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艾格尼丝和上海民盟分会向全国的媒体，发出了一封未署名的信件副本。
这封信，很可能是从北京的一个监狱里，被偷偷带出来的，信中详细地描写了囚犯被折磨拷打、挨饿的悲惨的狱中生活。
就在信件发布的早上，我们去拜访了胡适，他对整个事情很愤怒。
信件偷带出的监狱，据说是他曾去过的其中一个。而且，他必须通过四处搜寻，跟囚犯谈话，以及之前由囚犯的妻子转交给他的那封从监狱偷带出的信，来证明真实情况，指出报道的内容并不属实。
但是，自从轰动的消息被同盟的上海分会（自命为全国总部）授权批准发布后，随之而来的，是强烈的呼声，要求无条件释放全国的所有政治犯。
同时，胡适也被置于水深火热之中。胡适认为，这封信是由艾格尼丝的几个朋友所写，以此作为激发民众反国民党情绪的手段。
因为，他的朋友很了解她会将她所听到的任何关于社会不公的暴行都公之于众的。
约翰和我也倾向于相信这是事实。当时，艾格尼丝和我们在一起，她收到这位朋友的来信后，并异常兴奋地将信拿给约翰，要求为她翻译。
由于信上的字体是行书，约翰无法识别。之后，她在上海将其翻译完成，并且不等有点保守的杨铨从北方带着反映真实情况的照片回去，就匆忙发布了这一信息。
同以往一样，作为北京头号自由主义者的胡适被迫后退。
2月份，我给艾格尼丝写信，抱怨她忽略北京分会，并以不可告人的目的利用了我们。
之后，她给我回信道：
“根据杨铨反映，监狱当局在调查委员会进入前，对监狱进行过彻底打扫，并给囚犯准备干净的衣服。他们被要求在没有军官陪同时，不准跟囚犯说话。”
总之，这就是整个事情的过程，都是在演戏。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中，人们以自由主义者的个人身份，来对抗在南京日益强大的国民党力量的尝试是值得研究的。
当局试图通过镇压不同意见以及阻止自由言论的方式，来消灭他们的反对派。这场徒劳的以保护个人权利为目的的运动，其领导者为已故孙中山的支持者中几位自由主义者，创始人为孙中山遗孀宋庆龄以及国民党队伍中最杰出的教育家蔡元培。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写信给我说1933年2月14日的事：
“萧伯纳星期五来到这里。因为没有什么更好的事情做，于是，同盟的执行委员会将与他在孙夫人家里进行一小时的会谈。我对他没有什么期待，除了能听到一些不好笑的笑话。”
东方摄影展有一张照片，上面是1933年在上海的5个人：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萧伯纳、宋庆龄、蔡元培和鲁迅。
第一位是为德国媒体工作的美国左翼通讯记者；第二位是费边社会主义者；第三位是孙中山的夫人，曾在佐治亚州的梅肯市读书；第四位是中央研究院院长，曾学习中国古典文学和德国哲学，也是北京五四运动的领导者；最后一位是伟大的讽刺作家，曾在日本学医。
萧伯纳在上海合影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当我几年前第一次看到这张照片时，我就发出了“天哪！”“多么棒的组合！”的感慨。两个拥有治外法权的外国人，三个因声望受到保护的中国人。
不过，自我写以上内容以来，我发现这张照片绝对作过修改，杨铨在孙夫人家拍摄的原始照片表明，女主人左右有两位参加午餐的客人，即伊罗生和作家林语堂。
他们都是同盟的执行委员，他们后来出现在悬挂于上海鲁迅博物馆的原始照片中，但是，被修改的照片知名度更大一些。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带头人杨铨（杨杏佛，1893—1933）博士，1908年在上海很短暂的一段时间里曾做过胡适的学生。他后来加入了同盟会，并参加了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时的秘书。
1913年，他获得政府奖学金后他去康奈尔大学学习，之后，于1918年获得了哈佛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1919年至1922年间在中国，他是新成立的中国科学社干事，并在东南大学任教。
随后，赴广东任孙中山秘书，孙中山在1925年3月去世后，他负责主持葬礼。之后，他为上海国民党服务，1927年成为蔡元培的助理。1
928年，作为中国核心研究机构的中央研究院成立，隶属于国民政府，由蔡元培任首届院长，杨铨任总干事。
1932年，在日本抢夺满洲工业基地的冲击下，仅仅依靠几个偏向欧美的国民党成员，根本无法阻止两个政党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
这场斗争是由20世纪20年代的国民革命引起的。当时，人们拥有共同的观点，即所有的中国人都应该团结起来反抗军阀和列强。
在1932年1月到3月之间历时5个星期的不宣而战的淞沪战役期间（那时候我刚到中国），杨铨已经与宋庆龄共同为伤员创办了一所医院。
1932年10月，杨铨、蔡元培、林语堂以及其他人联名抗议逮捕陈独秀。在1921年至1927年成为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之前，陈独秀就已经是北大文科学长，他被开除党籍之后，又成为一名托洛茨基主义分子。
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危机中，许多中国人都希望政治联合，但是国共两党关系已经破裂。自由主义者被夹在中间。
陈独秀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在1933年2月初从上海写信给我：
“我很高兴你能见我的朋友杨铨。他是一位非常和蔼可亲又积极的中国人，同时，他也是一个非常狡猾的人。
自从我来到中国，他就是我的朋友了，但是，我不能再与一只狐狸保持真正的友谊了。
这是因为，有一次我离开我的房间之后再次返回，发现他正在搜查我的桌子。当他发现我回来，马上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跟我继续愉快地交谈。
无论去哪里，他都试图打探我认识的每一个人的情况，刨根问底。总之，我要和他保持距离。见面互相微笑，仅此而已。”
2月中旬，她又来信说：
“密探已经离开我家了，他们开始密切监视蔡博士和杨铨！我嘲笑自己之前对他们有错误的看法。现在，时刻都有密探盯着蔡博士。”
5月份，才华横溢的作家丁玲被国民党绑架。她在狱中，也被用煤油加粪便的方式对待，庆幸的是她活了下来，并且将此揭露出来。
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她再次受到迫害。杨铨想要营救她，但是没有成功，他甚至收到匿名信，警告他不要妨碍反共活动。
1933年6月18日，星期天，早上8点45分左右，在上海中央研究院办公室前，杨铨和他的长子坐进他们的汽车，四五个持枪者对着他们开火，杨铨当场死亡。
报道称：“警察在现场将其中一名刺客击倒，刺客名叫郭德宗，随后自杀死亡。”
让我突然想起了李·哈维·奥斯瓦尔德刺杀肯尼迪的主凶）在刺杀行动之后自杀这件事。很显然，警察也参与其中。
民权保障同盟谴责刺杀杨铨的凶手是政府所指使，但是，已无法证实。
回顾这些历史事件，大部分我已经忘记了，包括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一些信件的内容。
回顾这些情节，中国政治的深不可测令我震惊，在当时，完全超出了我的理解范围，甚至超出了我能注意到的范围。
但是，在中国现代历史中，有一个显著的主题：
将存有潜在麻烦的反对派领袖抓起来，以此来作为一种警示作用，或称之为杀一儆百。
当年轻的宋教仁将国民党整合起来，并通过了1913年的国会选举时，总统袁世凯将其暗杀。
而前国民党政治家，《自由中国》的主编雷震，在1960年试图在台湾成立一个反对党时，他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急匆匆地宣判入狱10年。
由此得出一个公式，即引诱一个公认的领导者出现——随后将其击倒——这也适用于杨铨遭暗杀的行动。随后，他的良师益友蔡元培很快从政治生活中引退。
这个事件，代表了蒋介石的态度，就像突然决定解雇美国国会图书馆或是史密森（美国博物馆）的馆长，需要华盛顿的总统作出决定一样。
在北京，对杨铨遭暗杀流传一种解释，说与一位女性有关系，这引出了古老的模式：
道德取代了法律；法律不应该保护不道德；不道德行为应该受到惩罚；因此（无风不起浪原则）惩罚表明先前存在不道德行为。
在1960年雷震因莫须有的罪名入狱之后，一位受人尊重的中国学者对我说：
“但是你知道吗，他不是一个好人。他和图书管理员的妻子有染。”
很显然，美国的政治家和美国图书管理员的妻子是多么的幸运，因为，他们生活在法治国家，而不是道德至上的国家！
史沫特莱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1934年3月20日，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从列宁格勒写信给威尔玛：
“我认为，唯一可以给中国带来这些的就是共产党。除去共产党，其他一切统治者都是法西斯，只会为其本身而战，从而延长了人民的痛苦。
中国现在需要的不是和平，正如你所说，那是对于大众来说意味着死亡的和平。中国需要战争，用战争来完美地收场，直到最后的奴役也被消灭。
如今的和平并不会给人民带来和平，享受和平的只有高高在上的少数剥削者和外国人。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错误和不受人欢迎的事情，而其中最不受欢迎的就是统治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制度体系。同样，所有接受这些体系的作家都在保护它，容忍它，为它而战。”
在苏联，她一如既往地献身于如火如荼的反叛事业，同时，确信一个制度的邪恶可以从其他制度获得解决办法。
她还给了我们一本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学体系》（译自俄语第三版，国际出版社，1925年出版）：“希望这本书，将帮助你提高你的认识。”
可是，4年后，布哈林作为一位走上邪路的老布尔什维克被斯大林处死。
1934年11月在上海，艾格尼丝从莫斯科回来看望我们。她看上去很疲倦，而且一直处于焦虑状态。
史沫特莱在延安与朱德合影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她的第二本书《中国红军在前进》（1934年出版）试图向西方公众展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农村的革命事业。就像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1938年出版）一样，之后深受大众喜欢。
但是，艾格尼丝与其说是记者，不如说是宣传者，而在我看来，埃德加·斯诺则恰恰相反。
我再次见到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是在20世纪40年代末了，她于1950年在英国逝世。然而，她的几本有关中国革命的著作依然是有价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