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冬，八路军山东纵队胶东第5旅14团反“扫荡”转移至栖霞、福山交界一带期间，所属第2营在福山县猴子沟的一次伏击战中，意外俘获了两名德国人。

横穿猴子沟而过的烟（台）青（岛）公路，是日伪军连接烟台和青岛两座重要城市的交通要道，也是将我胶东根据地拦腰切断的一道封锁线。为了粉碎敌人对根据地的封锁，保持烟青公路两侧根据地之间的联系，我部队经常在这条公路上寻求战机，打击敌人。

伏击战的前一天，第14团团领导接到旅首长电报，获悉烟台日军一部于次日从烟台沿烟青公路赴青岛，于是，命令所属第2营前往猴子沟设伏，消灭这股鬼子兵。

伏击那天上午，一辆小轿车果然从烟台疾驶而来。伏击分队当即开火，迫使轿车停了下来。指战员们冲上去后，几乎都愣了，车里走出来的不是“东洋鬼子”，而是高鼻子、蓝眼睛的“西洋鬼子”。

就在这时，跟在轿车后面的日本鬼子兵赶到了，我掩护分队迅即开火。鬼子兵见我军预设埋伏，火力又猛，随即调转车头，丢下“西洋鬼子”，狼狈向烟台方向逃回。

伏击分队回到驻地，把两名大鼻子俘虏交给团政治处敌工股股长刘芳栋和敌工干事王柰庆看管。部队转移到根据地后，又把这两名俘虏转交给旅政治部。

旅政治部的同志不会德语，没法跟这两名德国俘虏交流。旅政治部主任李耀文知人善任，赶紧将旅政治部学过英语的都找出来，派去“救场”。当过临时翻译的有旅部组织科副科长金峰、宣传科干事赵工和孙济鲁。

他们三人虽然在参加八路军前上中学时学过英语，但投笔从戎后，已经丢了多年．此时给“西洋鬼子”当翻译，只能急用现学。他们到老百姓家里借来《英汉词典》，先抄录一些常用语，再一个问题一个问题交流。

曾任第5旅14团政治处副主任的周绍明说，这三人的英语水平，只有孙济鲁稍微好点。金峰甚至还出过“洋相”。一次，部队弄来了苹果，金峰翻译的时候，虽然查了《英汉词典》，却把eatapple念成eat map，请人家吃“地图”，硬是把俩外国人逗乐了。

就这样，众人齐努力，终于把对方的国籍、身份和来历弄清了。原来他俩是德国人，就职于青岛的一家德国染料公司，此行是赴烟台处理商务。在返回青岛途中，他们以为有日军车队跟在后面挺安全，没想到，却被八路军当成了“日本鬼子”，捉到了根据地。

因为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三国签订了法西斯军事同盟条约，最初一段时间，我部队曾怀疑他俩是“奸细”。这并非无端猜测。从战后披露的史料看，抗战期间，德国在华重组的情报机关“艾尔哈特机关”总部设在位于上海市北京路2号的德国大使馆上海办事处内，基于情报工作的秘密性与安全考量，其办公处设置在德国染料公司大楼顶楼。该组织还配备了输出功率7.5千瓦的无线电短波电台。

既有“奸细”之嫌，自然要留下来。留下来，就得管饭。西洋人是吃面包长大的，胶东农村根据地本来细粮就少，上哪儿找面包？

第一餐，八路军指战员吃啥，就给他俩送去啥。没想到“西洋鬼子”比“东洋鬼子”讲究多了，一见是地瓜面饼子，不吃，送上玉米面饼子也不吃，只吃鸡蛋。根据地被日军据点四面封锁，又经常遭受日伪军“扫荡”，哪来那么多的鸡蛋给他俩当饭吃？

也许，地瓜、玉米在他们眼里是喂牲口的，见第二餐没变，两人继续绝食。

第三顿，他们终于饿得扛不住了，饥不择食，咽下了曾经不屑一顾的“饲料”。

当时，八路军对这两位德国人还真挺优待，没有关押，只是怕他们跑了，安排人随时跟着。

这一餐玉米面饼子，不仅让他们亲身体验到了难以忘怀的口感，也品尝了其中滋养无穷的味道。在抗日根据地，八路军从普通战士到高级将领，与老百姓一样，常年吃的都是地瓜面饼子、玉米面饼子，困难的时候甚至吃糠咽菜，同甘共苦度饥荒。虽然生活异常艰苦，但士气非常高昂。两位德国人耳闻目睹的，与他们常见的等级制度森严、阶级压迫残酷的旧军队截然不同。

在人民军队里，让两位德国人意外的事情一件接着一件：他们不愿吃玉米面饼子的时候，八路军劝他们吃，等到他们接受了玉米面饼子的时候，八路军又不给他们吃了。

原因还是在八路军的“宽待俘虏”的政策。尽管根据地生活异常艰苦，后勤部的同志还是千方百计找来了面粉，让两位德国人吃上了八路军指战员都难得吃上的白面馒头。炊事班的同志甚至还经常给他们包饺子吃。翻译告诉他们：“这饺子，可是我们过年才能吃到的啊！”

开了眼界，感慨之余，两位德国人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我们在八路军根据地里，天天过年！”

胶东抗日根据地是在日军占领区腹地开辟的，日伪军为了拔掉这“眼中钉、肉中刺”，大小“扫荡”不断，我部队经常转移，驻无定所。为了照顾两位德国人，部队第一次长途行军时，给他俩找来了毛驴。上路才发现，他们个高，腿长赛过毛驴“身高”，两只大脚得在地上拖着。没办法，他们只好下了驴背，与八路军战士一起徒步行军。两人穿着皮鞋翻山越岭，脚上的感觉可想而知。

随后的长途行军中，战士们又专门为他俩从骑兵部队借来两匹军马。可他们缺少骑马经验，起程不久，其中一人就从马背上摔了下来。好在没摔伤，从地上爬起来，拍了拍身上的泥土，自我解嘲地嘟嚷了一句：“坐沙发习惯了，骑马的姿势没掌握好。”为了帮助这两位掌握骑马的技巧，部队训练时，干脆就把他俩带到操场上“观摩”。

那段时间，16岁的于恒嘉在第5旅政治部担任缮写员，两位德国人与他们旅部政治机关的同志吃、住、行都在一起，这两名德国人的一举一动他们都看得清清楚楚。行军休息的时候，机关的同志们都坐在自己的背包上，两位德国人则躺在山坡上，双手十指相扣，枕在脑后，再跷起二郎腿，看着根据地的山水，悠哉悠哉起来。

两位德国人不仅对根据地的玉米面大饼子缺乏了解，对八路军的政策更是一无所知，一直担心八路军把他们扣作人质，进而提出苛刻的放人条件。为此，他们曾试探性地提出过，用枪换人，给八路军机枪，请八路军放人。

对两位德国人的提议，旅首长一口回绝：用“俘虏”交换枪支，违反政策，我们不能接受。

德国染料公司得知他俩的下落后，撇开日本人，通过烟台市商会与我方取得了联系，说这两位德国人都是教徒，是上帝的人，希望八路军能放了他们，公司愿意支援八路军一些药品。

我敌工部门查实，这两人确实不是奸细，答应了德国染料公司的请求，接受了他们支援的药品，同时告之：“药品费用我们照价支付。”后来，德国染料公司还主动支援了八路军一些制作军装的染料。

很快，在双方商定的人员交接地点，由烟台市商会来人，将两位德国人接走。

两位德国人在第5旅待了二三十天，与八路军指战员相处得挺好，唯一遗憾的是，小轿车在当天遭遇伏击时被八路军烧了。这遗憾，两位德国人是通过拍拍自己屁股的手语表达出来的。有趣的是，他俩临别时，竟然提出了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请求：每人要一个玉米面饼子带回去，作纪念！

周绍明回忆说，两位德国人回去后，发表过一个声明，对八路军的评价不错，实话实说了他们的亲身感受，说八路军实行确实“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宽待俘虏”，我抗日根据地呈现生机勃勃的新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