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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皮特休

编辑|皮特休

十九年之久的战争对英西双方都产生了的深远影响。

英格兰在这场战争中成功抵御了西班牙人的入侵，而且还在1588年打败了西班牙无敌舰队，这些激发了英吉利民族的自信心，同时也更加坚定了新教信仰。

与西班牙的海上战争还推动了英格兰海上探险事业的发展。但是战争也加深了英格兰国内的政治摩擦。伊丽莎白为了筹集战争费用，不断增加税收以及出卖专利权，加剧了同议会的矛盾。

在战争中，西班牙成功抵御了英格兰想要推翻菲利普二世继承权的一切努力，通过对法国内战的干预，还使法国继续保持着天主教信仰，打击了新教在欧洲的扩张势头。

但是，与英格兰的战争致使西班牙陷入三方作战，对自身国力造成严重的消耗。

英格兰民族国家进程的加快

战争催生了（民族国家），国家又发动了战争。战争从某种意义上是统治者加强中央集权的工具，却也从侧面激发着整个民族的国家意识。

当民众饱含热情的誓为国家而战时，民族的概念就已经凸显。

在英西战争中，随着英格兰民众反对西班牙殖民霸权和海洋霸权斗争的不断高涨，英格兰民族感情和民族国家的意识也得到进一步发展。

中世纪后期的英格兰人在不列颠岛或者在欧洲大陆上与其他民族对抗，而且常常以暴力对抗。这些抗争是促进民族性和英格兰性的自我意识的温床。

而这种民族意识正是民族国家形成的基本因素。

在英西战争中，英格兰人民为了捍卫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而紧密团结在一起，共同对抗西班牙，民族国家利益日益突显。伊丽莎白女王在战争中发表的激励英军的演说可以充分的展现这一点。

“……你们从我一贯的行动中可以看出，我根据上帝的旨意，把自己的力量和安全寄托于人民的赤诚之中。所以，我来到你们中间，决心在硝烟弥漫的战火中与你们同生死、共患难；为了上帝，为了我的祖先，我不惜战死沙场，马革裹尸……”

同时战争也是驱散了三十年来西班牙的强大力量给英格兰投下的阴影，大大提升了英吉利民族的自信心。

英格兰通过1588年的海战打败西班牙引以为傲的无敌舰队，随后又在1589年、1594年、1596年以及1597年四次对西班牙发动远征。

对英格兰人来说，战胜西班牙使他们民族意识中的民族优越感和民族自信心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这在伊丽莎白执政后期表现得十分明显，此时整个英吉利民族得心态正在发生悄悄的变化，民族意识日益膨胀。

特别是英格兰在1588年的海战中打败了西班牙无敌舰队后，“它使全世世界认识到这个巨怪的脚是黏土做成的，西班牙权力大厦是建造在沙土上面的。这个帝国的安全和海市蜃楼一样不可靠，”

打破了长久以来对西班牙的盲目畏惧。“反对西班牙斗争的初步胜利，使英国人得到了期盼已久的荣誉，增强了英国人民的自尊心、自信心和凝聚力”。

他们相信在这个邪恶盛行的世界里，英格兰这个被一群假托上帝之名的贪婪之辈虎视眈眈的北海小岛，完全可以在争议的大旗下，凭借一己之力在海上击败任何强敌，挫败一切阴谋。

几年后，莎士比亚（Shakespeare）也在《约翰王》（TheLifeandDeathofKingJohn）中自信的写道：“尽管全世界都是我们的敌人，向我们三面进攻，我们也可以击退他们。只要英格兰对它自己尽忠，天大的灾祸都不能震撼我们的心胸。”

战争也使英格兰人更加坚定他们的宗教信仰是正确的，是受到上帝庇护的，激发了英格兰的宗教自信。

英格兰从上到下爆发出一股宗教热情，全国狂欢感谢上帝：“上帝无疑站在我们这一边，他不久就叫他们完蛋。以这个舰队为模型的传说讲到上帝的威力。”

英西战争的也提高了伊丽莎白女王在国内的威信，以女王为偶像的民族狂热和帝国情绪迸发了。商人们请求进一步加大海外探险活动的规模，文人墨客们则对伊丽莎白女王和英吉利民族精神大力颂扬。

他们不但高呼“女王陛下万岁！”而且还振臂高呼：我们作战是为了“保护神圣的上帝，尊贵的女王和天生的国家。为了保护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子女、我们的自由、我们的土地、我们的生命和我们所拥有的一切。”

1956年，诗人爱德蒙·斯宾塞（EdmundSpenser）完成了他的长诗《仙后》（TheFaerieQueene）并将其献给了伊丽莎白女王。诗中充满诗人对伊丽莎白女王的赞誉和歌颂。战争使女王在国内的声誉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英格兰海上探险事业的发展

伊丽莎白时期，国家的独立、安全依赖于广大的臣民；国家无力承担一次大的海战；臣民和国王都渴望财富，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私掠船活动成为国家情感的特殊表现形式”。

同时英西战争激发了英格兰人的海洋意识，在国内掀起一场海外探险的热潮。

“西班牙舰队的失败，好像是一个耳语一样，把帝国的秘密送进了英国人的耳中；在一个商业时代中，赢得海洋比赢得陆地更为有利”，战争使英格兰认识到掌控海洋的重要性。

西班牙对英格兰独立的威胁以及对英格兰宗教的敌视都让英格兰人感到厌烦。战争的到来更使英格兰正常的贸易遭到破坏。

16世纪，与伊比利亚的贸易在整个欧洲的贸易体系中极为重要。英格兰与西班牙的矛盾使英格兰失去了与伊比利亚半岛贸易的机会，这对那些依靠西班牙城市发展对外贸易的城市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都铎前期，在英格兰的对外贸易中伦敦——安特卫普贸易所占的份额是最大的。1585年8月，安特卫普由于没有继承人落入到西班牙的手中，从此英格兰与安特卫普的贸易受到西班牙的限制。

英格兰对外贸易过度集中在安特卫普的弊端也逐渐显现出来。英格兰商人冒险公司不得不把呢绒在欧洲得集散中心转移到德国北部的埃姆顿（Embden）和汉堡，呢绒贸易跌入谷底，出口进一步减少，“1571—1573年间的出口平均每年仅7.3204万匹。”

对安特卫普贸易市场的过度依赖，使得英格兰商人面对突如其来的贸易危机手足无措。这种危机打断了自14世纪末以来英格兰呢绒出口持续稳步增长的势头，寻找新的贸易模式对英国政府和商人来说已成为刻不容缓的问题。

英格兰转而开始着手追赶世界性贸易，为争取有利贸易区和贸易路线的控制权而展开斗争，海外探险和商业扩张也就成为了国家性的冒险事业。

对安特卫普贸易的受阻和海上贸易的高额利润驱使一些商人开始向外拓展商业，并积极从事海外探险、殖民和掠夺。

英格兰向西北航线的探索，对17世纪美洲殖民地的建立做了准备，意义重大。1585年雷利建立了英格兰在北美的第一块殖民地，并将其命名为“弗吉尼亚”（Virginia）。

从1585年开始航海家约翰·戴维斯（JohnDavis）连续三年向英格兰西北部海域进行测量、考察。同时，英格兰商人也依据旧商路探索前往东方的道路。

英格兰的这种海外探险往往与海上掠夺是一起的。英格兰的海上掠夺活动从16世纪60年代开始逐渐频繁起来，抢劫的范围从英吉利海峡转向大西洋，80年代以后掠夺活动进入高潮。

这一时期涌现出了一些著名的海盗，如约翰·霍金斯、亨利·摩根（HenryMorgan）、弗兰西斯·德雷克。由于这种海上活动一般都会有贵族甚至伊丽莎白女王自身入股，所以这种劫掠活动实际也得到政府的默认。

因此，德雷克也被说成是“合法的强盗”和伊丽莎白在海上的“看门犬”。除了这些主要的航行以外，战争还激励一大群个体冒险者，他们在任何能找到的地方无情的追捕西班牙猎物。

他们这种不受控制的航行对西班牙经济造成累计伤害远远大于王室所赞助的掠夺活动。

在1589—1591年，有记录的海上掠夺一共299次，其中145次猎获物价值为27.9713英镑。1598年一年掠夺76次，其中44次猎获物价值为38811万英镑。

而且这种劫掠活动在当时的战争背景下，也被英格兰政府视为是一种防止西班牙天主教侵略和保家卫国的行为。

商人的海上劫掠行为与“新教”、“保卫国家的爱国主义”巧妙的融合在一起。海盗劫掠这种本质上罪恶的行为受到了英格兰的追捧，“谁干得最成功，谁就在本国受到最大得尊重”。

16世纪后期，英格兰通过海外探险，“发现”了许多新地方，开拓了英格兰人的视野，促进了英格兰海上力量的发展。

同时海上掠夺也富裕了商人、充实了国库，促进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打击了西班牙的海上霸权。

后记

海上掠夺的意义不仅仅在于金银财宝的获得，更重要的在于这种行为证明了西班牙并不是不可侵犯的。德雷克在生前和死后都被英格兰视为民族英雄和新教信仰的化身。

他制造了以勇敢的海盗和富有而又无力自卫的西班牙为内容的传说。对西班牙来说，“德雷克”是用来吓唬小孩子的名字。

在与西班牙的战争状态中，对西班牙的仇恨情绪、对贵金属的渴望以及旧的贸易模式受阻后对新市场的渴求使英格兰人将目光转向海外，积极开阔海外市场，英格兰海上事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Harrison, G. B., Elizabethan and Jacobean journals, 1591-1610, London: Routledge, 1928.

[2]MacCaffrey, Wallace T., Elizabeth Ⅰ: War and Politics, 1588-1603,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3]Mattingly, Garrett, The Defeat of the Spanish Armada,London: Random House, 1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