下半夜要突出它三四十里路，等明天再走就晚了。"这一万多人要分成三股。我说，老黄你带一股，把副参谋长、作战科长配给你，把一个营配给你。我带两个连就够了，一个开路，一个我掌握，另一个营交给老孙。但商量了四五个钟头，到下半夜一两点了也未解决，因为我们团结，他俩都坚持同生死，共命运，死也要死到一块儿。这时我说，明天咱们再说吧，就睡觉去了。
第二天，已有三股敌人靠近。我考虑了半天，这怎么办？要保证我们的直属机关、领导机关和后勤机关不受损失，让敌人扑空，在必要的时候就要过路，不过路不行，咱没有战斗力，一个团才两个营嘛。这一万多人啊，铺天盖地，浩浩荡荡，这了得吗？第二天我就告诉作战科，今晚6时出发，夜里12时过铁路，拂晓前进到行塘山边上，便于宿营，如果天亮后这一万多人的队伍被敌人的飞机发现就麻烦了。幸好这天半阴半晴，没有敌人空军捣乱，真是天公作美。
布置好之后，到了晚上六七点钟，我把黄敬、孙志远请来。我说："司令员、政委不在，原来讨论了半天又没有结果，今天参谋长就是司令，我决定过路，你们还有什么意见？"他们两个人都表示："你参谋长是司令的代理人，我们听你的。"我说："好，就这样决定了。"
此时侦察员报告：日军包围圈已渐渐缩小，9路围攻变成了13路包围。远处隆隆的炮声已听得清清楚楚。我们率部队直奔平汉铁路。当时，铁路线是日军活动最频繁的地段，常常有铁甲车来回巡逻，稍有不慎，就会造成损失。
我们一万多人的大队人马，用了一个多小时走到靠近铁路边的一个庄子，叫明月店。这时侦察员跑来报告，铁路上，没有发现日军的铁甲车。我抬头望望天空，发现月亮从厚厚的云层里钻出来了，皎洁的月光撒向了村庄、铁路与平原，它给部队帮了大忙。我马上命令大部队跑步前进。部队终于顺利地到达唐县一带的山边上。一万多人没牺牲一个，全部安全跳出平原来到山区。
在山边上刚住下两天，冀中一个分区政委发来电报，说"司令、政委南下讨贼，你参谋长带着党、政、军机关进入山沟，是何道理？"话很难听。我将电报给黄敬、孙志远看后就压起来了。黄敬是党委书记，感觉行动也没有和上边通气，责任重大。我说："通什么，还等请示啊？回来以后我汇报一下，发个电报，说我已安全进入山岳地带，现进行一个月休整，这就行了嘛。"
黄敬决定带孙志远去阜平县台峪村向北方分局书记彭真汇报。我说："可以，你俩去，我在家。"于是他俩骑着牲口，经过两天行程，到了彭真同志那里。停了大约10天，他俩高高兴兴地回来了。说彭真同志完全赞成我们这个动作。彭真同志说："毛主席说过，平原站不住就到山沟来。你们这一行动是对的，符合毛主席的思想。"敌人疯狂"扫荡"，千方百计寻找我们的领导机关，这次又叫他扑了空，保护了领导机关一万多人的安全转移。如不这样搞，我们党、政、军机关将受多大损失。这就叫当断就断，不断反受其乱。
后来，我们制定了两个月的训练计划，在唐县南大碑、北大碑进行军事训练。到了5月底，聂司令和冀中军区吕正操司令都回来了，见面后我把情况一说，吕司令也没有什么意见。到了9月上旬，利用青纱帐，我们一万多人回到了冀中。
【孙毅（1904-2003），河北省廊坊市大城县人，曾用名孙俊明，毕业于河南陆军军官学校。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十四军谍报科科长，第四十一师参谋长，红军学校教员，粤赣军区第二十二师参谋长，军委教导师参谋长，红军学校作战科科长，国家政治保卫团参谋长，红三军团教导大队大队长、教育科科长、侦察科科长、作战科科长，红一军团教育科科长、军团参谋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大队大队长，晋察冀军区军政干部学校校长，晋察冀军区参谋长，冀中军区参谋长，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二分校校长兼晋察冀军区训练部部长和教育训练委员会副主任，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冀中军区代司令员、司令员兼晋察冀军区第七纵队司令员，河北省军区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高级步兵学校校长，华北军区副参谋长，中央军委军校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外训部副部长，军委出版部部长，总参谋部军训部副部长，总参谋部顾问。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2003年7月4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