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候，路不好走，边疆管理就像下棋，特别复杂。
宁夏，西北角那么远的地方，本来很难管。
但清朝的人就在这地方创造了治理的奇迹。
他们不光靠军队压着，还弄了一套政治、经济、文化都有的好办法。
清朝怎么把宁夏变成国家边界的坚强盾牌呢？这里面藏着什么管理的高招呢？
和硕特蒙古，原本是漠西额鲁特蒙古的一部分，在清朝初年因为受到准噶尔部的威胁，所以选择归附，然后搬迁到了阿拉善地区居住。
在清代的文献里，我们把他们称作“阿拉善和硕特蒙古”或者是“阿拉善额鲁特蒙古”，他们的头领叫巴图尔额尔克济农，也称作厄鲁特济农和罗里。
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的十月，议政王大臣们开会讨论了巴图尔额尔克济农请求颁发印信的事情，因为他在请求中并没有明确说明自己要永久居住在哪里，所以大家决定先派大臣去问清楚情况，然后再做决定。
康熙皇帝让理藩院尚书阿喇尼去了解一下巴图尔额尔克济农想住在哪里，阿喇尼回禀说：“他想去阿喇克山的北面，这样可以阻止盗贼，不让边疆受到影响，等派去达赖喇嘛的官员到了再商量。”
考虑到当时的西北边防情况，清朝决定和达赖喇嘛一起商量给巴图尔额尔克济农找一个固定的住处。
同年十一月，康熙皇帝又让札萨克喇嘛垂木珠尔拉木扎木巴、得木齐商南多尔济、副都御史拉笃祜等人带着圣旨去告诉达赖喇嘛：“巴图尔额尔克济农也很感激皇帝的恩情，希望依赖皇帝生活，他多次上书请求皇帝赐予官印，现在我想把他们都安排到一起，找一个能住的地方，这是为了防止他们被废弃。喇嘛，你派使者和我派去的使者约定一个时间见面。”
在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清朝决定把一些地方划给蒙古人放牧，比如喀尔占布尔古忒、空郭尔俄垅等地。同时，从宁夏的玉泉营往西，到罗萨喀喇山嘴后面，再到贺兰山北面，布尔哈苏台的地方，都离边防六十里远，作为边界。这个决定是由巴图尔济农手下达尔汗噶卜楚、喇嘛波克寨桑、提督孙思克和李本善等一起划定的。
这是第一次为阿拉善蒙古划定游牧区域，并规定了蒙古部落和宁夏之间要隔六十里远的边界。
关于宁夏和阿拉善具体的边界位置，在清朝宁夏的地方志里有所记载。当时划界的时候，侍郎喇和提督孙带着蒙古人，从中卫的边墙开始，一直走到石嘴子沿河的地方，确定了界线，并得到了官方的批准。
宁夏和阿拉善的边界大致是这样的：南部边界在“西长城”外面六十里，是平行的，到赤木关之后，北部因为贺兰山的暗门和口门位置的影响，边界在贺兰山西边大致是曲折的，向东北方向延伸到石嘴子外面六十里，然后接到黄河。
换句话说，从西边墙往外面六十里，包括贺兰山西边的地区，都属于宁夏管辖范围之外，宁夏官方有权力管理，当地居民可以使用那里的树木和草地。
雍正九年那年，雍正帝把贺兰山后边的定远营给了和硕额驸阿宝住，打破了之前康熙时候定的六十里边界。这之后阿拉善的蒙古牧民就能在贺兰山后边的宁夏边外地放牧了。
然后宁夏这边人越来越多，很多人跑到贺兰山西边去砍柴，宁夏和阿拉善这边因为山里的东西闹了不少纠纷，越界的问题也跟着多了起来。
到了乾隆初期，阿拉善那边要求对从赤木、黄峡、宿嵬、汝箕、打硙这些地方过去贺兰山砍柴的人收钱。
宁夏和阿拉善商量了一下，只对从赤木口过去砍柴的人收钱，这说明那时候阿拉善官方对山后那边的一些山口是有管理权的。
乾隆二十一年，阿旺多尔济在贺兰山西边的占茂山建了个广宗寺（也就是南寺），阿拉善郡王还把附近的雪岭子、白树岭、押马池这三个岭给了广宗寺，还通知宁夏那边不准汉民进去砍树。
占茂山离黄峡口有三十里地，这个地方原本在康熙年间宁夏和阿拉善划定的六十里范围内，不属于阿拉善的管辖地。
尽管阿拉善以“念经祈福，报答皇恩”的名义得到了清朝对“广宗寺”的赐名，但宁夏方面还是坚决反对这种“借助寺庙占地”的越界行为，要求阿拉善把寺庙拆掉，到界外去重建。
为了解决宁夏和阿拉善之间的边界争议，清朝出面根据康熙时期设定的地界重新确定了双方的界限。
经过会勘并上报，于占茂山顶立石定界，寺内的树木由喇嘛负责种植，界外的木材则由民众砍伐，清朝下令阿拉善蒙古人以后不得再越界建造寺庙。
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阿拉善在贺兰山北边距离定远营六十里的地方修建了福荫寺（北寺）。由于那里树木茂盛，而民众认为那是在汉族的界内，担心阿拉善会以后以寺庙为名侵占土地，宁夏方面采取措施阻止了寺庙的建设。
清朝派侍读学士福德和陕甘总督明山一同调查处理，从小水口边墙量起，到建寺的地方大约六十里，按照康熙二十五年定的六十里为界的案例，量到响扎子大山梁作为界限。建好的寺庙被允许完工。蒙古人在夏季可以住在山梁那边，利用山里的水草凉爽。除了夏季，不得在那里放牧。新建的寺庙两里范围内不允许砍伐树木，两里之外，周围的土地民众可以砍柴，但不能以此为生。这个决定得到了批准并记录在案。
在这次勘界中，清朝改变了康熙时期定下的六十里界限，将宁夏和阿拉善的分界线东移到贺兰山深处的中岭地段，那里有几个大岭，中间的岭，蒙古人称为山梁，汉民叫小水岭，作为界限，对双方砍柴放牧都有好处，基本划定了双方的边界。
光绪四年（1878年），阿拉善又因为汉族人越界的问题要求重新确定界址。
经过陕甘总督左宗棠、宁夏道耆彬、宁夏府海容、宁夏镇冯南斌等人与阿拉善官员一起仔细勘查后，认定宁夏民众并没有越界，仍然按照乾隆三十四年的界址为准。
总的来说，清代宁夏和阿拉善因为贺兰山修建寺庙、越界砍柴等事件引发的边界争议，既是双方对各自领地管辖权的争夺，也是蒙汉民众为了维持自己的生活，对贺兰山中的林木、草地等生产生活资源的争夺。
清朝调整地界时，并没有强制划分，而是综合考虑了贺兰山对蒙古族和汉族民众生活的重要性，明确说贺兰山是国家土地，不能私占。不管是蒙古族还是汉族，都是朝廷的子民，应当平等对待。允许夏天在山里有水草的地方乘凉，是为了照顾蒙古族；允许在新寺二里外砍树，是为了养活汉族。在双方都能接受的情况下，适当东移边界，尽量调解资源争端，让山前山后的蒙古族和汉族都能得到好处，安居乐业。这显示了清朝平等对待各民族的理念，也体现了其在管理地方秩序方面的权威。
宁夏和鄂尔多斯蒙古在插汉拖辉地区的争议，清朝是这样处理的：
插汉拖辉在宁夏平原东北部，是黄河泥沙淤积形成的低洼地和阶地，曾是游牧的好地方。康熙帝在宁夏巡视时，看到这里水草丰盛，适合放牧。鄂尔多斯贝勒松阿喇布请求在察罕托灰地方游牧，但那里也有宁夏人砍柴。清朝派御史穆和伦等人调查后，建议在两地划界，设立官员监管，避免双方冲突。
清朝同意了这个建议，先勘察再决定让鄂尔多斯蒙古暂时游牧。为了防止冲突，设置了专门的管理人员。规定宁夏平罗营的人可以在一个月内砍五次柴，每次砍柴都要有号牌，有人监管，地方官员也要严格检查。
这样，插汉拖辉的水草资源既满足了鄂尔多斯蒙古的游牧需求，又满足了宁夏平罗营民众的砍柴需求。
这种情况没过多久就发生了变化，因为蒙古部落超出原本划定的牧地范围，和宁夏地区频繁发生争执。
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宁夏的总兵范时捷向朝廷上奏，要求重新划设宁夏和蒙古的边界，他提到：“察罕拖灰是我国的领土，现在蒙古人的游牧活动经常越过边界，和宁夏的居民混在一起砍柴，实在不方便。
建议以黄河为界，不让蒙古人再在边界附近游牧，这样既能让百姓受益，也能让地方更容易防守。”
康熙帝于是派理藩院员外郎莫礼布亲自去巡查，发现鄂尔多斯蒙古人已经西迁到贺兰山脚下，超出了原本西河以东、黄河以西的界域。
兵部尚书殷特布等人商议后认为：“黄河和西河之间草木茂盛，宁夏的居民依赖这里砍柴，如果让蒙古人和他们混在一起行动，确实不太合适。”
最终，清朝决定采纳范时捷的建议，以黄河为界将鄂尔多斯部落迁移出去，并严格命令他们不得越过黄河放牧。
这几年，插汉拖辉那地方主要是宁夏的官员和百姓去砍柴的地方。
在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从张家口运来的五千头骆驼到了甘肃，然后又运到了宁夏，朝廷派了官兵去察罕托灰那水草好的地方放牧它们。
从康熙末年开始，鄂尔多斯蒙古人被允许在插汉拖辉放牧，后来因为越界放牧的问题被迁走了。这事儿说明清朝在处理边界纠纷时，主要考虑的是蒙古族和汉族人民的生活，尽量让大家都能得到好处。
一旦有蒙古族人不遵守朝廷规定的边界线，私自越界放牧引起麻烦，朝廷就会以维护中央权威和地方秩序为重点，坚决不允许鄂尔多斯蒙古人在宁夏北部越界放牧，也不让蒙古部落私自扩大领地。他们必须遵守黄河作为边界的命令，不能越过界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