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齐桓公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获得了诸侯的拥护。三国时期，曹操做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事情，却不被诸侯拥护，甚至被称为逆贼。两种口号都有一定的现实基础，属于同出而异名，事实上获得了相同的结果。

“尊王攘夷”一词最早见于《春秋公羊传》，该书是解释儒家经典《春秋》的三部专著之一。本意为“尊勤君王，攘斥外夷”，后来演化为具备复杂含义的政治术语。周朝自平王东迁以后，周天子权威大大减弱，诸侯国内的篡权政变和各国之间的兼并战争不断发生。与此同时，南北边境族群趁机入侵，北有山戎，南有荆蛮，华夏文明面临空前的危机。春秋时期的齐桓公在管仲的辅佐下，经过了内政、经济、军事等多方面改革，有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军事实力，适时打出了“尊王攘夷”的旗帜，以诸侯长的身份，挟天子以伐不臣。尊崇周天子，数次发动帮助诸侯国攘斥夷狄的战争，大获赞赏，其事迹被后世称为尊王攘夷。齐桓公不仅要维护王室的尊严，打击周边少数民族政权，而且参与立太子事件。事实上，齐桓公已经形成了一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态势，对周王室政治进行了干预，也具备一定的主导作用。齐国称霸以后，已经成了事实上最大的诸侯国，说话办事都具有一定的权威属性。齐桓公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事实上打击了少数民族政权，维护了周天子的正统地位，同时干预了周天子的朝廷政治，获得了较大的利益，同时获得诸侯的拥护。

虽然齐桓公没有挟持天子，但他说话一言九鼎，对周王朝的政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就是说，齐桓公控制周王室的权力逐渐变大，倘若齐国没有衰落，那么齐桓公以及他的儿子们会一直和周王室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利用手中的权力控制周王室的政治。周天子还是天子，立太子的时候会征得齐桓公的同意。当周朝的国界受到少数民族侵扰的时候，齐国会出兵，打击少数民族，算是为国效力，同时赢得诸侯的尊重。虽然齐桓公没有严格控制天子，但在政治方面却实现了自己的目的，能够影响周朝政治的发展，甚至已经成了扶持太子上位的辅国重臣。太子是他辅佐上位的，那么太子就要听他的话，如此一来，就会形成事实上的挟天子以令诸侯。曹操则不然，要形成事实上的挟天子以令诸侯。不仅挟持了汉献帝，而且要以汉献帝的口吻发诏书，还会带着刀剑上朝。只要他想讨伐谁，就会以汉献帝的名义发诏书，发兵讨伐。《三国志》说他“名为汉相，实为汉贼。”窃取了大汉的权柄，却并不称帝。即便晚年他想称帝，也有一批谋士阻止他称帝。他杀了一批谋士，却并不能禁止人们的言论自由。

齐桓公通过尊王攘夷的策略做大做强，在春秋时期称霸于诸侯。实际上，周朝天子暗弱无能，被齐桓公尊王攘夷的策略迷惑，最终被齐桓公操控。齐国做大做强了，齐桓公已经成了事实上的天子，却并没有取而代之。就好像曹操一样，实际上已经成为事实上的土皇帝，也没有取而代之，而是让自己的儿子称帝了，建立了魏国政权。曹操兴起之前，有董卓作乱。董卓做得比曹操还要厉害，除了挟天子以令诸侯以外，还会肆意废掉皇帝，用新皇帝代替原来的皇帝，其实就是让更加软弱无能的皇帝听命于自己，自己就成了事实上的天子。手握重兵的诸侯们都知道，天子其实只是一个牌位，并不会到民间视察，也不会带兵打仗。谁能尊奉天子，谁就会获得天子的信任，而这种尊重是要为天子效力，为国家排除内忧外患，做大做强之后，就可以取而代之。但为了名分上的说法，大将军并不能取而代之，而是要挟天子以令诸侯。当时诸侯都有实力，甚至有的诸侯可以直接问鼎中原。谁有实力谁就说了算，已经符合了社会丛林法则，弱肉强食，没有什么公平和正义，即便民间出现了“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的现象，也仍然不能阻止诸侯之间的连年战争。

诸侯们要的是权力，要的是土地和人民，而不要公平和正义。即便孔子带领弟子周游列国，兜售“仁”的学说，也不能获得诸侯们的认可。齐桓公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建立了霸业；曹操形成了事实上的挟天子以令诸侯，也成就了一番霸业。古人讲，“名不正，则言不顺。”他们都为自己正名，都要以天子的名义发号施令，最终自己成了事实上的土皇帝。有了天子这块招牌，他们就可以调动很多属于天子的优质社会资源，甚至可以调动诸侯，去打击少数民族政权，还可以打着天子的旗号，打击有反心的诸侯，事实上吞并了他们的土地，掠夺了他们的人民，趁机做大做强。不管是尊王攘夷，还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只是说法不一样，做法却是惊人地一致。只要诸侯做大做强，就会觊觎天子的地位，事实上把天子变成一种牌位，一种拿来加强自身权力属性的工具，而不是把天子当成真正的皇帝来供奉。

天子本身比较委屈，虽然拥有天下的土地，也有管控诸侯的权力，但权力逐渐分散，王室逐渐暗弱，最终造成诸侯乱战的局面。在这种乱战的局面里，谁能够挟持天子，谁就拥有强大的资源。无论是齐桓公还是曹操，抑或是董卓，都想挟天子以令诸侯，实现一番霸业。只不过齐桓公和曹操成功了，而董卓失败了。即便曹操被骂，也仍然成就了一番霸业，当然也就不在乎手段的高明与卑劣了，能获得实惠才是他们追求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