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三帝国的语言》这本书中，作为一个二战期间生活在德国并幸存下来的的犹太裔语文学者——维克多·克莱普勒，提出了一个振聋发聩的问题：什么是希特勒之流最强大的宣传手段？
作者从一个语言学者的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并结合在战时对周围人的观察和最终整理出来的日记内容，得出了一个极为深刻的结论——希特勒在用集中营残忍对待犹太民族的时候，也并没有放过德意志民族，他用“贫瘠”且“狂热”的语言，牢牢地控制了整个德意志民族的思想。
语言对于人类有着一种独特的地位，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语言为我所用，把语言当作思考和表达的工具，同时人们聚在一起通过习惯的表达也在不断的改变着语言的形式。
但另一面，我们却很难察觉，语言实际上会“反客为主”，几乎没有能够脱离语言的思考，语言是工具没错，但它也是我们仅有的工具（艺术可能是个特例）。古话讲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如果家里只有一种青菜，也很难做出满汉全席来。从这个角度来看，语言已经超越了工具的属性，即是表达的媒介载体，又是思考的框架边界。
希特勒并不是历史上第一个试图操控语言的野心家，必然也不会是最后一个。《第三帝国的语言》为世界解开了希特勒在战争之外的另一个秘密，其目的不仅仅是记录和反应那个时代的苦难，也不断地提醒后世的人，与很容易发现的人身不自由相比，控制思想的行径更难以被察觉，习惯性的思考会让人过于依赖语言这个工具，而无法超越语言做出更加深刻的反思。
“教养之语言，为你吟诗和思考”
《第三帝国的语言》中是这样直面这个问题——
什么是希特勒之流最强大的宣传手段？是希特勒和戈培尔的一个个演讲？是他们对这个或者是那个事物的阐述解说？或者是他们反犹、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蛊惑？
毫无疑问不是的。因为对于很多东西，大众都是懵懵懂懂的，不知所云的，希特勒永无休止的重复也令他们丧失兴趣……不，纳粹最强大的影响力不是来自一个个演讲，也不是通过大量的文章或者宣传单、无数的标语牌或者旗帜实现的，它所依靠的，不是任何人必须有意识地思考或者有意识地感受才能吸收接纳的东西。
纳粹主义是通过那一句句话语、那些常用语、那些句型潜入众人的肉体与血液的，它通过成千上万次的重复，将这些用语和句型强加给了大众，令人机械地和不知不觉地接受下来。
人们习惯从纯美学的、平和无害的角度理解席勒的那句诗“教养之语言，为你吟诗和思考”，而用一种“教养之语言”吟作一个成功的诗句，尚无以证明其创作者具有诗人的力量；用一种高度文明化了的语言赋予自己一个诗人和思想家的神态，并不是一件太难的事情。
然而，语言并非只为我吟诗和思考，它也导控着我的情感，驾驭着我的全部心灵。我越是想当然地、越是无意识地将自己交付给它，就越是如此。而假如这个教养之语言由毒性成分组成，或者被控制成毒性材料的载体了呢？
言语有如微小剂量的砷：它们不知不觉地被吞食了，似乎显示不出任何作用，而一段时间以后这种毒性就会体现出来。一个人如果长时间地言说狂热，以为这就是英勇和道德，最终他就会真的相信，一个狂热分子是一位有道德的英雄，没有狂热的激情，就无法成为英雄。
……第三帝国的语言里，很少有自产自销的词语，也许、甚至基本上可以说根本没有。纳粹的语言很多时候都可以溯源到国外，其余部分里最主要的是从希特勒时代以前的德语里接收下来的。
但是，纳粹语言改变了词语的价值和使用率，将从属于个别人或者一个极小的团体的东西变成了公众性的语汇，将从前一般的大众语言服务于他们可怕的体制，令其成为他们最强大的、最公开的、也是最秘密的宣传蛊惑的手段。
揭示第三帝国语言的毒性，以此警示人们——我相信这不仅仅是好为人师之举。怀有虔诚信仰的犹太人，当他们认为一件餐具已经沦为宗教意义上的不净之物之时，他们便会把它埋入地下，以清洁之。我们应当将纳粹语言中的很多词语置入群葬墓坑，长时间掩埋，有一些要永远掩埋。
基本特征：贫瘠
语言学家、人类学家弗朗茨·博厄斯于1911年出版的《北美洲印第安手册》中提到，爱斯基摩人语言中表示雪的词语就有几十种，诸如aput (“雪在地面”)， qana(下落的雪)， piqsirpoq (堆积的雪)，和 qimuqsuq (飘动的雪)，mauyak (软的雪)等等。
而相对于爱斯基摩人对雪的丰富想象力和描述，克莱普勒总结纳粹语言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贫瘠”，这种贫瘠不仅是体现在语言表皮的词汇层面，更是深入到语言骨髓的法则层面——
这种贫瘠的原因似乎一目了然。人们以一个彻头彻尾组织严密的暴君体制进行监控，生成要保证国家社会主义的学说在每一点上、同样也在其语言上保持原貌。以教皇的审查为样板，在那些与党有关的书籍的书名页上写有如下字样：“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劳工党对这一文稿的出版不持异议。旨在维护国家社会主义的党务监察委员会主席。“
只有属于帝国文献协会的人才能发表言论，所有的报刊只允许发表一个中心站交付给他们的东西，顶多只能对文本做极为谨慎的微调，因为它与各个方面的密切相关——而这个微调也只局限于更换一下陈词滥调，所有人必须沿用的固定的陈词滥调。
在第三帝国的后期形成了一个习惯，那就是每周五的晚上，在《帝国》周报出版的前一天，柏林电台都要播送戈培尔（纳粹德国时期的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部长）最新的《帝国》文章，这样每一次就从思想上确定了所有纳粹权力范围内的报刊到下一周该写什么。
于是少数的个别人就在为全体人民提供着唯一通行的语言模式。是的最终可能就是这个唯一的戈培尔，是他在左右着这个持有通行证的语言，因为他不仅比希特勒讲话清晰，而且在表述的经常性和规律性方面也胜过希特勒，特别是领袖越来越沉寂了，因为一方面他要像无声的上帝一样沉默，另一方面也不再有什么决定性的东西要说了；而戈林和罗森伯格尚能找到自己的微小区别，也已经被这位宣传部长罗织进他的语言体系中去了。
这个小小的团队的语言法则，甚至是这一个人的语言法则，他所施行的绝对的统治覆盖了整个德语语言区域，而由于第三帝国的语言不分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它便有了更为决定性的影响力。
尤为严重的是：它所含的一切都是演讲，必然是称呼，呼唤，忽悠。在这个宣传部长的讲话和文章之间不存在丝毫风格上的差别，正因为如此，他的文章才很容易用来做激情演说，激情演说的字面意思是：高声地、抑扬顿挫地夸夸其谈，更加严格的字面意义是：呼喊出来。所以说这个与天下人相关的风格，就是这位鼓动者的市场叫卖式的风格。
这里，在表面的原因底下，一个导致第三帝国语言贫瘠的更加深层的原因浮上了水面。这个语言之所以贫瘠，不仅仅因为每个人都不得不向那个同样的榜样看齐，而且首先是由于它在自我选择的限制中，完全只将人性本质中的一面表达了出来。
每一种得以自由行为的语言，服务于一切人性的需求，服务于感情，也服务于理性，它是告知和谈话，自语和祈祷，请求、命令和起誓。第三帝国的语言唯有服务于起誓。无论这个主体属于什么领域，私人的或者是公共的——不，错了，对第三帝国的语言来说，没有什么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区别，就像它对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不加区分一样——一切都是演讲，一切都是公众的。
“你什么都不是，你的人民才是一切”。它的一个标语口号就是这么说的，这意味着：你永远也不是与你自己、永远也不是与你的亲人独在，你始终在你的人民的众目睽睽之下。
所以，我想说，认为在所有的领域里，第三帝国的语言全然只面向意志，这也是一种误导。因为，如果有谁呼唤意志，呼唤的总是个人，即便他是朝向由个人组合起来的全体。
第三帝国的语言完全是针对个人的，扼杀个体的本质，麻木其作为个人的尊严，致使他成为一大群没有思想、没有意志的动物中的一只，人人驱赶着涌向某一个规定的方向，令他变为一块滚动着的巨石原子。
第三帝国的语言是群体狂热主义的语言。当它转而面向个人的时候，不仅仅面向他的意志，而且也面向他的思维，当他在教导人的时候，它便是在传授狂热的方式和教唆群众的方法。
交替冲淋，驱赶批判的理性
在第三帝国语言的领域里，不仅有知识型的专业书籍、大众民俗化的文学，后者只是拿些只是教养的浮游物当作美人痣贴膜点缀的，而且人们还可以经常在严肃的报纸上看到语言至为臃肿的文章，很多种臃肿：钻牛角尖的，矫揉造作的和充满神秘风格的，以及独特的高人一等的。
举一个例子，这几乎是从各色的过于丰富的材料中随意抓取的：1944年11月23日，也就是在第三帝国非常迟暮的时候，《德国汇报》仍然能腾出很大的版面，让一个看来刚刚带上博士帽的封·维尔德进行自我标榜。他写了一本关于“背土离乡作为心灵现实”的书……这本书和这篇文章的年轻作者，使用的是他的纳粹专业老师的语言，这一点在这里更为重要。
它强调一种“乡村民众心理学”的必要性，教导说：“今天，人对于我们来说不再仅仅是一个自在自为的经济生物，而是一个由身体和心灵组成的，隶属于一个民族的存在，是作为特定种族心灵构造的载体行动的。”所以人们必须赢得“对于离乡潮的真实特性的贴近现实的见解”。现代文明“以其特有的理性和清醒的意识的极端霸权”摧毁了“乡民们原本缔结的生活方式”……
这种强调的表述还持续了很长一段。我把它叫做在科学、哲学和艺术各个领域里都可以运用的深层次的纳粹风格。这种风格不是从民众的口头学来的，它不能够也不应该被民众所理解，而是迎合了那些追求疏离的知识分子，顺着他们的口气说话。
但是，纳粹语言艺术中最高和最具有特征性的东西不在于作两种帐，分别给有文化和没文化的人看，也不只在于用几个深奥的词语震一震大众。其真正的作为在于无所顾忌地混合异质风格元素——不对，“混合”这个词不完全合适——是在最强烈的对立的跳跃力，从学者跳到无产者、从冷静者跳到布道者的声调，从冰冷的理性者跳到男人克制的眼泪流露的动情，从冯塔纳式的平实直简、柏林的不拘礼仪到信仰卫士和预言家的激情。
这方面戈培尔是无人企及的大师。这就像交替用冷热水冲澡时的皮肤刺激感，就是这样强烈的物理作用；听众的感情——他们的感情从来都平静不下来，总是不断地被吸引、被推开，被吸引、被推开，没有一刻喘息的时间留给批判的理性。
语言控制的升级——犹太人最艰难的一天
如果说，语言控制了人类百分之九十的思维，还有那尚存的百分之十的空间留给了艺术，那么纳粹则通过一些符号化的渗透，彻底的攻占了人全部的灵魂领域，在语言控制的基础上，升级为符号威慑，让每一个笼罩在纳粹阴影下人的思维彻底窒息。
克莱普勒在书中继续探求——我今天有一次问自己，这个问题我已经问了自己、问了其他形形色色的人上百遍了：在这十二个地狱般的年头里，什么是犹太人最艰难的一天？
我从来没有从自己这里、也没有从别人那里得到过另一种回答，它是：1941年9月19日。从那时开始我们必须佩戴犹太星，六角的大卫之星，黄色的布块，这个如今依然意味着瘟疫和隔离的颜色，中世纪犹太人的标志性颜色，嫉妒之色，进入血液中的胆汁色，必须躲避的邪恶色；黄色的布块上印着黑色的字迹：犹太人，框在两个套在一起的三角形线条里，由粗体印刷字母组成，每个字母的孤立状态和过于宽粗的线条给人以希伯来语文字的错觉。
这个描述太冗长了吗？不，正相反！只能说我乏术，无法做更加精确、更加令人刻骨铭心的描述。多少次，当有一个新的黄星要缝上一件新的衣物时，我拿着放大镜细细地观察看那块布，看黄色织物的一条条纹路，看黑色印记的不均匀之处——假如要往每一个小织格上系一个我所经历的黄星之苦，所有的这些织格加起来都不够用……不，全部的小织格都不够记录犹太人黄星的苦涩。
在谎言背后的语言风格中，依然会暴露本质
面对无孔不入的纳粹语言侵袭，克莱普勒起初是逃避的，企图让自己的精神回到启蒙的源头，与那些曾经对抗非自由观念的先贤们对话。但纳粹对于书籍最后的管制砸碎了克拉普勒的庇护所，让他无奈只能直面纳粹的语言控制，也鼓起了勇气将这些控制的“罪证”碎片，用日记的方式一一收集：
正如常常会有“一个时代、一个国家的面目”这样的说法一样，一个时期的表达同样被视为这个时期的语言。第三帝国的语言带有一种十分可怕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出自它所有的生存表述和遗物：出自它豪华建筑无度的夸耀及其废墟，出自它的战士类型，那些被他们作为理想的形象定格在总是不同的、又总是相同的广告牌上的冲锋队和党卫军士兵，出自它的高速公路和群葬合墓。
人们总是不断地引述塔列朗的句子，说语言是用来掩饰外交官的思想的。而正确的说法应该正好相反，一个人故意要掩饰的东西，包括他不自觉隐藏于内心的东西：其语言会令之昭示于天下……一个人说出来的东西有可能是谎言——但是在其语言风格中，他的本质会暴露无遗。
刚开始的时候，当我还没怎么遇到、或者只遇到很轻微的迫害时，我就想要尽量避开他。我厌烦了橱窗的语言，广告牌的、棕黄色军装的、旗帜的语言，向希特勒致敬伸直的手臂、修剪整齐的希特勒胡须的语言。
我逃避，埋头沉潜进自己的职业，我讲着我的课，怀着一种不安的心情面对着眼前越来越空荡的课桌椅，仿佛视而不见。我全神贯注地写作我的十八世纪法国文学。普遍的状况已经够让人窝火的了，为什么还要让纳粹的文字来进一步破坏我的生活？假使我偶然或者是因为误会拿了一本纳粹的书，读了第一段我就会把它扔到一边去。街上若有什么地方响起领袖的或者是他的宣传部长的声嘶力竭的怪叫，我总要绕一个大圈子避开高音喇叭；而在阅读报纸的时候，我总是揣测不安地尽力将赤裸裸的事实——它们的赤裸裸表现已经令人寒心无比——从那些话、评论和文章的令人作呕的混汤中打捞出来。
而当公务员遭遇清洗，我失去了我的讲台之后，我就直接想办法把自己与现实隔绝开来了。那些如此落伍的、早已被每一个顾惜自己羽毛、在意自己形象和身份的人加以诋毁的启蒙者，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地堕落，一直是我的最爱……
但是很快，使用图书馆的禁令降临到我头上，于是我手中的生命之作被剥夺，接着我被扫地出户，再接着就是一切随之即来的东西，每天一个新的随之即来的东西。这时，这根平衡杆便成了我最须臾不可离弃的器械，时代的语言成了我最大的、第一位的兴趣所在。
死神易见，而魔鬼难寻
也许令人恐怖的并不是手持镰刀步步逼近的死神，而是那些隐藏在黑暗中的随时可能会作恶的魔鬼，如果这些魔鬼是藏身于我们思维中的那些语言元素，这种危险就会更加让人不寒而栗。
不过纳粹语言并不是人类第一次面临的思想控制，甚至可以说从哲学发端到启蒙之后，诸多思想家一直在努力地对抗着脑海中可能存在的恶魔，笛卡尔用他的怀疑照亮了恶魔栖身的黑暗之所，胡塞尔试图用现象学中“悬搁”的方法利剑来减少那些习以为常的现象和“陈词滥调”来劈开思维的顽疾（关于如何对抗语言的控制，由于篇幅问题，可以移步至《第三帝国的语言》二中）。
我们对抗语言控制的最好的办法，就在数千年来先贤们不断思索所累积下来的精神财富中，有了这些，我们就免去从头思索的繁杂和费时。但，如果无法继承这些思想，如果我们的思维被某些原因禁锢在黑暗的房间中，无法被先贤们的光辉照亮，那只需要记住两样东西——怀疑和理性，这就是我们手中的刀与剑。用怀疑斩开黑暗，用理性重塑光明。
虽然“不负韶华”朗朗上口，可笨拙的说出“对得起自己生命时光的尊严”，可能才是怀疑和最好的表现。
附录：第三帝国是什么？
“第三帝国”这个概念既不是出自于希特勒，也不是来自于另外某个国家社会主义分子。可考的是这个概念早在中世纪末世论神学家那里就已经存在。在末世论的教义里，继“圣父之国”和“圣子之国”之后会出现“第三帝国”即“圣灵之国”。
二十世纪，关于三个帝国的如下设想被接受：“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近代“德意志帝国”（俾斯麦帝国）以及在后者消亡之后，从“种族心灵”中诞生一个“第三帝国的希望”。它首先在民族主义团体以及保守革命党人中间流行起来。希特勒虽然对这个概念很有保留，但最终也接受了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