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是，大臣》的续篇。在《是，首相》当中，大臣吉姆•哈克在党内角力中意外地当上了首相，汉弗莱爵士也提前一步升迁为内阁秘书，而伯纳德则荣任首相的私人秘书。于是，官僚帝国的故事继续在唐宁街十号展开。 小说以及之前的《是，大臣》以吉姆哈克的日记为主，辅以其他政府官员的备忘录、信件等，同样的事件在不同的记录中互相参照，幽默、辛辣，非常精彩。
“汉弗莱，政府部门就好比墓碑。工业部标志着工业的坟墓，就业部标志着就业的坟墓，环境部标志着环境的坟墓，而教育部标志着英国教育的尸体埋葬于此。”
什么样的采访人选，就会自动生成什么样的形象。
事实是，人们在报纸上看到的每一个描述首相工作如何辛苦的报道都是杜撰出来的，这一般是由新闻处编造的。
如果有任何人为了让我上套，问我是否拒绝做候选人的话，汉弗莱建议说，在以前的类似场合，一个可取的通常答复是：一个人虽不寻求官职，但应立誓效忠国家；如果同事劝说他这才是最好的服务渠道，那么这个人应该勉为其难地承担起这个责任，而不顾及私人的愿望。我连忙把这个答复记了下来。
一些威慑理论的倡导者明白这点，但是他们认为我们国防政策的目的，是使苏联人相信我们防卫有度。这是荒谬的。我们政策的存在应该是使英国人相信英国防卫有度——当然苏联人知道并非如此。
如今的政治家花费了大量时间搭乘喷气式飞机奔波于世界各地，参加那些能够影响人类前途的重大磋商，而自己却“晕头转向”。哈克当时用的就是这个词。
我依稀有印象，卡特看起来有点像个傻子。还有卡特在户外慢跑的那张照片，看起来就要完全虚脱了。他也许认为展示自己正在锻炼的场景是个不错的主意——但是这张照片给选民们造成了他将不久于人世的印象，使他丧失了大量支持。
当然，很少有知识分子能身跨两界，但是政治家们从不愿承认这一点，而学术界人士则更喜欢谈及此事。
这些雇佣文人渴望拿到新闻，但是他们又非常懒惰，几乎我们说什么就是什么。
个体确实还是有价值的，即使这是一个充满了预算表和决算表的世界。人们可能会批评我使用军队的方式不当，但是我不在乎。做正确的事情，有时候就意味着要冒不得人心的危险。
政治是一种表述的艺术。
我很好奇：“第一无聊的是哪类戏？”“赞扬政府的戏。”
伯纳德评论道，但凡有棘手的外交任务，首相就派外交大臣前往，但如果是什么出头露脸的事儿，首相就会亲自出国，以便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
职位越高，政治妄想症就越严重。
在读了同一时期同一政府的两位对立大臣的一连串叙述之后，读者会发现根据各自的叙述，他们都行事光明磊落，判断英明准确，叫你很难说这几十年来史无前例的、源源不断的政治丑闻应该归咎于谁。因此从逻辑上讲，唯一可能的替罪羊就是文职人员。
彼得告诉我迈克是个现代主义者。我不太明白这个词的含义。“这是一个神学术语，首相。他似乎认为，《圣经》中描述的一些事件，不能按照字面意思来理解——他将之视为比喻、传奇或者神话。他对这些故事背后的精神或者哲学含义更感兴趣。”
还是记住这句格言吧：如果上帝想让政治家们思考，他早就给他们造出脑子了。
安妮不明白为什么主教居然和宗教无关。因此我解释道，他们基本上就是穿着奇装异服的经理。
关于失业没有人会讲实话。
如果你生活在一个文明仁爱的社会里，有时你不得不做一些在经济上不划算的事情。
工作葬礼是峰会的最好形式。表面上葬礼是为了悼念死者，但是政治家和外交官可以借机在招待会上、教堂中和墓地里进行非正式的接触，其成果将比被人们寄予厚望的十次官方峰会还要多。这就是哈克为何马上同意为他无人哀悯的已故前任安排国葬的原因。
你不能仅仅出于正义就愚蠢地感情用事，而置国家于危险之中。如果我们因为个人所受的不公和暴行而采取道德立场的话，我们就不可能将香港归还中国，也不可能让穆加贝执掌津巴布韦政权。
现已证明：如果每年因为吸烟死去的这十万人都能够安享晚年的话，我们花在退休金和社会保障方面的钱，将远远多于他们的医药费。因此从财政上来讲，他们继续按照目前的规模死去，无疑更划算一些。
“就像英国国教一样，首相，人们并不去教堂，但是教会的存在会让人们觉得踏实。艺术也是同样的道理，只要它们存在，你就能感觉自己生活在一个文明的国度里。”
我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汉弗莱认为这表明我正在做正确的事情。在他看来，政治上得人心的举措通常都会带来行政上的灾难。
财政部是政府中最重要的部门，因为它掌握了所有钱财。每次你要拿走它一些钱，就等于分走它一些权，所以它总是会抗拒。让财政部同意减税的唯一办法是让财政大臣先同意，但是只有财政部同意了，财政大臣才能同意。这是一个无解的局面。
我转而谈论以色列问题。我指出双方都应受谴责，中东问题是历史造成的悲剧，并且从道义上讲，我们不应该只谴责其中一方，而不谴责双方。
金融城的基本规矩是：如果你能力不足，那么你必须诚实；如果你想耍花招，那么你必须够聪明。理由是，如果你诚实的话，出了岔子人们就会帮你。相反，如果你耍花招的话，只要是确保赢利，谁也不会过问。金融城最理想的公司是既诚实又聪明，只是这并不多见。
我告诉他，我们将竭尽全力，但事情也许并无可能。[这是外交辞令中最坚决的拒绝方式了。]
安全处理外交事务的基本原则是：不要让政治家卷入外交，否则太危险了。所谓外交，旨在生存到下个世纪—一而政治则只关乎生存到本周五下午。
政治家们通常宁可出臭名也不愿意不出名。
安妮就像新闻媒体一样，对于谁掌控谁的事情喋喋不休。但是政府的要点在于，没有人能掌控一切。很多人有权阻止某事的发生，但是几乎没有人有权实行某事。我们的政府有割草机的发动引擎，却有劳斯莱斯轿车的刹车系统。
毕竟，伟大的政治家必须是伟大的演员。
将所有的博物馆转变为独立信托机构，这样所有的职员将不再被定义为文职人员。他们仍然是同样一批人，干同样的事，仍然由政府拨款付薪。但是，财政拨款就像津贴和额外奖金一样，并不计算在薪俸之内。如此这般，就有了一次削减，一次相当可观的大削减，除非有人进行十分细密的调查。
我当然希望受欢迎，这并没有错，选举比的就是受欢迎，这也是民主政治的全部内容。
看起来，安妮仍然认为内阁充满着团队精神。其实不是。他们彼此之间经常争风头，抢声望。而这种事，最快捷的方法就是花钱，花公家的钱，这使内阁成员受到所在部门、党、议员和媒体的欢迎。而削减开支会使每个人都不那么受欢迎。
你不必把首相的每个小小的要求都当真。你必须向他解释，这些要求并不都对他有益。事实上，大多数是无益的。我们的工作是保证首相不被人迷惑。政治家是简单的人，他们喜欢简单的选择以及清晰的指导。他们并不喜欢怀疑和矛盾。而这个女人使他怀疑我们所告诉他的一切。
但是人人都知道，起立鼓掌只是摆摆门面的事情，电视台只不过会放几秒钟的起立鼓掌镜头。他们将播放我空洞无物的演讲，以及演讲过程中一些心不在焉的零落掌声。接着政治评论员会站出来，指出我并没有给政党或国家带来好消息。
再者，就世界政治格局而言，我们的外交部实际上无足轻重，我们没有真正的权力，英国仅仅是美国的一个导弹基地而已，就是这么简单。
我说不相信，伯纳德也说不相信，现在真相清楚了。此事并非不可能，但是此事从未被正式地否认过，因此我认为我们完全可以不信。政治上的第一条原则是：“不要相信任何事情，除非它被正式否认。”
有一些惊人的传闻在白厅街流传。左翼说首相是中情局的特工，右翼则说他是克格勃的特务。
今天的反对党就是明天的执政党。
在某些方面，内阁秘书是这个国家最有权势的人。他是首相的得力助手，负责安排内阁议程，可以决定谁能接近首相。
政治回忆录的读者应该知道，大多数政治家的回忆录都是公正和准确的典范，充满着慷慨大度，而且不打算为既往的错误进行辩护。政治家们会对同僚不吝友善和赞美之词，与此相应，他们把自己对政府的贡献谦逊地予以淡化。
当他照例倒上一杯苏格兰威士忌，独自对着盒式录音机口述当天发生的事情时，随着他对成功的回味和对失败的重新解释，哪些是事实，哪些是他的想象，也就模糊起来。
被征募的年轻人将得以学习手艺和技术，他们甚至可以学会读书识字——军队绝不可能让一个文盲退役。事实上，我们能让年轻人得到全面的教育，以弥补他们目前接受的所谓综合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