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盛世之巅峰，由玄宗创造，大唐由盛转衰，也是由于玄宗。 盛世的崩坏，大多源于君主由俭入奢与开始重用奸佞导致的吏治败坏，大唐也没能逃脱这个窠臼。随着盛世的延续，玄宗越来越骄盈自满起来，没有了之前的励精图治，没有了之前的厉行节俭，更没有了之前的虚心纳谏，逐渐沉溺于享乐之中，变得骄奢淫逸，挥霍无度，不纳谏言，重用谗佞之臣，行事越来越随心所欲起来。 继姚崇、宋璟等人之后，玄宗身边最后一位贤相是张九龄。 张九龄博学多才，能力出众，既是盛唐著名的诗人，也是正直敢谏、眼光卓越的干臣，丝毫不弱于之前的几位名相，道德品质、风度为当时之冠。可惜的是，此时的玄宗皇帝，却已经不是原来励精图治、虚心纳谏的皇帝了。 玄宗后宫中最受宠的是武慧妃，虽然因为是武氏家的女子，没能成为皇后，但荣宠为后宫之冠。 李隆基称帝后的第三年，也就是715年，立次子李瑛为太子。武慧妃受宠后，想推自己的儿子寿王李瑁上位，于是派人暗中搜集太子的罪证。恰好因为自己的母亲不受宠，太子李瑛和鄂王李瑶、光王李琚都对父皇颇有怨言。武慧妃抓住这个把柄，跑到玄宗面前哭诉，诬告太子结党营私，要谋害自己母子。 玄宗大怒，准备废黜太子。张九龄极力劝阻。最终玄宗虽然不得不暂时放下此事，但是对张九龄越发不满。 刚刚拜相不久，却越来越受宠的礼部尚书李林甫，不是张九龄这样的做事风格。 李林甫生性阴柔，精于权谋，外表和善，言语动听，但实际上心胸狭隘、嫉贤妒能，是典型的“口有蜜，腹有剑”式的人物。典故“口蜜腹剑”即来源于李林甫，成了讽刺那些嘴上说得好听，实际上内心险恶，狡猾阴险的两面派的代名词。 李林甫才华能力都远不如张九龄，但为人灵活多变，善于揣摩上意，而且，早就拉拢、收买宫中宦官、妃嫔等人，随时关注皇帝的爱好和举动。因为武慧妃最受宠，李林甫对其当然也最为讨好，表示一定尽力帮助、保护寿王李瑁。武慧妃非常感激李林甫，也不断在皇帝耳边说李林甫的好话。 因为有内应不断反馈信息，因而，李林甫的说法、做法，都能恰到好处的搔到玄宗痒处，深受赏识。 在废立太子一事上，李林甫虽然不敢直接反对德高望重的张九龄，但私下里却表示，这是天子的家事，皇帝自己决定就行，不用和大臣商议。 737年，监察御史周子谅因为批评当时的另一位宰相牛仙客非宰相之才，激怒唐玄宗，在朝堂之上被一顿暴打后，死于流放途中。李林甫借机挑拨，说周子谅是经张九龄举荐才当上监察御史的，张九龄有连带责任。于是，早就看张九龄不顺眼的唐玄宗以举荐不称职的罪名，将张九龄降职为荆州长史。之后，李林甫大权在握，掌控了大唐朝堂。 踢掉了碍事的张九龄，武慧妃勾结李林甫等人旧话重提，诬陷太子李瑛、鄂王李瑶、光王李琚图谋不轨。最终，唐玄宗赐死了三个儿子。 可是让人无语的是，就在武慧妃刚刚扫清障碍，眼见自己的儿子李瑁有望登上太子之位的时候，这年十二月，武慧妃病死了。 太子李瑛死后，李林甫一直上蹿下跳的劝玄宗立寿王李瑁为太子，不过因为比李瑁年纪大的皇子一堆，所以玄宗一直犹豫不决。武慧妃死后，李瑁受到的宠爱锐减，李林甫的动力也就减弱了。之后，在身边最宠信的宦官高力士的建议下，唐玄宗立了年长的三子李玙为太子，后改名为李亨，即后来的唐肃宗。 大唐从建立直到武则天时期，宦官的地位都不高，只是负责守卫宫门、传达皇帝诏令等琐碎之事。中宗李显时期，受李显宠信的宦官权力增加，但身居高位的也还不多。不过到了玄宗这里，形势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在李隆基还只是诸侯王的时候，高力士就服侍在其身边，尽心尽力，很得李隆基宠信。李隆基发动唐隆政变诛杀韦后时，高力士也追随在其身边，因功被封为内给事。等到李隆基与太平公主斗法，铲除太平公主集团时，高力士更是成为李隆基的得力臂助，立下大功，被加封为右监门将军，负责主持内侍省事务。 之后，高力士越来越得玄宗宠信，权倾朝野，各地呈奏上来的文表，都是先呈送给高力士，然后经过高力士的手，上呈给皇帝，一些不重要的事情，高力士直接就可以决断。唐玄宗经常表示：“高力士在我身边侍奉，我睡觉才能安稳。” 好在从史书记载看来，高力士并非大奸大恶、贪婪弄权之人。终高力士一生，虽然长时间手握重权，讨好逢迎他的官吏数不胜数，经他手提拔，最终成为将相高官的不乏其人，但高力士本人却没什么大的过错，对唐玄宗也算得上忠心耿耿，“中立而不倚，得君而不骄，顺而不谀，谏而不犯。故近无闲言，远无横议”，堪称宦官的楷模。 但高力士受宠的直接后果就是，从此之后，宦官势力膨胀起来，高级别宦官人数越来越多，成了大唐政局中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发展到极致，甚至能左右皇帝的废立及生死。 如果说唐玄宗各种昏聩的表现，还只是使得大唐朝局越来越混乱的话，那么他建立的节度使制度，则是趁着朝局的混乱，给了表象还算繁盛的大唐，致命一击，使其彻底跌下巅峰，跌入衰败，直至灭亡的深渊。 历朝历代的君主，都对兵权份外重视，想尽了各种办法，限制领军在外的大将手中的权力，哪怕为此牺牲军队部分的战斗力也在所不惜。毕竟，一次或多次战役失败了，国家不一定灭亡，至少还有苟延残喘的可能，但一旦兵权旁落，很可能就是改朝换代，自己就会身死族灭啊。而君主最常用的控制兵权的手段，一是强干弱枝，平时将大军控制在自己身边，自己亲信手中，至少不能长时间控制在那些指挥大军作战的将军手中；另一个则是财政大权绝对不能交给指挥大军的将军，大军所在地的民政权也绝不能交给他。这样一来，即使将军有心作乱，士卒也不会追随；即使士卒愿意追随，无钱无粮无后援，叛乱也容易平定。 可是节度使制度，却恰恰将军政、民政、财政三权集于节度使一身，使其成了驻军所在地的实际掌控者。这个制度，短时间看好处非常明显，能大幅度提高节度使对军队的掌控力，迅速提高军队战斗力，但长时间看来，却是弊远远大于利，成了大唐衰败及最后灭亡的根本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