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自其成立之初即遭受西方列强的一致围堵，国家安全一直面临严重威胁。

在二战后，尽管苏联崛起为超级大国，然而由于冷战的持续存在，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仍对苏联构成强大威胁。

为应对这一局势，苏联采取了多方面措施。

一方面，利用「斯大林体制」将全苏联的资源尽可能多地集中到政府手中；

另一方面，将国家创造的财富大规模投入到军工及其相关的重工业领域。

然而，这一模式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属于劳动者的物质报酬，以及用于发展轻工业和提高民生水平的投资受到了限制。

在这种模式下，苏联的全体劳动者都为国家辛勤工作，却不能得到令人满意的物质回报。

相反，他们需不断进行高强度劳动，将大量剩余价值上缴国家，而这些资金则被投入到与民生无关的军工和重工业中。

这无疑引发了民众的不满情绪。

那么如何应对民众的不满情绪呢？

苏联采取了两种手段来对冲困境：

首先是通过政治高压，当无法提供实质利益时，只能依赖强硬手段——当给不了胡萝卜时，就只能用大棒了；

其次是通过红色意识形态的支持。

通过红色意识形态，劳动者在法理上被赋予了国家主人的政治地位。

这种国家主人翁的认知激发了劳动者为国家奉献的意识。

然而，这种意识形态本质上是一种革命意识形态，一旦革命结束，国家进入正常发展阶段，这种意识形态的淡化难以避免。

随着苏共成为苏联的国家掌控者，其角色定位就已经发生了变化——名义上他们仍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同时还代表了苏联国家民族的利益，但在实际上因为特权阶层的出现，苏联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开始利用国家实体，享受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

随着苏共角色的变化和红色意识形态的淡化，激励劳动者无偿奉献或低报酬工作的意识形态支撑逐渐减弱。

劳动者越来越关注自己实际的利益，而非虚构的国家主人感觉。

再加上苏联需要将主要资源投入冷战，进一步无法满足国民提高报酬、改善物质生活的需求，「斯大林模式」下这种为国家工作的模式无法激励民众努力工作。

相反，由于民众对国家长期剥夺个体剩余价值的不满，引发了严重的消极怠工现象。

反观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他们借助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春风，呈现出内涵逐层推进的特点，每一次次级层面的推进都导致经济模式和形态的巨大变革。

这种代际差距的扩大，使得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显现出明显的不适应。

这种基于既定现实成果的规划布局，使得苏联在这个创新发展、不断迭代的时代中，愈发显得过时，无法跟上时代的步伐。

随着与外部的差距扩大到一定程度，苏联不仅失去了自我催发的能力，甚至对外部创新成果的借鉴和运用也因为二者之间的差异过大而变得困难。

最终，在苏联的晚期，除了举全国之力发展军工行业之外，苏联在各个物质文明领域的发展水平都远远落后于时代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