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名苏英心，山东青岛人。1926年生，1983年5月26日因病去世。生前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山东书协常务理事、西泠印社社员。
书法与音乐
文/苏 白
作为一个书法爱好者，我喜欢看书法家的即席表演和作品展览。每当看到书法家置身案前，执笔蘸墨，运腕挥毫时，我就联想到舞台上风度潇洒的指挥家手执铜棒，扬臂指挥着乐队的演奏，或者技艺娴熟的演奏家拨弄琴弦，得心应手地奏着赏心的曲子。随着他们时疾时徐、时缓时快的富有节奏的运笔，或浓或淡、或枯或湿的富有韵律的用墨，流泻到宣纸上的不就是一支支不同风格的乐曲吗？
因此，当我留连于展览大厅，面对一幅幅书法佳品时，也就仿佛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之中，不时听到雄壮有力的进行曲，或者情思悠悠的抒情小调，或者气势磅礴的大合唱。记得一位名叫派脱（W.Pater）的西方艺术家曾经说过：“一切的艺术都是趋向音乐的状态。”至于中国的书法艺术，在我眼里，那简直就是一种音乐。只不过它不是那种发于琴弦、授于听觉的音乐，而是一种用笔情墨韵谱写成的，隐藏于作品之中，须用艺术的眼睛才能感受到的“视觉音乐”。
书法艺术之所以能给人以音乐的美感，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和音乐有着许多相通之处。
首先，在创作上，它们都遵循某些共同的法则，比如“寓杂多于统一”的原则。这个原则最初是古希腊人从音乐艺术中领悟到的。当时毕达哥拉斯派的哲学家们用数学的观点研究音乐，发现音乐在质的方面的差异，是由声音在量（长短、高低、轻重）方面的比例的差异来决定的。如果始终是一样高低、或没有任何规律的忽高忽低的音，就不能形成和谐的乐曲；要创作出和谐的乐曲，就必须把高低不同的各种音按适当的比例协调地组合起来。
于是，他们得出结论：“音乐是对立因素的和谐的统一，把杂多导致统一，把不协调导致协调。”（《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第14页）比毕达哥拉斯稍后的赫拉克利特也指出：“互相排斥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不同的音调造成最美的和谐。”（同上，第15页）中国的书法，自古以来也强调这种多样性的统一，力戒那种笔墨点画字形结构毫无变化的写法。晋代王羲之说：“若平直相似，状如算子，上下方整，前后齐平，此不是书，但得其点画尔。”（《题〈笔阵图〉后》）指出那种平直相似、上下方整、前后平齐的书写不是书法，因为它只能给人以机械呆板的印象，而不能给人以艺术美的享受。
唐代孙过庭说：“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书谱》）强调在平正的基础上务追险绝，求得多样新颖的变化。但是，这种多样性的变化只有不脱离统一，这种险绝只有不失之平正，才能达到唐张怀瓘在《六体书论》中所说的“修短相异，岩谷相倾，险不至崩，危不至失”（见《佩文斋书画谱》卷六）那样一种艺术效果。因此，孙过庭指出，每一字的点画结构都必须做到“违而不犯，和而不同”。（《书谱》）所谓“违而不犯”，就是既有差异性、多样性，同时又是一个和谐联系着的整体；所谓“和而不同”，就是既构成一个和谐统一的整体，同时又有差异性、多样性。
显然，这是对多样性统一的法则的极深刻的理解。只有每个字的结构都达到了多样性的统一，才能在点画之间和字里行间既看到多样的变化，鲜明的对比，又见出相互联系、彼此顾盼的照应，从而构成一幅和谐完美的书法艺术品。
在形式上，书法也和音乐一样，讲究章法、节奏、旋律、对称和呼应。像心电图上的曲线是心脏活动的记录一样，随着书法家的运腕走笔，呈现在宣纸上的那些点画线条，就是生命的律动、心灵的情韵合成音乐流动的曲线图示。关键在这个“动”字。动，才见生命，见活力，见节奏，见旋律，见神韵，见气势。那些流动着的点画线条，就如进行发展着的音乐，有起有伏，有放有收，有高潮有低潮；力度上有强有弱，有刚有柔；速度上有急有缓，有断有续；感情上有紧张，有松弛；结体上有复杂有单纯，有密集有简练；体裁上则有气势雄伟的巨幅大作，也有趣味盎然的抒情小品。
行草若感情奔放、直抒胸臆的浪漫派音乐，楷篆则似结构严谨、感情含蓄内在的古典派音乐。音乐中有休止，乐段与乐段之间有间歇，书法作品在字里行间讲究知白守黑，笔画上则有断有续，这些白处、断处，与那些点画线条共同构成书法作品的完美整体，增强了作品的节奏感和韵律感。因此，在这些白处、断处，我们同样会感受到作者的表情和呼吸，形成虚处见实的超脱感。这大概就是所谓“意到笔不到”的艺术效果吧。
在内容上，它们都抒发了作者自己的生活感受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理想、志趣以至整个内心世界，要求表现真挚而丰富的感情。一个“情”字，无论对于音乐，还是书法，都是生命之所在。有了情，才能打动欣赏者。不同作者各具风格，而同一作者的作品又各具特点，其关键就在于对生活的感受和感情各有个性。
书法家们将自己的浩荡之思、奇逸之趣，通过笔情墨韵交织成一音乐性的谱构，用结构的疏密，点画的轻重，行笔的缓急，把自己对形象的情感和意境外化在宣纸上，就像音乐艺术从自然界的群声里抽出纯洁的“乐音”来，按照一定的规律进行组合，形成强弱、高低、节奏、旋律等有规则的变化，来表现一定的生活形象和内心的情感。比如王羲之的《兰亭序》，那柔和婉转的用笔，匀称安稳的结构，恬淡雅逸的韵致，构成了作品平和自然美的基调，抒发出作者“返自然”的出世情思。
观之，犹如沉浸在贝多芬《田园交响曲》的氛围中，眼前，白云悠悠，杨柳依依，溪水潺潺，好一派“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王羲之《兰亭序》）的自然春光，令人顿生心旷神怡之感。颜真卿的大字正书，流动而又刚健的运笔，秀丽而又圆润的点画，落落大方而又平正坚实的结构，形成质朴雄强的气势，有如一曲刚劲有力的正气之歌，显示出作者“立朝正色，刚而有礼”（《新唐书·颜真卿传》）的风度。一幅好的书法作品，可使人百看不厌，印象深刻。正如一曲美好的音乐可使人产生余音绕梁数日不绝之感。和它朝夕相对，可使人不断从中有新的发现，并使人感到它不是静止的，而是跃出纸面的，千姿百态地变化着，那一笔一画都贯注着作者的“情”的流动，具有无限的生命活力，令人反复玩味，从中感受到无穷的音乐美。
颜真卿《颜勤礼碑》（局部）
对于书法和音乐的相通关系，古今书法家们已有所探讨，并发表过许多深刻的见解。唐代的张怀瓘在《书议》中曾把书法艺术称之为“无声之音”。（见《佩文斋书画谱》卷九）书法作品虽然无声，但是它用笔的抑扬顿挫、用墨的气韵律动以及点画结构的和谐统一，却能唤起人们的节奏感、旋律感和音乐感。当代书法大家沈尹默先生对这种“无声之音”说作了具体深刻的阐述。
他说，“世人公认中国书法是最高艺术，就是因为它能显示出惊人的奇迹，无色而有画图的灿烂，无声而有音乐的和谐，引人欣赏，心畅神怡”，“无论石刻或是墨迹，表现于外的，总是静的形势，而其所以能成就这种形势，却是动作的成果。动的势，今只静静地留在静形中。要使静者复动，就得通过耽玩者想象体会的活动，方能期望它再现在眼前，于是在既定的形中，就会看到活泼地往来不定的势。在这一瞬间，不但可以接触到五光十色的神采，而且还会感觉到音乐般轻重疾徐的节奏”。（见《书法论丛》）书法家们在创作实践中概括出来的“无声之音”的说法，相当深刻地把握住了书法艺术的音乐特点。
鲁迅先生曾指出，中国文字“具有三美：意美以感心，一也；音美以感耳，二也；形美以感目，三也”。（鲁迅《汉文字史纲要·第一篇 自文字至文章》）书法是中国文字的艺术化，因此，“音美”也是书法艺术不可缺少的因素。书法作品只有达到了这“三美”的统一，才称得上是书法艺术品，才称得上书法美。因此，真正的书法艺术不仅能以其形美作用于视觉，而且也以其音美作用于听觉。
只不过这种作用更复杂些，它是书法形象通过视觉传至大脑，沟通听觉，形成视听觉的通感而实现的。书法形象通过视听觉作用于心（大脑），就使得欣赏者能够感受其意美（意美又反过来增强其形美和音美）。鲁迅先生虽然不是直接讲书法，但是，他在意、音、形三美的联系与统一中谈及中国文字的“音美”，对于我们更深刻、更具体、更准确地理解书法艺术的音乐特性，应该说是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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