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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2月1日，在政协会议（1月31日）刚刚结束后，中共中央隔天马上通告全党：

“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虽然一定还要经过许多曲折的道路，但是这一新阶段是已经到来了”。

在这个总体估计之下，中共中央指示：

“我们的军队即将整编为正式国军及地方保安队、自卫队等。在整编后的军队中，政治委员、党的支部、党务委员会等即将取消，党将停止对于军队的直接领导（在几个月之后开始实行），不再向军队发出直接的指令，我党与军队的关系，将依照国民党与其军队的关系。”

很多朋友会说，为何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看似和我党政治主张相差悬殊的指示？今天我们就来揭示其中原因。

1946年2月6日，中共政治局会议决定：

毛泽东、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周恩来、刘少奇、范明枢（或彭真）、张闻天八人，参加改组后的政府委员会。

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参加行政院，力争周恩来出任行政院副院长。

与之相应，中共中央机关准备迁至江苏淮阴地区，以靠近南京。

当地解放区负责人已着手安排中央机关的住房。

此后，根据整军协议，中共军队有所裁减。

耿飚在其回忆录中写道：

“我军区于一九四六年上半年较多地缩减部队，精减、复员了大批营以下干部和战斗骨干，使野战部队由原来的二十六个旅缩减成九个旅，大大削弱了野战军这个‘拳头’。”

据载，此次减员，中共军队总数由138万减至127万。

政协会议之后，中共对于国民党也作出一个基本估计。

2月7日，中共中央在一份内部指示中这样分析判断：

“政协会议以后国民党内部已起分化，一派主张与各党派合作…邵力子、王世杰、张治中，以及政学系的张群和于右任等，最近都转到这一派，他们愿意支持政协决议；另一派则反对政协决议，他们认为政协是国民党失败，国民党从此完事，大哭大闹，要弹劾国民党出席政协代表，并对蒋威胁，西西（CC系）、复兴的领导成份，若干元老如吴稚晖等及何应钦等将领属于这一派。”

针对这一分化，中共作出如下决定：

“我们的方针是争取蒋介石国民党继续向民主方面转变，以实现国家民主化，孤立国民党内部的反动派。我们现在应谨慎的与蒋介石、孙科、王世杰、邵力子及政学系等人合作”。

上述方针表明，蒋介石以及政学系被中共列入了合作对象。中共内部把蒋介石视为国民党内的“中间派”。

其实，中共对于蒋介石的看法是有弹性的，蒋介石其人也是可以分析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中共对于马歇尔这位国际钦差的立场、身份和作用也有了一个基本判断。

2月12日，中共中央致电东北局，认为：

“马歇尔在中国的地位，似不只单独代表美国，而必须执行三国莫斯科会议协定并向三国报告，故其态度公平，在形式上绝未偏袒国民党一般说美人在本质上是偏蒋的，但他们鉴于赫尔利的失败，他们必须站在国共矛盾之上以便操纵国共两方，而不能站在国共矛盾之中，使他们丧失调人资格，故我们很可利用美人此种态度来争取自己地位替人民办事。”

其实，马歇尔并非三国代表，也不对三国负责，但中共关于马歇尔站在国共之上以便操纵的判断，则有一定的道理。

综合上述一系列判断，中共确有理由认为，和平民主新阶段已经到来。

作为政协会议方向的延续，1946年2月，国共举行了整军方案谈判。

政协会议关于军事问题的讨论，只涉及整军原则，具体事项由国、共、美三人小组负责磋商。三人小组由张治中、周恩来、马歇尔组成。

整军谈判的原则与根据，就是政协会议制订的“军事问题案”。

该决议案所规定的建军原则，主要是军党分离，军政分离，以政治军。

这几点原则，就是整军谈判在商讨具体事项时的参照依据。这些原则无疑是一把双刃剑，对于国共都是利害参半。

与政协会议不同，整军谈判是在马歇尔直接主持下进行的。

马歇尔反复向国共双方强调：

中国必须遵循西方军事传统，建立一支国家的、不干预政治的军队，用以作为一支民主的军队，而不是争实权的工具。所达成的协议就建立在军队与政治分离这种总原则的基础上。

为彻底实施军政分离，马歇尔提出一整套具体方案。

例如，在全国建立数个军事补给区，全国军队集中驻扎于各个补给区之内，所有补给由国防部或军事委员会直接解决，补给区与本区驻军不发生隶属关系。

所谓补给区制，其实质就是取消中国的军区制，使军队与地方防务彻底脱钩，从而与内政彻底分离。

此外，禁止使用国军镇压国内骚乱，如需动用军队，需经政府委员会同意，这就限制了政府主席对军队的调动权。

关于整军的总体期限，三方意见较为一致，总共为18个月，其中分作两期进行，前12个月为第一期，后6个月为第二期。

关于国共两军的数额与比例问题，是这项谈判的头一个分歧。

国民党在政协军事协议中承诺，其军队编为九十个师。

据此，张治中提出按7：1的比例，中共应编为十五个师。周恩来则坚持重庆谈判时所达成的协议，中共应有二十个师。周恩来要求，在整编的第一期，各自分别整编，不按比例进行。

马歇尔的方案，对于国民党原有军队系统的确具有彻底地破坏性，其实，对于中共的军队系统同样具有相当的破坏性。

正因为其破坏性过大，因此，延安料定马歇尔那一套是行不通的，所谓原则赞成实际上是个策略。

2月11日，三人小组举行预备会议。当天，周恩来首先与张治中会谈，首先弄清双方一致和不一致的意见，然后，二人与马歇尔一同举行了预备性会谈。

张治中提出国共军队按比例整编。所谓比例，其实质就是将双方数额作为一个互为联系的问题。

所谓“整编”，总体而论，是指军队的缩编与新的军事制度的建立。具体而论，“整编”之下还有一个“统编”，也就是国共两军合编，或称混编，以消除两军界线，从而彻底实现军队国家化。

关于这个问题，周恩来在预备会议上说：

“政协会议所决定的是整编分为两期，第一期分别整编，第二期再统一整编。但马歇尔将军在过去的谈话中曾特别着重统一整编的问题。”

周恩来的意思是，主张统编放在第二期进行，不同意马歇尔立即统编的意见。

周恩来还对马歇尔说：

“我们（指周恩来、张治中）均同意军队的最高编制将是军…军以上则无更高的指挥机构”。

但表示目前存在的绥靖公署之类机构，在整编第一期可暂不取消。

绥靖公署是高于军的指挥机关，其性质就是军区制。周恩来之所以主张暂时保留绥靖公署，就是不赞成立即取消军区制。

那么，周恩来为什么不同意立即取消军区制？

显然，这项考虑是与解放区问题联系起来的。

关于地方部队问题，周说：

“地方部队包括民团、保安队等，系属于地方，其职责是维持地方治安，不属于国防军。此原则双方同意。”

最后，马歇尔表示将考虑双方意见，拟出具体方案，并定于14日开始正式会谈。

此时，蒋介石已离开重庆前往沪宁杭视察，当日，张治中致电蒋，简略汇报了会谈情况。

此后，整军谈判转入正式会谈，2月14、15、16、18、21、22日，总共进行六次谈判。

从表象看，在整军谈判的全部过程当中，国共争论的焦点，先是双方军队的数额比例问题，后来是整军方案的名称问题。

其实，双方着眼点均不在此。整军谈判的全部核心与实质在于：合编分驻。

所谓合编分驻，就是将两党的军队混合编军，然后，集中起来分别驻扎。

合编分驻一旦实施，将真正解除政党对军队的控制，当然，也就解除了政党对地区的控制。但是，在这个釜底抽薪的问题上，国共双方恰恰没有发生公开激烈的争论，因为这种争论显然不符合政协原则。双方围绕“合编分驻”的较量，主要是在幕后展开。

2月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研讨整军问题，会议认为：

在国共谈判中对整军问题要慎重，目前国家民主化的前途还不明朗，如果我们把军队交给国民党，失去对军队的控制权，“我们的发言权即降低，即成为民主同盟”。

这就是说，如何避免变为民盟，这是中共首先考虑的问题。

而中共应对合编、保持军队独立性的主要措施，则在地方部队上面。

地方部队即维持地方治安的保安队，而保安队在整军谈判中并非主要话题。

2月12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就此问题发表讲话，毛说：

美国和蒋介石要以全国军队统一来消灭我们，我们要统一而不被消灭。军党分立还不是最危险的，合编分驻才是最危险的。

杂牌军还没有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合编的，连杂牌的集团军都没有与蒋介石嫡系部队参杂合编。我们现在只有对付好，才能摆脱危险。全国军队统一，原则上我们只好赞成，实行步骤要看具体情况，这是我们与法国不同的。"

在这里，毛泽东明确指出：合编分驻才是最危险的。为此，毛又一次强调中共与法国不同，即参加政府但不交军队，这是重庆谈判之前毛所决定的方针。

当毛泽东提出合编分驻最危险之际，作为对手，蒋介石早已注意到这个问题。

蒋曾在一则日记中写道：

“对共之驻军与地盘必须分离，不能使之政治与军事合成整个之地盘为要。”

这就是说，蒋早已注意到“分离”与“合成”这个问题，中共的军队一旦与解放区分离，其结果,必然是既失军队又失解放区。现在，这个问题有了一个新的表述方式：合编分驻。

2月22日，整军谈判举行最后一次正式会议，全部条款均告达成。

其要点为：

整军第一期12个月之内，全国陆军总共编为一百零八个师，其中，中共十八个师，政府军九十个师；第二期的6个月之内，全国陆军编为六十个师，国共各为五十与十个师。

关于合编问题，协议规定：

在第一期的12个月期间，由双方合组四个集团军，每一集团军由国共各出一个军组成，国共分任其中两个集团军总司令。

在第二期的6个月内，取消集团军，合编部队以师为单位组成六个军，其中，四个军由中共两个师、政府军一个师组成；另外两个军则由政府军两个师、中共一个师组成。

这就是说，中共参加第一期的合编部队，为十八个师当中的十二个师（四个军）。而参加第二期合编的部队，则为全部十个师，但仍以师为单位参加合编。全部整军于18个月完成之后，双方军队是否彻底打散合编，该协定未提及。

关于驻地问题，协议规定：

整军第一期前12个月期间，东北地区共驻六个军，其中，中共一个军，政府五个军。西北地区五个军全部为政府军。

华北地区共驻十一个军，其中，包括国共合编的四个集团军即八个军，另有政府三个军。华中地区共驻十个军，其中，中共一个军。华南地区共驻四个军，均为政府军。

简言之，在整军第一期的12个月期间，中共十八个师的驻区分别为：华北十二个师，东北、华中各为三个师。而在整军第二期的6个月期间,中共十个师的驻区分别为:华北七个师,东北一个师,华中二个师。

此外，整军方案还规定各省有权维持一支保安部队，以维持地方治安。

2月25日，整军方案由张治中、周恩来、马歇尔三人签署。

整军方案从文字上看，中共军队被缩小、被分解了。尽管中共最后还有十个师，但因集中分驻，必将与解放区脱离，因此，从协议的文字上看，中共军队最终将被“化”掉。

那么，这个最危险的合编分驻方案为何又被中共接受下来？

1946年12月，当国共和谈已完全破裂之后，周恩来在延安的一次讲话中道出其中的奥妙。

周恩来说:

“整军方案是使中国人民的武装受束缚的，但也受保障的，这有它的两面性。”

关于受束缚，周恩来说：

“主要的规定要经过美国装备，我们的十个师也包括在内。装备虽好，但可把你集中起来，不给你汽油弹药，那你就没有办法……如果打起来是废铁一堆。”

周恩来又说：

“整军方案还有它好的一面，这就是地方自治。人民的武装是地方自治的东西……这样就保障了我们解放区人民自己的武装不受国家军队的干涉。”

一切都清楚了，刘少奇还在会谈正式开始之前即指示周恩来：

要注意地方部队，我之武装将大部分保持在其中。也就是说，中共一开始便把文章做在了地方部队上面。

而地方部队的奥妙则在于：

既可保存军队，又可将军队留在解放区，从而使军队与解放区互不分离。既然如此，拿出去参加合编分驻的十个师也就不重要了，周恩来说：“我们就准备着把那十个师变为废铁好了”。

总之，中共在整军谈判中实现了最初的意图，从而避免了“成为民主同盟”。

整军方案既然是一把双刃剑，必然也有对国民党不利的一面，那么，国民党又采取了怎样的应对措施呢？

周恩来说:

“整军方案对我们虽不利，但蒋亦不能接受，故马上即以成立国防部、军改师等办法偷天换日。”

按照整军方案，今后的中国军队以师为单位，“军改师”的意思，就是以师的名义保存军的实力，此即蒋的偷天换日。

整军方案是继停战协定、政协协定之后，国共达成的第三个协定。

整军方案是继停战协定、政协协定之后，国共达成的第三个协定。

马歇尔使华仅仅两个月时间，一连促成三个协定，对此，有两位美国人多少有些困惑。

1946年3月，魏德迈致电美国陆军参谋长，对马歇尔作如下评价:

“他处理问题的步骤合于逻辑，首先实现了停止敌对，现在他正推进一项计划，要将中央政府和共产党的部队予以统一。

所有这些是在阴谋、不信任、自私、和东方的狡诈背景下完成的。真是一种惊人的成就，我真正怀疑在世界上是否有任何其他的人，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做到如此之多。”

魏德迈的这些话，与其说是对马歇尔的恭维，不如说是他的困惑。

另一位多少也有些困惑的美国人，正是马歇尔自己。1946年3月4日，马歇尔与周恩来、张治中飞抵延安，在欢迎晚会上，马歇尔说：国共“十八年的对立，很短时间得妥协，战争全面停了，出我预料” 。

两个美国人的困惑表明，他们对于问题是否真正能够解决，多少还是有些底气不足。

整军方案的谈判与签署，如果说有什么意义的话，那么，主要体现为这样一个问题：

当美国的建军规则在理论上将民国的建军规则扫荡殆尽之际，问题已经悄然异化。

当国共以正面的方式将美国规则迎进来的同时，却又在美国规则的外壳之下，把自己的规则顽强地保存下来。表面看，强势的美国规则把卑微的民国规则一举剔除出局，而实际上却相反，民国规则把美国规则变为一个空壳。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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