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夏天格外闷热，习惯了晚睡的毛主席坐在中南海游泳池畔的帐篷里，等待着一位8旬老者。

秘书传话后，毛主席则起身到屋外迎接，与来者亲切握手，谈话中尽显亲切。

三言两语间，他脸上的笑容就没有停止过，强调“百家争鸣”的毛主席对待文化领域的人总是如此。

老者的脸上也面带微笑，他深知面前之人的文学素养，两人的交谈可谓“棋逢对手”、如沐春风。

相谈许久之后，离别时，毛主席握住了老者的手说道：“欢迎老先生能再次光临，成为本人长期的座上客，老先生可有一言相赠？”

老者思索片刻后，说出了一句让主席谨记一生的话！

这位老者是谁？他赠予了主席怎样的一句话？

那位与毛主席面谈的老者名为冒广生，他的人生，历经晚清、民国、新中国三朝。

国人向来讲究门族，冒先生的家族可谓极尽辉煌，其祖上为清末明初“四公子”之一的冒辟疆、外祖为浙东藏书家周季贶，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若是时光再倒退几百年，冒广生还是忽必烈的后人。

策马奔腾的年代距家族太远，受到家庭氛围影响，冒广生从小就喜欢诗词，十一二岁便能对词朗朗上口，若是生活在古代，冒广生必然成为一个出名的大家。

传统老派词家讲究三纲五常，文学者也养成了一种克己复礼与牺牲的精神，近代世界风起云涌变化莫测，冒广生自然感受到一种别样的凄凉：词学正由盛转衰。

站在文化的十字路口，往前一步是现代文化，往后一步是传统文化，冒广生一直有很多思考。

比他晚出生10年左右的学者普遍接受了新式教育，他们的思想大多是对传统文化的极端批评，胡适等一批文人墨客已然能够领衔这个时代，似乎西方的“新方法”和“新思想”已经能吞噬一切。

冒广生有些生不逢时，可他依旧选择了坚持。

上世纪40年代，冒广生开始发表了很多词，然而，受众者却寥寥无几。

冒广生

当年的中国正在遭受帝国主义的蹂躏，那是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谁又能潜下心来心平气和地研究情深意切的词，人们更希望看到慷慨激昂的句子去激励激烈的战斗，那些抒情的句子自然不受欢迎。

动荡的民国时期，冒广生也担任过江浙海关监督、中山大学教授等职务，他只能将内心的情感付诸这些工作中，文人大多个性强烈，冒广生也不例外，或许这也让他声名远扬。

好在，他也幸运地遇到了一个知己：新四军军长陈毅。

陈毅也是一位诗人，他对于老一辈的文化学者本就有所敬重，对于冒广生而言，有人能真正理解自己心中所想，那已是一件幸运的事情了。

时局不断变化，冒广生还是最初那个冒广生，他从未迎合时代，只是取悦自己。

1949年，上海人民迎来了期盼已久的解放，陈毅被任命为上海市市长，负责上海的接收与发展工作，他想到了冒广生，并让他出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参议员以及文管会的特约顾问。

知己有事找自己，冒广生当然欣然应邀，两人的友谊，早已在互相欣赏之中被展现得淋漓尽致。

陈毅这人很有想法，他还有另一位革命知己：毛主席。

毛主席绝对称得上一位不错的艺术鉴赏家，他对于艺术和学术都有着独到的见解，1956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明确使用了“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这两个关键词。

对待文化艺术规律方面，毛主席还说过：

“艺术的基本原理有着共同性，但表现形式要多样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就像一棵树上面的叶子，每片看上去都大体相同，但仔细一看，每片叶子都各有不同。”

作为一名卓越的政治家，毛主席的诗词是大气磅礴的，他笔下的每一个句子，都是对特定历史事件与人生经历的感悟与体验。

当年那首《沁园春·雪》更是使得毛主席在词界声名大振，柳亚子更是赞不绝口，据说蒋介石都认为风头被抢，一连重金悬赏找了多位国民党内文人写词攀比，最终都是“无疾而终”。

毛主席是在不断创新，可他对于传统文化同样极为欣赏。

卫士李银桥曾回忆道：

“毛主席转战陕北年代经常唱《空城计》、《草船借箭》，到了西柏坡又爱听《逍遥津》，进入北平前后，毛主席又听起了《霸王别姬》。”

能对最为传统的诗词产生共鸣，或许也与毛主席早期接受的教育有关，革命的人生更是让他兼收并济。

陈毅与他频繁交流，两人还经常探讨诗词，于是乎，陈毅推荐冒广生也就不奇怪了。

毛主席听陈毅这么一说，当然也对这位“儒气”十足的大家产生了浓厚兴趣，因此希望能见见这位个性鲜明的文人。

陈毅连连点头，很快就将这件事给冒广生说了，那大约是在1956年春节。

没想到，毛主席与冒广生见面时，已是1957年了。

现实并非毛主席日理万机抽不出空，而是当时的冒广生并没有近距离接触过毛主席，他不知道毛主席究竟对他有什么看法，再加上毛主席身份特殊，贸然相见还有“攀附”的感觉，于是他便不提接受，算是婉拒。

冒广生这个态度，毛主席也并未生气，他深知文人都是极具个性的，因此也没有催促。

1957年春天，冒广生正巧去了一趟北京探望儿子冒舒諲，他想到老友陈毅也在北京，便想着叙叙旧。

陈毅公务繁忙，可他知道冒广生前来，立即手写一封亲笔信托人带到对方下榻处，希望他能来故宫参观赏玩，顺便共品茗。

那个年头，报纸上有不少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批评文章，冒广生都读过，两人见面后聊到此事，冒广生称赞道：“我对共产党的前景寄予了莫大期望。”

陈毅希望老友能写下一些文章，就这样，还在北京的冒广生就写了一篇意见刊登在《人民日报》上，随后受到了日报记者的采访。

专访文章再度刊登在《人民日报》，引起了毛主席的关注。

毛主席丝毫没有顾忌一年前被婉拒的事情，他又邀请了冒广生前来会面，不过，当时的他也不清楚，这位老先生是否愿意前来。

相识数年，陈毅已从军长变为元帅，冒广生与他的交往仍然闲庭自若，这已能说明问题。

毛主席的地位更是无须多言，可他还是采取了另一种方式邀请冒广生。

原来，1957年夏天，冒舒諲突然接到了一通“神秘电话”，对方说有人想要来探望他的父亲。

这话让冒舒諲有点摸不着头脑，他知道父亲与陈毅元帅交情很深，可陈毅要来从不会打电话，除此以外，还有谁会来呢？

保险起见，冒舒諲就让父亲询问了陈毅，陈毅就去打听了，不一会就把电话打了回来：“是周总理要探望老人家。”

下午3点，周总理乘坐的黑色轿车停在了冒家门口，冒家父子赶忙上前迎接，总理面挂微笑说：

“听陈毅同志说您老来了，早就想前来探望，政协正在开会不好脱身，昨天刚闭幕，今天就来了。”

冒广生说：“你是大忙人，怎敢惊动呢？”

进入屋内，周总理也被这炎热的天气“挤”出了几点汗珠，冒舒諲见状赶紧去开了风扇，而周总理却挥手制止了：“老人家受不了风寒，还是赶紧关上。”

他与冒广生的谈话从昔日共同老友到文学著作、从张大千谈到了马叙伦，双方十分投机。

待到临近结束，周总理才说：“毛主席委托我带个口信，他看到了您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文章，想要见面谈谈，希望鹤老能在北京多住几天。”

这次，冒广生才接受，他看到了毛主席的诚意，再不去见面，也就说不过去了。

几日后，一连两辆小轿车停靠在冒家门口，冒广生带着儿子一起去了。

这也绝非私心，因为冒舒諲本身也有着不错的文化造诣，早在抗战期间，他的戏剧《董小宛》便轰动山城，而且，过去他还写过很多笔锋犀利、剑指腐败的文章，这些都与时代背景契合。

冒舒諲很早就与朱德结识，两人曾谈论过2个小时，两人在抗日统一战线的思考上高度一致。

父子俩都能代表冒家，只是文学侧重各有不同，正如同“树枝上不同的叶子”。

当两辆车停在中南海的游泳池后，毛主席早已站在门口等候。

车还没停稳，毛主席就主动走上前来，赶忙与冒广生握手问好。

打过招呼后，毛主席又看向身边的冒舒諲说：“你的名字是哪几个字？”

冒舒諲回答道：“舒湮，舒是舒展的舒，湮是湮没的湮。”

冒舒諲

这样的名字显然引起了毛主席的兴趣，他笑道：“以湮字作为名字的十分少见。”

冒舒諲则解释道：“以前这个湮字还是言字旁，不过我第一次投稿时，工人把我的名字写成了三点水的湮，我觉得这样也好，从此就用这个名字了，免得言多必失。”

听到这话，毛主席爽朗地笑了笑：“一开一合，一浮一沉，对立矛盾的统一，集中于你一身了。”

开始的对话，瞬间拉近了毛主席与冒家父子的距离。

对于冒广生这样比较传统的文人而言，他有着一种天然的骨气，只有遇到真正理解自己的人，才愿意相见交谈。

而双方在谈到时局时，毛主席则说：“你们过去提倡革新，我们是号召革命，大家都是为了救中国，都是一条道路上的人。”

这句话，让冒广生彻底了解了毛主席心中所想，他也与毛主席互相欣赏。

当话题转入冒广生的那篇文章时，毛主席非常赞同对方的观点，还说：

“一位85岁的老先生都拥护，我当然是高兴的，老先生讲得好，若是我们在工作中没有偏差，那又为何要为大家纠正错误呢？”

充分了解毛主席的治国理念后，冒广生也敞开心扉：

“我从未见过今天这样的政治清明，我对主席提出的‘双百’方针最初还不是很理解，觉得这样会将思想搞乱，后来想了想，每个人的立场不同，思考问题的角度也不同，让人民敢于说话，这是好事。”

谈论完国家时局后，两位词人又交流起了诗词。

冒广生拿出了自己的著作四大本赠予毛主席，毛主席赶忙接过书，风趣地说：“我不贪财，只贪书！”

按理说，毛主席每次与人会面都有个时间安排，他忙完一件事后还得去忙另一件事，可这次，他与冒家父子一直交谈，似乎忘记了时间。

不一会，朱德、李维汉等人到来，原来他们还有个会议要开。

冒广生看出了毛主席公务繁忙，也就不愿意再耽误时间了，他赶忙起身道别。

毛主席握住了老先生的手说道：“欢迎老先生能再次光临，成为本人长期的座上客，老先生可有一言相赠？”

停顿一下后，冒广生说：“我是经过了几个朝代的人，如今的中国像一头雄狮，可雄狮身上也免不了长几只虱子，虮虱虽小，为害亦大焉，这可得提防。”

毛主席点了点头，连声说：“讲得好，我一定把这句话记在心里。”

其他与会者正在等待，而毛主席坚持出门将冒广生送上了汽车，还用手遮住汽车上沿，生怕老先生有什么闪失。

这次会面，给冒氏父子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更是令冒广生终生难忘。

后来，在进行一些创作时，冒广生总是和儿子谈论到毛主席。

遗憾的是，1957年的夏天的那场会面，也是双方最后一次会面。

2年后的夏天，冒广生驾鹤西去，临终前，他又想到了毛主席，没能再度见面，已成遗憾。

他对病榻旁的儿子说：“毛主席太忙，我没有敢再惊扰他，他总是愿意接受不同的意见，还让我去谈诗论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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