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就是史家所受的教育、所处的环境、形成的三观等等，决定了史家不可能100%的客观中立，必然有所倾向，或者在行文中表达自己的价值取向。

虽然司马迁在史学界地位崇高，史记被鲁迅盛赞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但综合各种文献来看，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根据他的思想观念，对历史人物也有倾向性的非客观记载，不信请看商周两个中兴之君，只因不符合司马迁的三观而被排斥，没有得到公正记载。

周孝王姬辟方是周共王的弟弟、周懿王的叔叔，但周懿王去世后，继位的不是太子姬燮，而是姬辟方。

周懿王之时，史记记载“王室遂衰，诗人作刺（讽刺）”，竹书纪年记载“兴居无节，号令不时”，内部不顺之余，外部也不安宁，狄戎多次入侵西周，乃至逼的周懿王迁都避祸。

在此情况下，姬辟方继位之后励精图治，整顿了国内、解除了外部威胁，比如竹书纪年上有“五年，西戎来献马”等，一度中兴西周，扭转了此前不利局面，最终他死后谥为“孝”正是对其在位时期贡献的最好总结。

因此，周孝王是一个能力出众、近乎中兴西周的君王，按理说史记对他应该浓墨重彩的描述，但实际上史记中只有一句话，即“懿王崩，共王弟辟方立，是为孝王。孝王崩，诸侯复立懿王太子燮，是为夷王”，可以总结为“孝王立、孝王崩”这六个字！

司马迁如此忽视周孝王，主要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周孝王属于“篡位”，因为周朝实行的是嫡长子继承制，周孝王相当于夺了侄孙的王位，破坏了继承制度，不符合司马迁的价值观，故而一笔带过。

相比于商王武乙，周孝王还算非常幸运，因为武乙更还留下了千古暴君之骂名，其死的丑陋，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史记记载：“帝武乙无道，为偶人，谓之天神。与之博，令人为行。天神不胜，乃僇辱之。为革囊，盛血，昂而射之，命曰‘射天’。武乙猎于河渭之闲，暴雷，武乙震死。”

司马迁对武乙的描述，只有两件事，即“武乙射天”与死的丑陋（惨遭雷震而死，千古唯一），两者显然存在因果关系，司马迁将武乙被雷震死归于他射天！其中，需要注意的是，历代商王之死几乎都被称为“崩”，纣王是“赴火而死”，而武乙也被刻薄地说成“死”，且是被雷震死，足见司马迁对武乙评价之低！

但实际上，武乙射天与商朝内部权争有关，王权与神权之争贯穿整个商朝。更为重要的是，武乙射天打破了商朝鬼神崇拜，在他死后的商朝出现怠慢鬼神的现象，尤其是暴君纣王更是不热衷于以人牲祭天，因此站在历史的高度来看，武乙射天无疑具有进步性，促进商朝从神权政治转向王权政治，乃至可能是避免中国沦为神权国家的重要一次改革！

除此之外，武乙在维护商王朝的统治上，其实也功勋卓著，甲骨文上也有所揭示。武乙之前的两个帝王只知享乐、治国无道，导致方国蠢蠢欲动，面对这一情况，武乙整军备战，南征北战，最终打败了多个方国，让周围方国不敢妄动，让商朝统治稳定了下来，故而才有周人首领古公亶父来投。死前，武乙巡视到渭河一带，也说明武乙不是享乐之君，而是关心西土安危，否则没必要从朝歌跑到渭河一带去。

因此，无论是从君王本职，还是从历史进步角度来看，武乙都是一位了不起的君主，但在史记中却被直接定性为“武乙无道”，这是连纣王都没有的评价！

封建时代，盛行的是皇权“受命于天”，因此司马迁否定武乙，显然与武乙射天有关，对天如此不敬，自然是“一卷遮百俊”。

除了上述两位，司马迁在三代历史上，还有一些典型的价值观导向案例，比如以下两点：

首先被抹去的两个帝王：太康失国时的寒浞，让夏朝中断半个世纪，不管他的行为如何，但他事实上是一位君王；还有周幽王死后的“二王并立”，即周携王与周平王并列存在，但周携王是周幽王弟弟，周平王是周幽王的嫡长子，最终司马迁隐而不提周携王。

其次被道德规范的帝王：司马迁笔下的夏桀与商纣，都是“不修德”，最终丢掉江山；与之相反的是商汤与姬昌“修德”，进而取得江山。显然，司马迁将原因复杂的王朝更迭，简单的归于某个帝王的修不修德，这无疑是西周以来的“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思想反映。

当然，这种写法利弊皆有，如何看待见仁见智吧。但需要注意的是，司马迁在史料选择、编辑上却值得常赞，的确做到了尽量客观，现代考古多次印证史记中历史事件的可信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