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附件在莫斯科签订，条约的附录指出，中国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的条件包括苏联对国民政府的全面援助、承认中国在东北三省的主权、以及不干涉中国内政等。
8月24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正式生效，外蒙古的独立地位也因此获得了国民党政府的认可。
为了向中国民众宣扬外蒙古独立的合理性和必然性，蒋介石发表了题为《完成民族主义维护国际和平》的演讲，他以孙中山和国民党所主张的民族主义原则为辩解，希望以此掩盖他在承认外蒙古独立问题上的耻辱。
但是历史已经证明，蒋介石必须为外蒙古的独立承担一定的责任，其一生也在无限悔恨中度过。
国人常常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外蒙独立公投，苏俄的窥觊
1945年9月9日，日本在南京举行投降典礼，当全国人民庆祝抗日战争胜利时，蒋介石却陷入了深深的担忧和不安。
事实也是如此，苏联不仅没有兑现承诺，反而扶持新疆的分裂势力反抗国民党军队，还将占领后的秦皇岛、张家口和山海关等战略重地让给中共军队管辖。
但他明白若此时与苏联翻脸，东北问题将更加难以解决，因此最终决定按照中苏条约的约定举行外蒙古公民投票决定其归属。
1945年10月20日，外蒙古举行了“公民投票”，投票结果显示，98%的选民一致赞成外蒙古独立。
蒋介石并没有立即承认其独立地位，为了使中苏在内外蒙古问题、接收东北以及苏联撤军等问题上达成一致，蒋介石于1945年底再次派蒋经国访苏。
通过与斯大林的会谈，蒋经国了解到苏联不会支持内外蒙古合并和内蒙古的独立运动，并表示不久即会从东北撤军。
见此，1946年1月5日，蒋介石不得不如约对外发表公告承认外蒙古独立。
外蒙古的独立由此成为了蒋介石永生不能忘记的耻辱，也成为每一位中国人心中的痛和遗憾。
蒋介石的抉择
1946年外蒙公投结束后，外蒙古的独立已经成为既定事实。
虽然蒋介石在日记中时常流露出对外蒙独立的悲痛，但对于外蒙古的独立地位，他从未提出任何质疑或否定，但他也开始为外蒙古的独立辩解。
在1947年3月21日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的政治报告中，蒋介石主动承担了外蒙古独立的责任。他坦言：
“最近听说我们同志间有以外蒙古版图变色，来责备我们外交当局的。这件事完全是本人的主张，也是我一生对国家唯一应负责任的一件大事。外交当局不过是执行了我所决定的政策而已。”
蒋介石解释，当时允许外蒙古独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换取整个东北的主权，以免接收东北时遭遇外交障碍。
1945年3月，驻美大使魏道明向蒋介石汇报了他与罗斯福会谈的内容，提到雅尔塔会议涉及中国领土问题。
尽管中国未被告知雅尔塔协定牵涉中国领土，蒋介石仍选择接受斯大林的“建议”，因为斯大林承诺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并承诺不再支持中国共产党。
对于视共产党为头号敌人的蒋介石来说，这是一个极大的诱惑。
在中苏谈判期间，蒋介石的态度从希望避免提及外蒙古问题，逐渐演变为允许外蒙古自治但宗主权属于中国，最终退让为承认外蒙古独立。
在划定外蒙古疆界的问题上，他的态度也从坚持先划定疆界再承认独立，到“准予权宜处置”。
对于外蒙古的丢失，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自然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但是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大国强权政治和民族利己主义的作用，使外蒙古的独立成为美苏大国政治角逐的牺牲品，成为二战后国际政治局势的必然结果。
败退台湾，不忘外蒙
1949年4月，国共内战失败后，蒋介石败退到台湾。对苏联援助中共的行为一直耿耿于怀的他，开始思考如何撕毁《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报复苏联的“背信弃义”。
1949年，蒋介石在第四届联合国大会上控告苏联违反《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不援助中共”等条款，并公开吞并外蒙古领土，强烈要求联合国取消该条约的有效性。
在控苏案的争辩过程中，台湾当局驻联合国代表蒋廷黻针对外蒙古问题反驳道：
“自从外蒙古获得所谓独立以后，外蒙对外的关系，包括对中国的关系，即为铁幕所掩蔽。然而，由于种族关系与其他因素，以及蒙古人民对自由的渴望，许多勇敢的外蒙人民曾逃入中国，发表了这个受压迫受征服国家的经过情形。这些事实说明苏联并没有遵守‘尊重外蒙古之政治独立与领土完整’的神圣诺言。”
对于蒋介石的控诉，联合国大会经过一年激烈讨论后，1952年2月1日，联合国大会第369次全体会议最终决定支持蒋介石的控诉。
于是，1953年2月24日，经蒋介石授权，台湾“立法院”废除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取消了对外蒙古独立的承认。
1952年10月10日，蒋介石在国民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致辞中，反思与忏悔他当时同意外蒙古独立的考虑。他分析道：
“第一，我对于民族平等自由的思想，向来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只要其民族有独立自主的能力，我们应该予以独立自主。
第二，外蒙所谓‘蒙古人民共和国’，自民国十年设立以来，事实上为俄帝所控制，我们政府对于外蒙领土，实已名存实亡。
第三，只要我们国家能够自立自强，外蒙这些民族终久必会归到其祖国怀抱，与其此时为虚名而蹈实祸，不如忍痛割弃一时，而换得国家二十年休养生息的机会，那是值得的。”
然而，他也深刻忏悔道：
“我主张放弃外蒙的决心，实基于此，这在现在看起来，实在是一个幼稚的幻想，决非谋国之道。但我在当时，对外蒙问题，惟有如此决策，或有确保战果，争取建国的机会，这是我的责任，亦是我的罪愆。”
外蒙古入联合国，蒋介石的态度转变
蒋介石所口述的《苏俄在中国》一书详细记录了苏联对中国领土的野心及其在中国的罪行，其中包括对外蒙古的侵略和吞并唐努乌梁海的过程。
蒋介石在书中论述了苏联如何一步步控制外蒙古，并通过傀儡政权将其变成苏联的附庸。尽管苏联在民国初期承认中国对外蒙古的主权，但他们始终试图恢复对外蒙古的控制 。
1946年，外蒙古在苏联的支持下首次向联合国提出加入申请。
由于外蒙古刚刚独立，且未与中国等其他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蒋介石并未强烈反对，也未给予支持，表示将视时机成熟再做决定。
这一态度得到了美国和英国的支持，导致外蒙古首次申请失败 。
1947年，随着国共内战的加剧和苏联对中共的支持，国民党内部的反苏情绪高涨。
北塔山事件进一步激化了国民党政府对苏联和外蒙古的不满。
蒋介石政府强烈反对外蒙古的入会申请，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徐淑希公开表示外蒙古不符合联合国宪章的义务。
在多方努力下，1947年8月，联合国最终撤销了外蒙古的申请 。
1955年，外蒙古再次申请加入联合国，蒋介石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身份行使否决权，再次阻止了外蒙古的加入。
蒋介石致电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表达对外蒙古问题的基本立场和痛悔之情，强调外蒙古原为中国领土，其独立是中苏友好条约的结果，并表示坚决反对外蒙古入会 。
1961年，外蒙古再次申请加入联合国。
此时的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新上台的美国总统肯尼迪政府不顾台湾当局的态度，主动要求与外蒙古建交，并表示不会反对其加入联合国。
此外，非洲新独立的国家毛里塔尼亚也申请入会，苏联威胁如果外蒙古入会被否决，他们将否决毛里塔尼亚的入会申请。
这引起了非洲法语系国家的强烈反应，他们威胁如果毛里塔尼亚不能入会，将集体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 。
蒋介石对此高度重视，虽然他的立场和1955年时一致，但面对美国的压力，他不得不重新考虑策略。
蒋介石在与美国政府的谈判中表现出一定的妥协态度，希望通过交换条件以维护国民党在联合国中的地位。
最终，蒋介石在美苏压力下妥协，同意不再否决外蒙古的入会申请。
1961年10月25日，联合国投票通过外蒙古的入会申请，外蒙古成为联合国的一员。
后来，蒋介石在公开场合解释了他的决定，希望民众理解现实局势的迫使，并鼓励民众相信终有一天会收复外蒙古 。
虽然蒋介石的坚持和反抗曾是外蒙古进入联合国的一大阻力，但在美国的压力和迫使下，这一坚持又是那么的不堪一击。
结语
蒋介石在其政治生涯中，对外蒙古问题的处理展现了其复杂而矛盾的心路历程。
青年时期，他对外蒙古有着深厚的民族情感和坚定的主权意识，创办杂志、撰写文章，以唤起社会关注。
但是随着他逐步跻身国民党的权力核心，他的态度和策略发生了明显变化。
在进入国民党中心之前，他高调宣扬武力征伐外蒙古，表现出一位意气风发的青年民族主义者的形象。
但进入政坛之后，他开始表现出更多的政治家的谨慎，尤其是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他的处理方式更多地体现了政治策略的需要。
随着形势的变化，他在外蒙古问题上时而强硬，时而妥协，最终在战后形势的逼迫下选择了妥协和放弃。
外蒙古问题不仅仅是蒋介石个人的挫折，也是中华民族在复杂国际局势中不得不面对的历史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