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0月，就在中共九大召开之前，黑龙江齐齐哈尔北钢的革命领导核心小组收到了个超级保密的通知。通知上说，得从他们厂里挑一个炼钢工人去参加大会，关键条件是这人得入党超过7年。
那时候，好多人都眼馋那个难得的机会，可他们要不是没入党，要不就是不是干炼钢这一行的。革命领导的核心小组商量来商量去，最后拍板让王白旦去参加大会。
王白旦是河北一个农民家庭的孩子，家里头有20亩地，老一辈都是靠种地过活的。在解放那会儿，他上过3年私塾，但因为家里穷，上不起学了，之后他就加入了儿童团，带着一群小伙伴站岗、检查路人通行证。一直等到新中国快成立的时候，王白旦才又有机会回到学校继续念书。
1951年那会儿，王白旦跑到山西太原，找他哥哥去了，他哥在电业局上班。有了哥哥的帮忙，王白旦就在太原钢铁厂找了个活儿，干起了炼钢。没想到才一年功夫，王白旦就从学徒变成了正式工人，而且还入了中国共青团。
“一五”计划启动后，有了苏联的帮忙，齐齐哈尔动手建了个特别的钢厂。国家对这事儿特别上心，不光选了一批精兵强将去国外学习，还从全国各大钢铁厂调来了生产和管理的行家。
经过一番细致的考核，王白旦作为重要成员被调到了齐齐哈尔北满钢厂。
王白旦刚到北钢那会儿，工厂已经开足马力生产了。他一门心思就想着咋样能给国家多贡献点好钢。王白旦动脑筋、想办法，和大家一起努力，愣是把炼钢的时间缩短到了8个小时，这样一来，每个月能多出十几炉钢呢。在党组织的多年栽培下，王白旦不光入了党，还升为了炉长，这可是工人里头最高的职位了。
1966年那场大风波一起来，王白旦就跟工友们一块儿投身进去了。不过啊，那时候不少人都不管自己手头的工作了，工厂眼看着就要停下来不运转了，这让王白旦心里头特别窝火。他干脆带着几个工人，死守着炼钢炉子不放，硬是让北钢没停下生产来。
九大会议开始的那天，王白旦终于见到了毛主席，心里头那个激动啊，眼泪哗哗地就下来了。一回住处，王白旦就跟同住的王进喜念叨，说他们能当上九大代表，全靠党的关怀和栽培。他们时刻得记着，自己是工人阶级选出来的，身上的责任重大，可不能忘本。
会议到了选举环节，王白旦出乎意料地成了中央委员的候选人，他的票数和毛主席一样多，成了所有中央委员里，唯一一个能和毛主席“并驾齐驱”的人。会议结束后，王白旦觉得自己能力不够，担当不起中央委员这个重任，就主动找代表团的头儿，说自己不想进这个名单。可那头儿却说：
工人代表能进入“中委”，这说明党心里装着工人阶级，特别看重咱们，这是毛主席的高明安排。你得跟上节奏，别掉队！
王白旦顺利成为了第九届中央委员。在挑选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那天，周总理特地喊住了王白旦，把他介绍给了毛主席。毛主席一听，立马站起来，主动伸出手跟王白旦握了握，笑着说：“我清楚，你是咱们工人阶级的发言人，才三十多岁，真年轻啊！”
王白旦当上了中央委员，可他的名字却惹了麻烦，因为念起来跟一句脏话太像了。周总理出了个主意，后来有个政治局常委就帮他把名字改成了“王白早”。等到九大中央委员的名单正式对外公布时，上面写的就是“王白早”这个名字了。
因为那时候“九大”是悄悄开的，王白旦去北京时挺低调，没引起啥大动静。但当中央委员名单公开后，王白旦一下子就在齐齐哈尔出了名，紧接着，厂党委副书记的位子就快速落到了他手里。
1971年9月往后，有人琢磨着要查查王白旦为啥改名。还好周总理及时站了出来，帮王白旦躲过了一劫。之后，毛主席的夫人建议给王白旦换个名，叫“王百得”。王白旦心里头不太乐意，但最后还是听了话，并且从此以后，他就一直用着“王百得”这个名字了。
在中共十大的会议上，王百得自己站出来说，他不想再继续当中央委员了，想把位置留给那些对工作更有帮助的人。周总理知道后，马上就跟毛主席说了这事儿。毛主席听了特别感动，就答应了王百得的请求。后来，王百得就成了中央候补委员。
王百德当上了厂党委副书记后，他的私生活就成了组织挺关心的事儿。那时候，王百德的结发妻子因病走了，不少老前辈都热心肠地想给王百德介绍对象。但王百德心里头有顾虑，怕别人是看上了他的头衔，到时候会让孩子心里不舒服，所以好一阵子他都没答应考虑这事儿。
1972年的时候，市妇联的头头领着本地印刷厂党支部的负责人于淑彦，到了王百得家里去说亲。一踏进门槛，于淑彦心里头就有点打鼓了。王百得家虽说有两间房，但屋子里头寒碜得很，就那么一个破烂衣柜，一对老旧的箱子，还有一张摆得歪歪扭扭的餐桌。
王百得跟于淑彦聊天时挺实在，他说自己虽然是中央的大官儿，但月薪也就百多块钱。这钱得养活俩老人和四个孩子，还得还上为了给老婆看病欠的外债。要是跟他一起过，别说享福了，还得跟着吃苦受累。
于淑彦直接坦言：“我可不是冲着当中央委员来的，人品过硬就行，别的都不打紧。”王百得一听，心里暗自惊喜，这不正是他一直在找的人吗。
王百得和于淑彦最终牵手成功，成了两口子。结婚后，于淑彦放弃了市里那份正科级职位，自愿跑到王百得的工厂去，就为了能更好地照顾老公和孩子。打从于淑彦进了王百得家的门，周围的邻居都说，王百得这家子这才真有了家的样子，王百得本人也精神多了。
之后，王百得的一双儿女响应了号召，奔向了乡村。于淑彦呢，常常不顾自己身子骨弱，硬是一步步走上好几百里地去看望他们。不了解情况的人，压根就看不出来于淑彦其实是他们的继母。
政治风波肆虐十年之久，终于平息下来，可王百得却陷入了窘境。他因为改过两次名字，成了被严查的对象，不光丢了工作，还被送进了学习班，自由都被限制了。接下来的三年多，王百得只能待在家里，帮老婆一起操持家务，算是弥补之前对老婆的亏待。
1982年的时候，省委对王百得的事情进行了客观公正的处理，给他安排了新的工作，要么去别的地方当领导，要么在本地担任新职务。但王百得自个儿说，他不想当官了，想回到钢厂，继续干他的炼钢活儿。
王百得又回到了他奋斗了大半辈子的炼钢炉旁，一直待到1989年正式退休。在还没退休那会儿，他老婆就已经给他物色好了退休后的去处，说是去市里的一家企业上班，活儿不累，工资还挺高。王百得吧，虽然对挣大钱的人没啥眼红，但他心里也琢磨着能给家里人带来更好的日子，过过含饴弄孙的舒心日子。
一天工作结束后，厂里的头儿找到了王百得，希望他能再多留一阵子，把手头的活儿好好传授给新同事，帮帮他们，带着他们一起干。不过呢，因为王百得现在不是正式职工了，所以除了给他100块的补贴外，别的福利啥的就没有了。
王百得跟老婆一合计，二话不说就答应了，又回到炼钢炉那里，直接在厂宿舍吃住，这一干又是快十年。但老天爷似乎并不心疼王百得一家，反而让他们遭遇了更多的坎坷。
1987年春节那会儿，王百得的女儿因为尿毒症走了。那时候他正忙着在工厂里研究新的炼钢方法，结果连女儿最后一面都没见上。过了三年，王百得的大儿子又被查出得了胃癌，而且是晚期。这回，王百得头一回为了孩子放下工作，特意请了假，亲自在医院病床前照顾他。
王百得的大儿子走了之后，大家都琢磨着，王百得可能不会再回来工作了。可谁承想，没过几天，王百得又出现在了炉台边。
1994年那会儿，王百得彻底告别了工作。以前他从不管家里那些琐碎事儿，但这回他真切感受到了家里的经济压力。老两口每个月的退休金加一块儿快2000块了，可自从于淑彦查出了胃癌，王百得又得了糖尿病，他们的生活就再也没像以前那样乐呵过了。
于淑彦查出胃癌后，就自己咬牙硬扛，没跟王百得提这事。一直到她病得吃不下饭，王百得才知道实际情况。他赶紧把家里能用的钱全拿出来了，但可惜，还是没能把老伴的病治好。
2005年，过完元宵节没多久，于淑彦就离开了人世。70岁的王百得哭得撕心裂肺，在场的人看了心里都难受。到了那一年年底，王百得也因为尿毒症并发症走了，结束了自己这充满波折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