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国民党兵败大陆逃往台湾，但蒋介石念念不忘“光复大陆”，与此同时，共产党人为实现祖国统一，秘密派遣1500余人入台，一时台海两岸谍云密布，危机四伏。由于叛徒出卖，大批潜伏台湾的地下党员被捕，其中被国民党当局公审枪杀的就有1100余人，他们中许多人的事迹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被陆续公开。

2013年10月，中央在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修建了“无名英雄纪念广场”，专门缅怀1950年代牺牲于台湾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们。其中以吴石、朱枫、陈宝仓和聂曦为原型的雕像位居广场正中，两边花岗岩墙壁上刻着846位烈士的英名，还有许多留白，以便随时增加新发现的英烈名字。谨以此系列文字纪念这些隐蔽战线的英烈们。

（接上半部分）

（五）“洪国式情报组”重要成员简介

前文说到1950年2月28日，洪国式在潜台两个半月后被敌人“诱捕”。他急于脱身，泄露了情报组工作人员姓名及地址，造成其情报组成员相继被捕。被捕的“洪国式案”重要成员共有10人，次要成员11人，一般关系成员47人（交通员刘光典侥幸逃脱）。

“洪国式情报小组”的10名重要成员分别是：刘全礼、钱汾、邹曙、胡玉麟、郭秉衡、张礼大、王平、刘天民、华震和江德兴。

刘全礼（1925—1950）的情况我们前面介绍过，其父刘多荃曾任热河省主席、华北“剿匪”副总司令等职（曾在1936年12月的西安事变中担任捉蒋行动的总指挥），为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于1949年8月13日在香港通电起义。而刘全礼则在1949年6月便已赴台，任职“东南军政长官公署”第二科上尉参谋。

洪国式持其父刘多荃信函抵台后，自12月15日短短两个月时间，俩人见面十次。刘全礼利用军中职权，提供了许多重要军事情报（此处略）。他还介绍钱汾认识洪国式，利用其连襟叶拯民系国民党空军第十六队专机组飞行员的关系，动员钱汾协助策反叶拯民，并以此为核心来建立空军关系网。

在李敖审定的《历年办理匪案汇编》中，称“‘匪谍’洪国式组织关系刘全礼等叛乱案”，可见刘全礼在此案中的角色与位置。刘全礼最终以“意图以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罪判处死刑，就义于台北马场町刑场，年仅二十五岁。

邹曙是洪国式学生，1949年5月受洪国式派遣来台，以台北《扫荡报》记者身份为掩护，调查“海陆空军现况”、“蒋美日勾结情形”和“台湾已有民众运动”，他是洪国式和刘光典《入境证》的直接办理人，并且每四日将物价情报送至台中市北方企业行的联络据点。

胡玉麟在1948年11月沈阳解放时被俘，经动员后重回国民党军队潜伏，来台后任国民党空军某部中校。刘光典二次来台后，向胡玉麟传达工作指示，要求他扩大影响，发展组织，约定解放军攻台时所部空军不炸渡海船只。

郭秉衡（1918—1950）曾任南京民食调配处督导室主任，1948年与洪国式在上海相识，后秘密加入中共地下情报组织，来台后任“台湾省保安司令部”政工处第一科中校科员。他利用自己在国民党军中的人际关系，搜集军事情报，策反海陆空军中级官佐。并将“在本部图书馆盗取军事接收总报告中之附图四张（本省交通网、公路网、花莲港状况）供给’洪匪’”（解密档案语，下同）。

郭秉衡还发展了基隆市政府秘书张礼大，“自张处取得基隆港杂志二册（内有基隆港口详细统计资料）及基隆市与省府通报用之电码加码表一份供给’洪匪’”。

郭秉衡吸收台北气象所技士王平参加情报组工作，并向洪国式提供：“1.各地气象广播表；2.台湾各地气象分所电台呼号波长时间表；3.飞行气象电码；4.电码对照表；5.台风警报电码。”等资料。

刘天民系刘光典远房叔父，时任台中市北方企业行总经理，在沈阳时便与洪国式相识，以其公司为掩护为洪国式、刘光典办理了身份证明。其公司是“洪国式情报组”在台的重要据点，并予以资金援助。洪国式即挂名“北方企业行”副理身份从事隐蔽工作。

华震是刘天民妻弟，在东北时被洪国式吸收为地下党工作。1949年9月赴台潜伏，主要负责调查台湾社会情况。华震曾策动刘天民赴日投资经商，为此草拟“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创办草案”，该草案“实际为一秘密情报组织计划”。

江德兴时任台中市健元医院院长，透过华震介绍而结识洪国式。洪国式委托其调查台中海岸线情形，以此绘制成海岸图和潮汐时间等。

1950年8月，国防部军法处对“洪国式情报组”十名重要成员中的九人：刘全礼、邹曙、胡玉麟、郭秉衡、张礼大、王平、刘天民、华震、江德兴以“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罪判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

国民党当局还特意选择在1950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一周年的当天凌晨六点，对九名英雄执行枪决，彰显其凶残本质。

我在网上查到的戒严时期“台北六张犁公墓遇难者名单”中，有其中五位烈士的资料：

3039（墓区编号）枪决日期：1950.10.1

刘天民 男 40岁 辽宁复县人

3040（墓区编号）枪决日期：1950.10.1

邹 曙 男 28岁 四川大竹人

3041（墓区编号）枪决日期：1950.10.1

华 震 男 34岁 松江哈尔滨人

3043（墓区编号）枪决日期：1950.10.1

郭秉衡 男 32岁 福建福州人

B11（墓区编号）枪决日期：1950.10.01

王 平 男 30岁 浙江乐青人

（注：松江即黑龙江，乐青即乐清）

然而不知是何种原因，2013年建成的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的英烈墙上，没有这九位烈士的英名，只有刘光典烈士位列第二十七组第十四位。

是否受洪国式“叛徒”身份影响？不得而知，毕竟洪国式是该情报组的负责人。这和我们前面介绍的同属中共中央社会部的“于非台湾情报工作组”情况截然不同！

（六）洪国式的结局及身份认证

洪国式被“诱捕”后，在连番的审讯下，最终同意“转变投靠”。随后被派往关押政治犯的绿岛监狱做“感化教官”，专门劝说被关押在岛上的中共地下党员和从朝鲜战场转送过来的志愿军战俘“弃暗投明”（据资料统计，在21839名志愿军战俘中，返回大陆的只有6673人，被运往台湾的有14235人，另有少数人选择去了其他中立国）。

台湾绿岛监狱

据曾在绿岛监狱关押过的一位狱友回忆，他在绿岛监狱听过洪国式讲的《俄帝侵华史》和《苏俄在中国》等课程。

台湾绿岛监狱位于台东县绿岛乡，绿岛原名“火烧岛”，因每年冬春季节，岛上草木经常受到海风盐分侵袭，呈现枯黄状，仿佛被火烧过而得名。绿岛监狱有“恶魔岛”之称，我们前面文章介绍过的五十年代许多隐蔽战线上的地下党员被“判刑收监”后都关押在此，这里曾发生过“犯人”组织越狱事件。大家所熟知的台湾作家李敖、柏杨等也都曾在此关押过。

然而1960年，洪国式却被台湾当局秘密处决了，尸体还被残忍地肢解后抛入河中。

到底该如何“认证”洪国式的身份？洪国式被捕以后有没有变节？一直以来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洪国式经不起敌人的严刑拷打，供出了战友，使其领导的“中共中央社会部情报组”遭到毁灭性破坏，叛徒身份是毫无疑问的。因此，早些年有关部门也认定洪国式叛变了。

但随着台湾白色恐怖时期相关档案的解密，以及曾在绿岛监狱服刑人员的描述来看，另一种看法有所抬头。但由于证据不充分，相关资料又极少，此问题便被搁置下来。

刘光典烈士的小儿子刘玉平教授为了探寻父亲1950年侥幸逃脱后，四年艰难的台南山区近似“野人”般的藏匿生活（“匿居山间，掘地为穴，过着长年类似原始人的生活，仍执迷不悟，继续从事反动宣传，由此可见其思想受毒至深。”台湾保密局资料语）及被抓后又五年的监狱经历，翻阅了大量资料，也询问了许多台湾友人及知情者。自然，作为刘光典烈士的直接上级和领路人，洪国式的情况也了解了一些。

刘玉平还辗转打听到了生活在吉林的洪国式夫人唐虹老人的电话。唐虹在抗战后期就读于四川同济大学，结识了做学运工作的洪国式。抗战胜利后，她随学校内迁回上海继续求学，同时也参加了学运工作，两人于1947年9月在上海登报结婚。1948年因策动上海各校的学潮而遭到逮捕，后来经营救来到北平，转冀东而至哈尔滨。至此夫妻二人便没有再见过面。

唐虹老人回忆说：“洪国式我也见得不多，他一年到头在家待不了几天，那时他们做什么事也不和我讲，因此真的不了解情况。”

“老太太一听我是刘光典的儿子，就感叹说，他（洪国式）太不争气，不像你爸爸那样成为一名革命烈士，他的事我不想再提了。”刘玉平并没有得到想要的答案。

2019年，刘玉平花了二十多年心血出版了《寻找父亲——刘光典烈士的红色足迹》一书，他在该书中认为洪国式系“伪投降”。

他认为：“说洪国式是叛徒太过草率。当时对敌斗争非常复杂，洪国式叛变的问题，可能另有隐情。包括父亲刘光典一度也被认为叛变了”（即刘光典被捕后，特务组织找了一个长相相似的人冒充刘光典，到香港公开发表了“脱离共产党，弃暗投明，为党国效忠”的声明）。

从刘玉平掌握的资料看，洪国式去台后，虽然时间只有两个半月，但他积极发展中共地下情报网络：“所负任务为整理旧关系，发展‘敌工’、‘情工’新关系，解决与上级组织联系问题，以及建立统一领导，并拟发动社会关系赴日工作”（国民党情治机关绘制的“洪国式组织关系图”语）。做了不少工作，也收集了许多重要的情报。

但由于年轻（虽是老革命，年纪也只有三十出头），洪国式急于打开局面，在未确认新发展的杨文亮、陈琦特务身份时，急于向对方表明自己的身份与所负任务；被诱捕后，急于脱身，不知有诈，向敌人提供了情报组成员的姓名和联系方式，致使党的地下组织遭到循线破坏。

洪国式

“洪国式被捕后，他表面上同意与国民党合作，但并没有像蔡孝乾那样出卖同志，而是尽最大的可能保护革命利益。”

刘玉平说他曾通过一个朋友，查到当年国民党特务对洪国式的审讯记录。当特务问他：交通员刘光典在哪里？洪国式说：刘光典回香港取电台去了。其实，他明知刘光典当时就住在基隆天星旅社。“就是因为他的掩护，才给了我父亲逃生的时间。”

“后来，他被调到火烧岛，当着敌人的面假装劝关在这里的人转变立场，暗中却鼓励他们坚定信念。”

随着洪国式在台湾的经历逐渐被组织部门了解清楚。几年前，有关部门下发文件，将对他的评价由“叛变投敌”更正为“因公牺牲”。

这也再一次印证了隐蔽战线工作的危险性和复杂性，可能“一着不慎”，就造成“满盘皆输”的结果。洪国式的经历也许就是最好的例证吧！

致敬！在台牺牲的中共中央社会部“洪国式情报组”先烈们及所有隐蔽战线上的无名英雄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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