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4月，实际刚到上海才4个多月的朱镕基在上海市人大九届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上海市市长。

当时上海市的各级干部，还都没有领教过这位从北京“空降”来的前国家经委副主任的厉害。

有人天真地想着：只要和朱市长搞好“关系”，自己就一切照旧天下太平了。

于是乎，自然而然地有人“慕名”找到了朱镕基家里，虽然是谈公事，但来访者从“礼尚往来”的角度出发，带上了两盒颇为考究的茶叶。

朱镕基看看茶叶，没有说话。

临走时，来人一定要朱镕基把茶叶收下，朱镕基则怎么都不肯，你推我让一会儿，那个人还是无可奈何地把茶叶拎了回去。

在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投票

他琢磨了半天，认定朱市长是觉得拿去的茶叶不够好，要么就是东西太寒酸了，所以才不收的。

这也好办！没过几天，他又借故拜访朱家，这次他自以为是地左手拿着几条名贵香烟，右手拿了几瓶上等好酒，满心欢喜想着这次朱市长该高兴了吧。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朱镕基一看来人带的礼物，脸色一下子就沉了下来，他一句话没说扭头就走，然后猛地关上了房门。

这次“杜门谢礼”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自此之后，上海的干部圈子里一传十，十传百，都知道朱镕基是个油盐不进的厉害人物，便也没什么人敢去朱家自讨没趣了。

“公生明、廉生威”，正因为自己说到做到，绝不收礼，朱镕基敢于毫不客气地告诫市政府的同志们：

“要都行得正、坐得稳，不请客，不送礼，不吃请，不拿公款挥霍浪费、给自己修房子。不干这些事，上海的廉洁风气就一定能够形成！”

风华正茂的朱镕基和夫人

在朱镕基主政上海的三年里，但凡上海市政府的干部和办事人员下基层、去工厂，从他带头开始每人“一菜一汤”。

朱镕基全面负责上海市政府工作以后，大小领导肩上的担子骤然“变沉”了许多，原因无他，只因为这位新市长凡事都要一抓到底，不见实际效果不收兵。

那一年，上海因为不当食用毛蚶爆发大面积甲肝疫情，震惊全国，导致上海市的代表到北京参加“两会”时食宿都和其他代表分开，如同隔离。

那时候上海人心惶惶，最多的时候病例一天新增近2万例，朱镕基忙得焦头烂额，他每天都要给任上海市主管卫生的副市长谢丽娟打电话：

“谢丽娟，今天的甲肝病人是多少？”

朱镕基问得非常细，如果谢丽娟报的数字不太肯定，他还会表示质疑：“你说的这个数字准确吗？我怎么好像听说不是这么回事儿？”

考察上海市场秩序

最终，在江同志为书记、朱镕基任市长的整个上海党政班子的努力下，到2月下旬甲肝疫情终于得到了有效控制。

尽管如此，这次甲肝流行还是给上海在国内和国际层面都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国际上，人家一听说你有“甲肝”，吓得生意都不敢来做了。

痛定思痛，朱镕基决定先从解决老百姓的“菜篮子”开始：现在因为甲肝疫情搞得菜场里物价高企，群众意见很大，你连老百姓的饭桌都管不好，那还当什么领导？

他分别派出调研小组，到国内其他大型城市调研解决农产品、副食品保供应的有益经验，科学地制定了副食品生产和购销体制改革的整体方案，实施产、供、销“一条龙”改革。

经过一段时间的真抓实干，上海的食品价格下来了，并且逐渐趋于稳定，吃得好、吃得便宜，干部群众的精神面貌有了很大的提高。

随后，他开始大刀阔斧地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升级改造，确定了上海快速环线的整体方案：浦西段利用高架方案连接两座大桥，浦东段先修立交，再修地铁，全力保障公交车辆优先通行。

在自来水管爆裂事故现场

当时上海市的财政还是“大包干”的机制，实际上市政府的资金并不宽裕，朱镕基果断提出：政府楼堂馆所项目要全部砍掉，把资金集中起来建设交通体系。

很快，上海虹桥机场候机楼改造、市内20万门程控电话扩容、苏州河合流污水改造一期工程、地铁一号线、南浦大桥五大工程陆续上马开工，上海的面貌日新月异。

住房问题是困扰1200多万上海人民几十年的顽疾：人口多，房子少、房龄旧、地势低，这些都是积压了多年的老大难问题。

朱镕基出任市长以后，先后多次到旧城区和棚户区考察群众居住条件，亲眼看到还有好多家庭几代人挤在一个房间里，令他心情十分沉重。

当时全市一共才7000多万平方米的房子，平摊到每个人头上才6平方米不到，如果靠政府拨款，一个是见效慢，一个是资金不足。

光修地铁就已经快让政府砸锅卖铁了，再要掏钱一年盖几百万平方米的新房子实在是捉襟见肘。

90年代上海的老弄堂

1991年，朱镕基提出一年新建500万平方米房屋的目标着实吓了很多人一大跳，因为那时全市盖房计划只有400万平方米，多建100万平方米的房子最起码要投8个亿。

这时，朱镕基充分开动脑筋，在了解了国外的经验和先进制度之后，再一次开创性地提出上海要“敢于吃螃蟹”，在全国范围内率先推行住房公积金制度，发行住宅建设债券，实现政府、企业、个人三位一体集资建房。

这年5月1日，上海市公积金中心成立，第一号住房债权的购买证书上端端正正地写着“朱镕基”三个字。

1995年，上海公积金中心在5年间累计收到公积金50亿元。加上售卖公房收到的50亿元，从无到有，公积金的池子里有了100亿元，当年在250元/平的指导价下，上海市民买下了一半政府盖好的公房，他们成了房地产市场最早的一批受益者。

朱镕基领导下的上海走出了城乡一体化建设的独立思路，他提出，旧城改造不能只停留在螺蛳壳里做道场，而是大胆跳到外线去，“挺进大别山”。

随着华泾、虹桥陆续划入徐汇区，大场、江湾、新泾、真如、龙华等边缘化的区先后合并，上海市区建成面积像吹气球一样地膨胀起来。

在杨浦区新建住宅区考察

从1987年到1993年，高密度城市区的面积由343.95平方千米增加到531.20平方千米，每年新建城区面积超过30平方公里，奠定了今日上海大气磅礴的城市格局。

当然，要加快建设上海，仅仅依靠政府来唱“独角戏”是不够的，私人资本、外资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

为了提振外资和民间资本投资上海的信心，朱镕基指出“必须首先转变政府工作的职能，少管一些你管不了的事情，市政府要多把精力放在宏观管理和监督方面。”

当听说外商投资需要经过上百道审批环节的荒唐事后，朱镕基觉得可笑又可叹：“我们为什么要跟自己过不去呢？”

在他的坚决推进下，上海的外商投资环境大大改善将原来审批一个外国投资项目需盖126个图章最后简化为仅盖一个章。“一站式服务”、“一个窗口办事”成为引领全国的新风尚。

在上海的行政服务中心，现在的办事风格依然如此：行政服务中心11:30下班，就算你是11:29分拿的号，窗口的小姐姐不吃中饭也依然会很有耐心地帮你把要办的事办完，绝对不会甩脸色撂挑子走人或者让你“下午再来”。

腾飞的上海朝气蓬勃

这就是成就上海的“上海速度”。

为了让上海抢回失去的时间，朱镕基在三年里跑上跑下，几乎成了7×24的“模范员工”，但因此他也被很多人抱怨“脸难看，话难讲”。

在他参加上海市委、市政府的民主生活会发言记录里，我们看到了这样的话：

“很多同志都很爱护我，说我的脾气太大了，批评人家太狠了，往往当着别人的面使人家下不了台。”

“我没有别的目的，我只是要为上海人民服务好。特别是我作为第一把手，如果不能严格地要求大家，我不来说话，谁来说话呢？我想应该提倡一种精神，就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不惜牺牲一切，什么情面、关系也不要讲。”

朱镕基刚刚就任上海市市长时，他的一个侄子恰巧就担任着市里纺织局的党委副书记。

大侄子一听叔叔成了市里的“二把手”，心里由衷地高兴，他跑到朱镕基家里，好话说了一大堆，然后又含蓄地说自己眼前的这个工作不好做，要做好不容易。

给浦东开发办公室揭牌

遗憾的是，他这位叔叔是何等聪明之人，还没等话入正题就淡淡地讲了一句：“只要我在上海一天，你就不要想升官。”

大侄子愣住了，仿佛被当头打了一闷棍，只觉得屁股上火烧火燎地难受，几乎再也坐不住了。

又捱了一会，实在坐不下去，只好讪讪地起身告辞。

朱镕基在上海三年，这位大侄子果然呆在党委副书记的位置上一动也没动。

无论是当主任、市长，还是副总理、总理，朱镕基最痛恨的就是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他一再强调：当负责人“说空话没有用，发牢骚更没有用，现在就是要干，要实干加苦干。”

他以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之后，铁面无情地处理了一大批知法犯法，违规违纪的银行系统干部。

对腐败分子绝不手软，坚决处理

90年代前期，广东省恩平市的主要领导为了筹集资金开工项目，擅自制定引资奖励办法，鼓励单位和个人引资。

一时间人人趋之若鹜，为了拿奖励，全市上马了一大批造成严重浪费的项目，此时为了保证奖励兑付，市政府又要求银行高息吸纳存款，又拿出去高息放贷，导致利息越来越高，政府债台高筑的恶性循环。

1997年初，“恩平事件”曝光以后震动中央，朱镕基极为震怒，亲自指示派出工作组到恩平处理此事，整顿当地金融秩序，最后事件的主要责任人均受到党纪国法惩处。

“恩平事件”发生以后不久，又爆出了性质类似的“龙川事件”，河源市中国银行龙川支行在龙川县委、县政府的安排下，大搞账外账，高利吸储，高息放贷，结果投入基本建设的资金一元都没有收回来。

事情发生以后，朱镕基亲笔批示：这个行长一定要撤职，还要开除行籍，就是永远不能在银行系统任职。

他严肃地要求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立即给全国银行发通知：以后谁再搞“两本账”的，一律按此处理。

在全国经济工作会议上讲话

1997年12月12日，他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国银行系统、保险系统的主要负责人：

“我们拿着人民的血汗钱，享受了这么高的待遇，我们就要兢兢业业地工作，每一位行长一定要从严要求自己的队伍，毫不客气，对贪污腐败分子一定要清出来，一定不能手软。”

任总理期间，他与江同志密切配合，同心协力，使中国这艘大船安然闯过了一个个波峰浪谷，履险如夷。

朱镕基担任国务院总理的五年，是我们国家不平凡的五年。

1998年，长江、松花江流域爆发百年不遇的大面积洪水，造成全国29个省区市2.2亿多人受灾，直接经济损失1660多亿元。

98年下半年，东南亚金融海啸蔓延到香港、澳门和整个南中国，重挫日韩经济，导致整个亚太地区经济萧条。

在新疆看望种棉农户

1999年，黄河流域、新疆、长江中下游地区又爆发大范围洪水，这一次在党和政府的周密部署下，虽然受灾面积较大，但没有造成很大的损失。

1999年-2001年，全国产业结构调整，国内市场不景气，几千万工人“下岗”再就业，社会压力骤然猛增。

那年朱镕基在京西宾馆做全国经济形势报告时引用了一句顺口溜：一生跟着党，老了没人养；想要靠子女，他们全下岗。

说罢，他神情凝重，忧形于色。

2002年下半年到2003年上半年，全国多地发生“非典”疫情，对正在恢复中的经济造成一定冲击。

这五年，朱镕基殚精竭虑，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他曾经笑言：“我在岗位上的时候，我不敢说是全国最忙的人，至少也是最忙的人中间的一个。”此言非虚。

在九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和江同志交谈

1998年，中国GDP8.52万亿元，到2002年为12.17万亿元，增长了42.8%。

五年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5425元增加到7703元，增长42%；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2160元增加到2476元，增长14.6%。

1998年，全国人均寿命距离70岁还差一点点，到了2002年，全国人均寿命71.4岁，增长了一岁半。

1998年，全国国企一共才产生了213.7亿元的利润，而到了2002年全国510家重点国企共产生利润2800多亿元，创历史最高水平。

同时国家财政收入翻了几乎一番，从9900多亿元增加到1.89万亿元，大量资金涌入国防、教育、科研、基础设施建设、医疗卫生……

1999年开始，我们的国防预算开始逐年增加，此后每年保持增长12～20％的增幅，1999年仅1076亿元，2002年已达1708亿元，实现了国防实力的“补偿性发展”。

视察堤防情况

尽管视力已严重衰退，2002年汛期前朱镕基还是走遍了长江、黄河、松花江、嫩江流域，亲眼看了、亲手摸了沿岸堤防后，他感到安心。

这年全国所有大江大河堤防全部整修完毕，当年各地安然度汛。

在2003年1月27日的国务院第九次全体工作会议的最后，朱镕基罕见动情地说：

“在过去的五年里，我对同志们有很多批评……不管批评得对与不对，我都请同志们谅解，请同志们相信我是出于公心……大家还了解我这个人吧，不搞阴谋，没有私怨。”

退休之后，朱镕基几乎是一下子就从公众视野里消失了，有人建议他写自传，被他婉拒了：

“出书、写传记，往好听了说是给后代留给念想，说难听点，就是拿自己的名誉来为自己谋取利益，这是我所不齿的，别说是我不会写，就是我能写，我也不愿意写。”

卸任后的朱镕基和夫人

这个湖南长沙走出来的三湘子弟，却如同李白古诗中的燕赵侠客，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

从平凡中来，又回到平凡中去，这正是朱镕基与众不同的个人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