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皇帝六下江南巡游，不只是简单的帝王出行，还包含了一系列精心安排的政治活动。

不过，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他在南巡时还特别举办了一种叫做召试举贡生的选拔方式。他想要通过这种方式直接挑选人才，跳过传统的科举考试。

那什么是召试举贡生呢？它是怎么挑选这些人的呢？

从康熙四十二年开端，《御定佩文斋咏物诗选》、《历朝闺雅》、《佩文韵府》等皇家编纂的文献开始陆续编撰，几乎所有的翰林学者都承担了编写书籍的任务。然而，与此同时，翰林们的升迁和调动机会却越来越少，这个问题已经变得非常严重。

在康熙三十七年那个编纂工作不多的年份，左都御史吴涵就上奏康熙皇帝，建议增加翰林院和詹事府的外转名额：“翰林院和詹事府培养的人才越来越多，但晋升和调动却很困难，应该有所改革来提高效率。那些在编修、检讨职位上干了十多年的，有的连中允、赞善都升不上，从中允到侍讲、侍读这样的官职，有的干了十多年还只是五六品的小官。

现在编修、检讨有五六十个人，往上还有三十个名额，可七八十个人一年到头都碰不上一个空缺，一个都没能调动。恳请皇帝恩准，适当调整一下政策。”

因为编撰御用文献得用很多人手，所以对翰林外调的限制挺严。在《历朝闺雅》编撰时，康熙四十三年十月十一日，查慎行在《南斋日记》里写着：“不久后，又分发了古今名媛的诗作，皇帝下令说：‘你们各自都有编书的任务，可以交给掌院揆叙，挑选一两首写成另一版本呈上去。’”

所以明白南书房里的翰林们各自都有编书的任务，《历朝闺雅》只能由掌院纳兰揆叙来负责主编。翰林的人才储备不足以满足康熙编撰御用文献的需求，这已经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了。

康熙三十八年，康熙开创了南巡时选拔举人进入内廷的先例，长洲人吴廷桢就在这一年以举人的身份进入了武英殿。《国朝耆献类征初编》记载：“圣祖皇帝南巡时，很多人献诗给皇帝看，唯独对吴廷桢（字山抡）的作品十分赞赏，将他选为第一，并让他以乡试中的名义进入武英殿工作。”

沈德潜的《古剑书屋诗钞序》提到一个故事：圣祖仁皇帝南下游玩时，这位先生献上的诗作深得皇帝喜爱，于是被召到御舟上测试，并因此得到《古剑篇》的赏赐。后来他被召唤到京城，陪伴世宗宪皇帝阅读书籍，很快就被提升为翰林院的领导人，许多馆阁的文稿和碑文都是他亲手所写，他还负责编纂了许多御制书籍。

彭启丰在《古剑书屋诗钞序》中也有记载：圣祖仁皇帝南巡时，这位先生献诗得到赞赏，排名首位，被命令随皇帝到京城，以举人的身份直接进入南薰殿，不久后考中进士，进入翰林院，还被特别指派去侍奉皇子，并负责编纂进呈给皇帝的书籍。康熙皇帝这次挑选这位先生，初衷并不是为了减轻翰林院的书写负担，而是因为康熙四十二年时，多部重要的御制文献开始大规模编纂，因此选拔能够修书的才子成为了康熙南巡时选拔江南举贡生监生的主要任务。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里记录了康熙四十二年跟四十四年两次南巡时，挑选了江南的举人、贡士和生员共73人，他们的家乡和名字都有记载。现在的研究发现，这两次南巡选拔出来的可能超过了120人。

跟康熙三十八年那次简单选拔比起来，这事儿说明康熙面对修书人才不够用的难题，已经把选拔的范围和人数都增加了。

当时江南地区的学术氛围很浓，康熙皇帝在江南举行考试时，那些被选拔的举人和贡生中，就有参与编纂《御选四朝诗》、《御选历代诗余》和《钦定词谱》的人。清初文学的发展在各地不一样，周铭曾经说：“现在词学非常兴盛，没有哪个时期能比得上现在，而现在那些擅长写词的人，大部分都集中在东南地区。”

蒋景祁在康熙二十六年编的《瑶华集》大体反映了清初词坛的风貌，里面收录的大部分是江浙地区的词人。

李睿统计过，清代编词集的人好多也都是江浙的。

这说明了江浙地区的词学非常兴盛。清初的时候，江南这个地方还涌现了各种诗歌理论的新想法和变化。叶燮在《三径草序》里说过：“我们吴地自国家建立以来，喜欢写诗的人很多……以前在明朝末年，凡是写诗的人都推崇盛唐。到了国家建立后，风向一变，不再推崇唐而是转向尊崇宋。

后来又在这两者之间找平衡，推崇晚唐。还有的推崇《中州》一直到元朝，有的又放弃宋而重新尊唐。这些观点来来回回，有人推崇有人否定，五十年来，每个人都立起了自己的旗帜。”

江南一带的诗词风潮中，那些从江南进京修书的举贡生监们渐渐长大，他们的诗词看法一直被江南的风气所影响，他们的知识储备在满是书籍的环境中慢慢积累，江南文化的特色也自然地反映在他们编写的官方文献里，成为了官方言论的一部分。

顾嗣立是《御选四朝诗》的真正负责人，在康熙三十八年，他就向康熙献上了《元百家诗》，年谱里记载：“因为献上了《元百家诗》九卷，我上奏说：这些都是元朝的诗，以前没有刻印的版本，我按照甲乙顺序编排，用心整理了好几年才完成这本书。

接着我又献上了《韩愈诗集注》十一卷，我上奏说：这本书完全按照李汉的编排，后来又把集外诗附上了。”

十分高兴，亲自翻看，还让十三皇子一本本地仔细查看。”顾嗣立因为吴廷桢的推荐，被康熙皇帝召见，他呈上的诗集肯定给康熙留下了深刻印象。

顾嗣立之所以能被指派带领江南的举贡生监编纂四朝诗，不光是因为他能为《御选四朝诗》中的《御选元诗》提供文献基础和编纂经验，还因为他对于宋、金、元、明诗歌的研究能够代表江南诗坛的水平，并且在诗坛上的影响力也很广。

在举贡生监通过编纂文献来把江南的文学成就变成康熙的文治成就的过程中，他们的编纂活动也在不知不觉中影响了他们的文学观点。

顾嗣立负责编写的《御选四朝诗》和他自己编写的《元诗选》相比，对于“温柔敦厚”这个重要的诗学观念的理解就有很大的不同。

那些一心想当官的举人和贡士都清楚康熙皇帝对诗歌鸣盛的重视，他们在康熙面前，故意不提自己以前对古代诗歌那些带有不满但又不失公正的看法，而是写出了许多歌颂当今太平盛世的诗篇。

比如顾嗣立在苏州参加考试时写的七言律诗，里面有“小臣何幸瞻神笔，烂漫光华仰帝尧”这样的句子；《御选四朝诗》的选官丁图南也有类似的诗句，像“君王游豫非无事，试听嵩呼祝颂虔”“天心爱物常施雨，帝德当阳自惕乾”“皇衷多少勤民意，千载诗篇想恪虔”等；《御选唐诗》的编纂官吴廷桢在皇帝召见考试时也写了“民瘼关心忘处所，侍臣传语到吴江”这样的诗句。

江南的举贡生监们在考试卷子上赞扬康熙皇帝勤勉治国、心系百姓。在编撰御用文献时，他们得仔细研究康熙皇帝提倡的诗歌理念，然后通过挑选诗歌等方式来展示符合康熙皇帝治理国家的意愿的作品。

康熙皇帝说，《御选唐诗》的编撰是“让儒生们一一批注，我亲自来校对，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要追根溯源，细细分析，如果有引用错误或者遗漏的地方，就按照我的指示改正”。

吴士玉、杨开沅、宫鸿历、杨士徽、高不骞、郭元釪这些官员在注释时，他们写的每一句话都得到了康熙皇帝的审核；而举贡生监潘秉均、邹元斗、张果浚、沈经、周旋、徐球等人在校对《御选唐诗》的过程中，经常翻阅，对那些温文尔雅的经典诗歌有了更深的印象，他们在写诗的时候，对规矩的遵守意识也在不断增强。

康熙南巡时选拔的那些举贡生监，是他们帮助皇帝治理国家的关键帮手。

他们成了康熙后期编撰御制文献的主力，把江南地区的文化精华带到清朝，也符合了康熙对诗文的理解，给读书人收集整理了许多值得学习的资料。

他们处在朝廷和民间思想文化交流的中间地带，经过康熙的挑选和培养，后来成了清朝文化的代表和推广者。

这些人不知不觉中把康熙的思想传播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