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箫紫圜

编辑|梦入神机

英国早期的印度殖民者多为东印度公司雇佣的男性商人、管理人员和军事人员等，这些人都希望返回英国享受舒适、有钱的退休生活。

虽然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印度，但他们仍对母国怀有浓厚的感情。

19世纪下半叶英国实现对印度的直接统治，在建立政府机关和行政管理阶层后，开始大规模在印度，尤其是在印度内陆定居和进行房屋建设。

随着英印关系的日益密切，英国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理念也被带到印度，对印度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英国人以帝国者自居，并力求统治其他民族的意识最早可以追溯到16世纪都铎王朝的对外扩张与征服。

16世纪60代和70年代，为证明英格兰征战爱尔兰的合理性，英格兰人就曾断言爱尔兰人跟异教徒、甚至和野蛮人一样。

正如艾德蒙·斯宾塞所述:“他们都称自己是天主教徒但在极大程度上表现的那样盲目和粗野，以至于你宁愿认为他们是无信仰者或者异教徒。”

甚至还有人说，爱尔兰人“像野兽一样”，“缺乏法律和良好秩序”，“他们的习俗和行为比已知世界的任何一处都更粗野，更污秽，更野蛮，更残暴”。

因此，英格兰人毫不费力地使自己相信强行统治可以造福爱尔兰人。如同托马斯·史密斯所认为的，上帝赋予了英格兰人“占领及改造”这个“野蛮”民族的责任。

英格兰人不仅用这种文化观念和理论来压制爱尔兰，此后也沿用到对美洲、印度和非洲的外国民族的压制中去。

曾任印度总督的劳德·康沃利斯(1738-1805)就明确表示“英国人有资格统治任何人”。

随1718年各民族联合成为一个统国家，联合国开始构建一套视自己为一个整体国家的观念，它将英格兰人、苏格兰人和威尔士人组成一个共同体，统称为“英国人”，以区别于其他民族。

正如琳达·科利指出的那样，“英国人”国家身份认同形成的大部分原因在于共同信仰的新教，特别是在贯穿18世纪的主要战争中，3个民族都共同面对天主教下的法国。

不管怎样，新的“英国人”身份认同的铸就，不仅掩盖了3个民族之间的差异，同时也促使英国人自视为与众不同的、特别的、优等的民族。

无论“英国人”内部有何差异，这种民族身份的建构既是英国人与印度人差异化的基础，也是英国统治印度时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英国人将自己的身份认同界定为一个民族，以区别于外面的世界，从大范围上说，他们也是欧洲人，深受启蒙运动的影响，他们宣称自己作为“现代的”和“文明的”民族而具有优越性。

正是由于这一点，英国人在面对“东方世界”时，无论是早期将其刻画成古老的“怪兽”和“恶魔”等形象，还是在深入了解印度后，将印度人划为“异己”。

着重强调其不同于非已的“任何形态”，如“粗鄙的”、“堕落的”等，构建英国人和印度人之间的“差异性”，实际上都反映了自身的内在诉求,尤其是后期主要是为了证明自己统治的合法性。

“英国人”的身份认同自形成开始，就深入到每个英国人心中，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理状态和行为方式。

科利认为，英国人既能在对其国界外的无数殖民地属民的殖民统治中感到团结，又能因其与殖民地属民的区别而感到团结，“帝国的壮大’和“英国身份认同’的信念携手并进”。

除民族身份认同外，印度殖民地的民者还有另外一种身份认同一一阶级认同。

罗伊·刘易斯和安格斯·德(在《英国中产阶级》中写到：“一个阶级是这样一个群体:他们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拥有共同的区别于其他人群的特有品质特征和生活方式，不仅自己认为属于这一群体而且也被别人认为属于这一群体。”

对于印度的英国殖民者来说，他们将殖民地的所有英国人视作一个与印度人截然不同的群体。

因为他们拥有同样的民族身份，受过同样的教育，接受同样的文化熏陶，同样背井离乡，拥有同样的某种心理等，甚至于他们有一个统一的称呼-“英印人”。

在这种状态下，殖民者在殖民地为自己刻意地创造了区别于印度人的共同的生活方式。

在离家千里之外的印度工作，殖民者获取的报酬远高于国内。

从18世纪中后期开始，进入印度的殖民者大多为政府官员、军事人员及其家人等，他们大多属于英国城市的中产阶级。

进入19世纪后，除军事营地的普通士兵之外，印度其他非中产阶级的殖民者也都采用了“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

在殖民地城市定居点中，没有一个英国人属于“工人阶级”，因为工人阶级的相关职能“全部被印度本土人员所履行”，所有的英国人在殖民地都是体面的、高贵的。

萨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写到：“一个被派到印度以便成为“签约的’文职人员的英国青年会属于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对每位印度人的统治都是绝对的，无论这位印度人是贵族或多么有钱。他和所有其他的殖民官员会听到同样的故事、读同样的书、参加同样的俱乐部。”

殖民地社交生活的排他性确保了社交圈的同阶级属性，从而达到巩固阶级联合和团结的目的。

除此之外，殖民地精心策划的舞会、聚会、音乐会和演讲等活动，帮助在印度的英国人培养熟人之间以及更广范围的人员之间共有的身份和情感，加强身份认同和阶级认同。

在这样的氛围下，一位英国人稍有“不同”就会被视作异类，如小说《印度之行》中前期的理查德·菲尔丁。

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指出:“空间正成为目标导向行动和斗争的主要支柱。当然，它一直都是资源的储藏库，也是策略运用的媒介。”

廊房作为印度殖民地特定时期创造出的空间，有特定的目的和功能，其中之一是营造熟悉的家乡氛围，增强英国人的身份认同，而实现这一目的和功能的主要手段是良好的空间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