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云“慈不掌兵，义不掌财。”说的是人心太仁慈，就不能掌管兵权；人心崇尚义气就不能掌管钱财。兵法讲究“令出即行，令止即止。”太仁慈将会弄得军纪涣散，形同虚设。掌管钱财也和掌管兵权是一个道理，不能讲究义气，不能被情绪左右。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仁义向来都是儒家提倡的道德标准，但相对于普通人来说，仁义并不是那么管用。即便是雄霸一方的诸侯，也一样不相信仁义，而是要土地和人民。官员虽然满嘴仁义道德，但背地里拼命搜刮民间财富，也就不会有什么仁义道德可言了。上行下效，老百姓会跟着官员学习，表面说仁义道德，背地里讲究为自己谋福利，甚至要做损人利己的事。倘若一个地主或土豪施行仁义，肯定会施舍一部分钱财，而且因为施舍而变得窘困。虽然地主或土豪大多迷信，相信施舍“小舍小得，大舍大得，不舍不得。”但他们都不会大量施舍，甚至越有钱就越抠门，根本不会施舍。因为施舍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甚至会给地主或土豪带来灾难。崇尚义气的地主或土豪施舍一部分钱财或粮食，就会让贫民感恩戴德，但只要这种施舍经常有，就会被视为常态化，是贫民们应该得到的。只要地主或土豪不再施舍，就会被贫民围攻，因为他们打破了施舍的“常规”，把贫民“应该”得的那一部分钱财和粮食“据为己有”，就应该被围攻。可是，那是地主或土豪大发善心施舍的东西，本来就是他自己的。贫民们尝惯了甜头，就不愿意放弃这种“福利待遇”，转而质问地主或土豪，凭什么不发放救济银和救济粮？你说不发就不发？

即便到了现在，一些农民贪便宜和“吃大户”的心态仍然存在。一个因为穿着军大衣唱歌的农民走红了，还登上了名气很大的联欢晚会的舞台。他走穴赚钱，赚了很多。乡亲们整天拿着手机到他家搞直播，要蹭他的流量。因为他不是种地致富的，而是通过唱歌致富的，在乡亲们的眼里，就有些“不劳而获”的意思。他成了“大户”，乡亲们就要“吃大户”。不但有人经常向他借钱，而且乡亲们要他出钱修筑村里的公路。他本来讲究义气，很慷慨，来者不拒。后来才发现，乡亲们借钱根本没打算还。借出去很多钱，一分也没要回来。他只能拒绝借钱，却被乡亲们讥刺为抠门，为富不仁，还说早就知道他这个样子。他的爆红都是乡亲们的功劳，要是没有乡亲们，他也不可能名气爆红。可是，乡亲们是怎么帮他的呢？谁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虽然他出钱修筑了村里的公路，但还是不被乡亲们看好，甚至经常被乡亲们嘲讽。固然，民间有嘲讽富人的习惯，但他暴富之后，并没有抛弃乡亲们，没有到城里居住，而是仍然居住在农村，任凭乡亲们蹭流量。

他太讲究义气了，以至于被乡亲们占了很大的便宜，最终还没有留住好名声。乡亲们大多贫穷，会产生仇富的心理，而他讲究义气，很快就会成为乡亲们紧盯的目标，进而成为被“吃”的“大户”，还会成为被诋毁的对象。只是因为他暴富了，有钱了，而他周围的乡亲们大多贫穷。“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仍然存留，让很多人不知不觉受到了影响。曾经有贪官贪腐几个亿，不声不响，却从来不干义气的事，只是到庙宇或道观施舍一些钱，祈求神灵保佑自己升官发财。越是这样，他们就越不容易被发现。古人讲，“财不外露”，有钱就要夹着尾巴做人，甚至“愈有钱便愈是一毫不肯放松，愈是一毫不肯放松便愈有钱。”虽然钱财乃身外之物，但有钱人会学理财，会学让钱生钱。他们会节俭开支，把大部分钱财都集中起来，搞某一个领域的投资，而不会大加施舍，更不会讲究义气。有钱人只讲究利害关系，属于功利主义，却往往有很多的收益，而不会像老百姓一样，满嘴仁义道德，真到了用钱的时候，就会感觉捉襟见肘。找朋友借钱，朋友不一定会借，而真正能借出钱来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

虽然朋友关系不能用金钱来衡量，但在资本渗透进社会每一个角落之后，所有的东西几乎都能作价出售，所有的人情关系也都可以作价出售，甚至亲情都可以作价出售。人们也就只能顺从了社会规则，要按照价格购买商品和感情了。能够在别人危难之时伸出援助助手，主要还是能借钱给别人，就算是仁义精神的体现，不然，只是说几句宽慰的话，却没有任何钱财援助，怎么说都是假仁假义，没什么好提倡的。有钱人一般不会轻易借钱，即便借钱出去，也要走法律程序，要商定好利息和还款日期，必要时规定抵押物，不然借出去的钱就等于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了。

虽然人是情绪化的动物，很容易被情绪左右，但人应该能够控制情绪，不然只是被所谓的仁义精神洗脑，也就不能掌控财富了。富人要集中财力搞投资，不会随便施舍，以免造成不良影响。曾经有叔侄两人被法院错判，坐了十年牢，出来的时候每个人获得赔偿一百五十万元，可是他们禁不住乡亲们的央求，借出去一部分钱，自己花了一部分，还买了豪车，不到一年，每个人的一百五十万就全都花光了，要面对贫穷的日子了。倘若他们每人拿出一百万搞投资，不借钱，也不乱花，就会有所收益，甚至会成为真正的富人。“义不掌财”似乎可以说明很多富人为富不仁的秘密，但也有富人能够救助穷人，给灾区捐款，就算是义举了，只是不常有，也就不会被视为常态化的举动了。即便如此，还是有很多人要对富人搞道德绑架，一旦有灾情，就要他们捐款，而他们象征性地捐一部分，也就满足了舆论需求。双方各取所需，但富人在捐款的时候大做广告，等于捐了广告费，也仍然是“不义”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