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初，小平同志已经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位置上基本退了下来，只保留了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从行政职务上退出之后，邓小平的精力更加集中于对国际形势的研判上，在1980年代末危机四伏的国际风云中，新中国走的每一步都让他煞费思量。

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成为苏联新的领导人，此时的苏联由于长期奉行穷兵黩武的政策内外交困，戈尔巴乔夫不得不提出“改革新思维”，即以对话代替对抗，苏联军事力量开始全面收缩。

苏联军队撤离之后，西方势力随即渗入东欧，在以波兰为主的社会主义各国引发大严重动荡，1988年8月，波兰发生大规模罢工，政府不得不向反对派“团结工会”妥协，同意反对派参加议会选举。

在匈牙利、罗马尼亚、东德、保加利亚、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各国暗流涌动，相继发生了示威和罢工运动。

此时苏联要想在欧洲和亚洲两个方向维持其地位已显然力不从心，为此，戈尔巴乔夫开始寻求与中国和解。

戈尔巴乔夫内外交困

在看到苏联递来的橄榄枝时，邓小平考虑的问题比一般人更深、更远。

中国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自己的和平发展，要和平发展，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为中国做强自己，提高国力创造稳定的外部环境。

1970年代末期以来，小平同志通过一系列令人叹服的外交和军事布局迅速打开了中国的外交局面，在美苏两大国之间游刃有余，同时有力地维护了中国自己的利益。

改革开放十年了，但时间还远远不够，中国要做的事情，要解决的问题依然很多。

随着苏联越来越衰弱，持续了40多年的冷战结束已成定局，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获胜只不过是时间问题了。

一旦西方在冷战中全面胜出，中美之间自1979年建交以来的蜜月期是否还能维持非常难说，那样的话中国在世界上又会处于遭到西方围堵的不利局面。

1984年美国总统里根访华

眼下外部的最大挑战是，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并不太理想：虽然苏联在北方边境的驻军陆续撤退，但南方和越南在老山地区的轮战已持续了整整4年，硝烟仍未散去，每天仍有伤亡。

东北方向，与韩国之间的关系因为朝鲜的存在而依旧处于非正常状态，与日本虽然有一定合作，但日本对外政策追随美国的立场短期内不可能改变。

还有西南方向笼罩喜马拉雅山的巨大阴影：中国与印度之间的陆上边界长达2000多公里，自1962年武装冲突以来虽已过去了20多年，但两国依然心存芥蒂，小摩擦不断。

尽管印度国内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其军队的战斗力也并不突出，但其作为南亚次大陆第一大国的地位却是不可动摇的。

此时的印度拥有8亿多人口，在世界上仅次于中国，最关键的是其人口结构十分年轻，国内大多数人都还不到30岁。

这样庞大的年轻人群意味着取之不尽的劳动力和相当可观的创造力，这也是印度最不能小觑的地方。

印度首都新德里

综合国力方面，1987年中国的GDP为2729亿美元，而当时印度GDP为2790亿美元，两国在经济总量方面不相上下，论人均GDP印度还略高于中国。

从地缘格局来看，印度的一只手臂张开在克什米尔地区，另一只手臂张开在藏南地区，对我国新疆、西藏两个自治区形成包抄之势。

因为印度这个国家从尼赫鲁时代就开始奉行“两边倒”的战略，既与苏联交好，又与美国接近，从美苏双方都捞足了好处。

西方想要从战略上全面围堵中国，就很可能会找到印度，从陆海两个方向对我们形成包围圈。

如果喜马拉雅山两侧的紧张局势持续下去，未来中国在面临来自海上的威胁时还得同时提防来自背后的威胁，这对将来的中国人民来说是相当麻烦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一个大国不能同时在两个方向与两个大国为敌，这是毛主席从美苏冷战中得出的教训，也是他留给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

在边界对峙的两国军人

这个道理小平同志自然也十分清楚，但这不代表中国要靠牺牲国家民族的利益去讨好谁。

小平同志并不怕斗争，他们那一代毛主席带领下从腥风血雨、尸山血海中走过来的开国元勋，深知“敢战方能止战”的道理。

早在80年代中期小平同志就鼓励全国人民：

“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我们绝不能示弱。你越怕，越示弱，人家劲头就越大。并不因为你软了人家就对你好一些，反倒是你软了人家瞧不起你。”

为了国家的最高利益，斟酌再三小平同志还是决定亲自出面，在冷战结束前为中国先把印度这个不稳定因素处理好。

1950年4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印度共和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此时距离新中国成立才刚刚半年，而距离印度从英国殖民统治下独立（1947年8月15日）也才过去了两年多时间。

尼赫鲁与周总理

这两个新生的、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在争取国家振兴、民族独立的共同诉求下很快展开了一系列合作。

1954年6月，周恩来总理先后访问印度和缅甸，在中印和中缅会谈中首次提出将“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这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家关系的准则。

1955年4月，受印度、印尼、巴基斯坦、锡兰等五国邀请，周恩来总理率中国代表团出席在印尼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并再一次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受到与会的亚非各国代表的一致赞誉。

万隆会议算是印度为新中国在外交战场打出的一记助攻，帮助中国显著地提升了国际影响力，在会议结束后不久，尼泊尔、叙利亚、埃及、也门等亚非国家相继与新中国建交。

然而，尼赫鲁的野心不仅是要成为第三世界国家的领袖，还要建立一个领土囊括整个印度次大陆和喜马拉雅山脉，影响力辐射东南亚和非洲的大帝国，从而把印度洋真正变成属于印度的海洋。

到那时，印度就可以称霸亚洲，并且挑战世界两强，成为真正的第三极。

阅兵式上的印度军队

只可惜，尼赫鲁的野心与印度这个国家的能力并不相称。

从1950年代中后期开始，印度就围绕两国接壤的边界划分问题向中国提出一系列无理的领土主张，并非法地持续蚕食中国领土。

这种严重损害两国关系的行为终于导致在1962年年末双方爆发大规模武装冲突，在约一个月的交战中印度军队被打得丢盔卸甲，溃不成军。

总算中国政府在解放军越过喜马拉雅山，俯视印度河平原时主动宣布停火，这才给已经准备连夜跑路的印度政府保留了一点颜面。

尽管在战场上大败亏输，但尼赫鲁也绝非一个头脑简单的莽夫，军事上的惨败令他认识到：就算口头上不承认失败，但如果继续公开与中国为敌将会给印度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据时任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院长的谭云山先生回忆，就在中国政府宣布单方面停火大约一个半月后的一天，尼赫鲁来到国际大学主持毕业典礼。

野心破灭使尼赫鲁骤然苍老

当时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尼赫鲁可能会发表一篇措辞激烈的反华演讲，但他却出人意料地说表示：

“你们有中国学院，有著名的中国学者，这会使你们经常记住，你们现在和将来都不会与伟大的中国开战……如果你们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或者她那数亿人民是你们的敌人，那就不对了……”

在场的中国学者们顿时感慨万千。

这番话充分体现了尼赫鲁作为一个高明政治家的眼光和手段，至少他并没有因仇恨迷失了方向，反而试图通过一些非正式场合向中国释放缓和的信号。

无论如何，这次战争的失败对尼赫鲁的雄心壮志造成了沉重打击，仅一年多以后他便因中风猝然去世，印度崛起为世界一流强国的前景也随着这位政治强人的陨落成为梦幻泡影。

尼赫鲁是理性的，但其他印度人却未必了，在长达近30年的时间里，印度举国上下在谈论中印关系时都被耻辱感和悲情所主导。

枕戈待旦的印度军队

加上60年代中苏关系的紧张以及中国与巴基斯坦关系的升温，进一步使得中印两国关系陷入低谷，外交关系一度由大使级降为代办级。

1980年1月，尼赫鲁之女英迪拉·甘地第二次当选印度总理，这位有着“铁玫瑰”之称的女强人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一上台便将计划部长、国防部长、原子能部长的权力抓在自己手里。

在稳固内部之后，英·甘地开始着手调整对外关系，由于认识到中印关系是印度崛起道路上不可回避的问题，也是外交上的重要加分项，在她第一个任期的末期即1976年，印度重新向中国派出了召回多年的驻华大使。

1980年2月，英·甘地刚刚当选后不久，便前往贝尔格莱德参加了南斯拉夫总统铁托的葬礼，并见到了同样来参加葬礼的中国领导人。

这是20余年来中印两国领导人第一次会面，双方一致同意重启经贸合作对话和边界问题谈判，然而，当中国代表团来到新德里时，英·甘地的态度却发生了变化。

她认为在领土问题上占中国的便宜更有利于巩固自己的地位，因此先是坚持要先谈边界问题，后来又说要和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会面商谈确定两国的边界。

号称“铁玫瑰”的英迪拉·甘地

作为一个从1950年代就和毛主席、周总理、刘少奇等中国领导人接触的政坛老手，英·甘地对邓小平并不陌生。

况且1978年邓小平访问尼泊尔时就曾会见过时任印度外长的瓦杰帕伊，并请他带信给英·甘地：中印两国应该改善关系，没有理由不友好、不改善两国之间的关系。

但是，英·甘地对于直接回应邓小平的倡议却犹豫不决，这是因为此时印度国内民族和宗教矛盾激化，牵制了她大部分的精力。

她已经听说了“铁娘子”撒切尔夫人在香港问题上与邓小平交手后惨败而归的事情，像邓小平这样难以应付的对手，英·甘地不得不打起十二分精神。

按照英·甘地的打算，她是想要先全力出击带领国大党赢得1985年的大选，然后再集中精力与邓小平交手的，但这一计划还没有得以实施，她便于1984年10月31日突然遇刺身亡。

英·甘地的意外死去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印度现代的发展轨迹，虽然她的长子拉吉夫·甘地在举国上下一致的同情和哀悼中顺利地成为印度新任总理，但也为印度政界埋下了长期不稳定的隐患。

得知英·甘地遇刺噩耗后的拉吉夫·甘地和儿子

拉吉夫·甘地本人并不热衷政治，相比于竞选和拉票，他更喜欢的工作是驾驶飞机，所以一开始不是母亲属意的继承人。

只不过因为弟弟桑贾伊·甘地1980年因为意外事故丧生，才被已经不相信外人的母亲紧急找来继承她的事业。

他在1981年6月“火线”当选为人民院议员，然后就匆匆代表印度政府主持了1982年新德里亚运会，算是在全印度人民面前露了脸。

英·甘地晚年敏感多疑，为了尽快让儿子上位，她不顾反对安排儿子当了自己的秘书，这样一来，每个要见总理的人都必须先经过拉·甘地的通传，所以拉·甘地很快在印度政界混了脸熟。

虽然英·甘地处心积虑地帮助儿子积攒政治资本，但无论怎么看拉·甘地的根基还是太薄弱了，一个之前就没什么从政经验的素人选手，怎么可能是在那帮政坛摸爬滚打几十年的老狐狸们的对手？

1982年2月，在母亲的安排下，拉·甘地当选为国大党总书记，时年38岁，还没有等到他进一步站稳脚跟，英·甘地就突然遇刺身亡，仅仅数小时后，还没从巨大的哀伤中缓过来的拉·甘地就被国大党推举为新总理。

拉·甘地踌躇满志

拉·甘地外形儒雅、待人温和，与其母的咄咄逼人截然不同，而且当年才40岁的他远比之前的历任总理年轻，这也使他在青年选民中拥有较高的人气，因此仅仅2个月之后他即在全国大选中再次获胜。

拉·甘地虽然大权在握，但心中也很明白：要配得上一国总理的位置，要么为国家和人民立过大功，要么有过人的能力和才华，而自己这两项都不合格。

用中国古话来说，这就叫“德不配位”，既然德不配位，那就“必有灾殃”。

这就驱使着年轻的拉·甘地走前人未曾走过的道路，用超越前人的功业证明自己的实力。

思考再三，拉·甘地决心在对华关系上实现突破。

其实早在1981年时任中国外交部长黄镇就邀请过他的母亲英·甘地访问北京，只不过那次英·甘地考虑自己的小算盘所以没有成行。

1984年11月，中国政府派出高级别代表参加了英·甘地的葬礼，向拉·甘地表达了中国改善双边关系的愿望，拉·甘地欣然回应。

英·甘地的葬礼

进入到1987年以后，拉·甘地先后委托高级官员通过不同场合向中方代表传递了他希望重建两国友好关系的信息。

尽管这时双方军事力量在边界上仍有对峙，印度议会内部也有反华的杂音，但邓小平判断印度政府改善对华关系的决策已定。

真正的机会已经来临！

1988年12月19日，拉·甘地偕夫人及部分印方高级官员访华，这是34年来印度领导人第一次访问中国。

中国对拉·甘地的接待安排了相当高的规格，大部分国家领导人都先后与这位印度总理举行了会谈。

12月21日，邓小平亲自会见了拉·甘地，从1987年中央同意邓小平“半退”之后，他出现在公众面前的频率已经越来越低，一般的外国领导人访华也不一定能得到他的接见。

小平同志接见拉·甘地

作为后生晚辈的拉·甘地见到这位比自己大了40多岁的中国杰出领导人时相当忐忑。

但显然，两国在边界问题上的分歧依然不小，这并非是一次两次会谈可以解决的。

小平同志在会谈的一开始就开宗明义地说：“中印两国一共有18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我们两国对人类负有共同的责任，我们应该利用现在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自己。”

这是在委婉地提示拉·甘地：中印两国和则两利，斗则两害，如果围绕着边界问题长期斗下去，最后大家都是受害者。

对于双方过去20多年的紧张关系和冲突，小平同志则举重若轻地总结说：“中国和印度相当一段时间的情况是彼此不愉快的，忘掉它！一切着眼于未来。”

拉·甘地被邓小平的真诚打动，他动情地提到1954年自己的母亲陪伴外祖父一起到北京访问的往事，并且感慨道：“那时候两国关系非常好，希望能恢复到以前那样！”

很快，双方就在反对霸权主义和实现互利发展、争取经济独立的问题上找到了共同点。

晚年的小平同志

小平同志不失时机地说：“现在霸权主义和集团政治的市场已经越来越小了，至于国际政治的新秩序，我认为，中印两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经得住考验的。”

顿了一顿，小平同志又意味深长地补充道：“这些原则的创造者是周恩来总理和尼赫鲁总理。”

真正的谈判高手，就是在无形中拉近了双方的关系，却又不留痕迹，这次会谈为后续中印双方达成一系列合作协议铺平了道路。

23日，中印两国政府发表了联合公报，拉·甘地邀请中国领导人在合适的时候来新德里访问。

拉·甘地访华在中印关系发展史上是一次里程碑式的突破，标志着中印关系全面恢复正常化，因此它也被双方政府称为“破冰之旅”。

尽管双方在边界问题上仍有冲突和矛盾，但和平与发展却是两国之间不可逆转的主流。

解放军在中印边界地区巡逻

世界上真正影响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并非和平或战争的经历，而是国家的利益，不同利益的价值是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

正如小平同志在这次会谈中所说的那样：“世界在变，人的思想不能不变……要发展就要变，不变就不会发展。”

小平同志的伟大之处，是总能准确地把握历史给予的契机提前布局，为中国争取最有利的战略态势。

为什么小平同志与拉·甘地等外国领导人，特别是邻国领导人对话的重点总是“发展”？

因为中国的传统智慧是“疏不间亲”，破解两国矛盾和分歧的关键是扩大双方共同发展的基础，使得印度从双方合作中获取的收益远大于从冲突中可能得到的利益。

正如1962年边界冲突维持了中印边界20多年的总体稳定，1989年邓小平与拉·甘地的会晤也维持了两国关系30多年的总体稳定。

两国边界地区的标语

此次中印关系的全面恢复，可谓妙到毫厘，间不容发。

拉·甘地访华5个月之后，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访华，随后两国共同宣布中苏关系正常化；又过了两年，1991年7月1日华约组织解散。

1991年11月，在邓小平的亲自关怀和推动下越共总书记杜梅和部长会议主席武文杰正式访华，随后两国发表联合公报宣布关系恢复正常化。

仅仅在一个月之后，苏联解体，冷战结束。

而此时的中国，已经为新型国际格局的到来做了更好的准备，在北、西、南三个战略方向上保持了总体稳定，可以专心向东。

我们怀念小平同志，不仅仅是要记得他为中国改革开放谋篇布局的卓越功绩，更是要继承他带领中国人民艰苦奋斗振兴国家的遗志，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进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