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大决战·辽沈战役》的朋友，一定对其中的一个片段印象深刻：

辽沈战役期间，东北野战军炮兵司令员朱瑞在攻克义县的战斗后触雷身亡。作战处处长苏静向罗荣桓政委汇报了这一情况后，罗荣桓神情悲戚，刚刚戒烟成功的他问了苏静三个字：“有烟吗？”

罗荣桓和朱瑞，在历史上有很深的交集，他们都出身红一方面军，都曾在红一军团担任政治部主任。两人都是我军高级将领中不可多得的高学历人才，罗荣桓是私立青岛大学（今山东大学、中国海洋大学的前身）的学生，朱瑞是莫斯科中山大学和克拉辛炮兵学校的学生。

罗荣桓比朱瑞大三岁，但在红军时期，朱瑞的职务是要略高于罗荣桓的。罗荣桓在红军时期的最高职务是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朱瑞的最高职务则是红5军团政委、红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红二方面军到陕北后担任）。

这和两人的成长背景有一定的关系：朱瑞有过留苏经历，回国后直接进入中央军委工作，进入苏区后担任红军总司令部科长，不久后出任红15军政委；而罗荣桓是地地道道的“本土派”，秋收起义、三湾改编，从特务连党代表一直稳步晋升。

抗日战争爆发后，朱瑞是中央北方局的军委书记，罗荣桓为115师政治部主任。此时的两人交集仍然不多，直到1938年以后，他们各自率领部队进入山东根据地。

1939年3月，罗荣桓和陈光率领115师主力进入山东，同年5月，中央根据北方局的意见，派徐向前和朱瑞率领一批干部进入山东，加强敌后游击战的领导工作。

进入山东后，罗荣桓和朱瑞在不同的区域工作，罗荣桓率领的115师活跃于鲁西地区，朱瑞和徐向前领导的山东纵队活跃于鲁中、鲁南和胶东地区。

为了军队的统一领导，1939年8月初，中央下令组建八路军第一纵队，统一指挥山东和苏北的八路军部队（包括115师和山东纵队），司令员为徐向前，政委为朱瑞。而在党、政方面，朱瑞同时还兼任山东分局书记和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

也就是说，这个时期，朱瑞在党、政、军方面都是罗荣桓的上级，是山东根据地的“一把手”（这当然和红军时期朱瑞的职务更高有关）。

史学界一般认为，朱瑞革命生涯中最闪亮的时期是从1939年到1940年的这段时期，到了1941年以后，朱瑞的工作就受到了一系列问题的挑战。

1941年以后，日军把军事进攻重点转向后方，对我敌后抗日根据地发起了大规模的“扫荡”，其中他们针对的重点之一就是山东根据地。在这期间，山东的大批抗日军民惨遭日军杀害，其中就包括朱瑞的妻子陈若克和他们刚出生的儿子。

当时，我军虽然守住了根据地，但也蒙受了重大损失。这里面当然有敌强我弱、敌顽夹击等客观因素，但实事求是地讲，当时我们在工作中也确实出现了一些可以避免的错误。

1941年9月后，罗荣桓和陈光对分局的领导多次提出意见，认为分局领导没有意识到敌后斗争的长期性、残酷性和严重性，以至于产生麻痹情绪，动员准备不充分，把重点方面放到了与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上，而忽略了对日军的武装出击……

到了1942年，随着形势更加严峻，罗荣桓和陈光直接向中央和北方局开会，建议召开山东分局扩大会议，并请中央的少奇同志前来参加，对争论作出裁决。

1942年3月，少奇同志抵达山东分局，在此后4个月的时间里，他对山东存在了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在掌握了全面情况后，他主持召开了一次座谈会，首先肯定了张刊以来山东工作的成绩，同时也指出朱瑞等山东分局领导同志确实在一些问题上犯了错误。他的讲话得到了与会人员的一致赞同。

1943年3月，中央正式任命罗荣桓为山东军区司令员、政委，115师政委兼代理师长，统一指挥115师和山东纵队。同年9月，朱瑞奉命返回延安参加学习，罗荣桓随即被任命为山东分局书记，承担起了领导山东根据地党政军工作的历史重任。

应该说，朱瑞1943年9月离开山东，和徐向前1940年6月离开山东是有一些联系的。朱瑞虽然能独当一面，但在军事上缺乏经验，徐向前作为我军的军事元帅，可以很好地弥补他这一点。这也是为什么朱瑞在39年到40年表现亮眼的一个重要原因。

徐向前元帅晚年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在山东的工作时间，整整一年。1940年6月，党中央通知我到延安参加‘七大’，便没有再回来。一年的工作，领导层里基本上是团结的，也有些矛盾，但尚未发展到影响工作的地步。后来，刘少奇通知到山东指导工作，对增进领导班子的团结，加强根据地建设，有重要推动作用。”

朱瑞回到延安后，在党校进行了一年多的学习。45年“七大”上，朱瑞做了《山东根据地在三角斗争中的经验与教训》的发言，得到了大家的赞扬。“七大”结束后，中央打算任命朱瑞为军委副总参谋长（总参谋长为叶剑英元帅），但朱瑞却主动放弃了这一要职，担任了延安炮校的代理校长——朱瑞在苏联学的就是炮兵。

抗战胜利后，朱瑞带领延安炮校的500名骨干奔赴东北，担任东北军政大学副校长兼东北炮校校长，后又担任东野炮兵司令员。在东北期间，朱瑞仅用了3年时间，就在东野组建了16个炮兵团和一个炮兵纵队，拥有各种火炮4700多门。他提出的“抵近射击”、“步炮协同”等战术和《炮兵条例》更是成了东野后来无往不胜的利器。不夸张地说，这期间朱瑞的成绩之耀眼，足以令他名垂军史。

1948年10月，朱瑞不幸触雷牺牲，时年仅43岁，他也是我军在解放战争中牺牲的最高将领。

这位被称为“我军炮兵之父”的将军的牺牲，无疑是我军历史上的一个重大损失。为了纪念他，中央后来将他担任校长的东北炮兵学校改名为“朱瑞炮兵学校”。09年，朱瑞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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