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野战军中，西北野战军先后有两位参谋长，分别是张文舟、阎揆要，中原野战军的参谋长是李达，华东野战军的参谋长是陈士榘，东北野战军的参谋长是刘亚楼。

中原野战军参谋长李达、华东野战军参谋长陈士榘、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均被授为上将，而西北野战军的两位参谋长张文舟、阎揆要则分别授少将、中将，比其他三个野战军参谋长的军衔都要低，这是为何呢？

1947年7月，西北野战兵团正式更名为“西北野战军”，参谋长一职由西北野战兵团参谋长张文舟继续担任，1948年夏，西北野战军第4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阎揆要调任西北野战军参谋长，数月后张文舟前往第4纵队担任参谋长，1949年初西北野战军更名为“第一野战军”后，阎揆要继续任参谋长。

西北野战军的这两位参谋长均是科班出身，早年又均从事兵运工作，阎揆要毕业于黄埔一期，早年主要在西北军从事兵运工作，张文舟毕业于冯玉祥的西北陆军军官学校，也是在西北军从事兵运工作。

阎揆要入党的时间比较早，早在1926年就入了党，后又参加了陕北的清涧起义，起义失败后，被上级安排在西北军从事兵运工作，当时阎揆要主要是在杨虎城部从事兵运工作，曾担任过杨虎城的警备团团长，后又追随杨虎城参加了西安事变。1938年接到上级的命令离开西北军，回到八路军工作。

相比于阎揆要，张文舟入党要晚一点，是在1932年入的党。相对于阎揆要来说，其从事兵运工作的时间也不长，曾在冯玉祥、吉鸿昌等领导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担任排长，1935年因为身份暴露而不得不离开西北军，回到陕北红军工作。

二人回到我军后，职务都升迁得比较快，张文舟回到陕北红军后，最初仅在陕北红26军第42师担任连长，仅仅两年的时间，就晋升为红29军参谋长。阎揆要回到八路军后，最初是在八路军总部担任作战科科长，1942年调任八路军第二纵队参谋长。八路军第二纵队相当于八路军的旅，而八路军旅级干部职务已经很高了。

张文舟是西北野战军的第一任参谋长，而当时阎揆要在西北野战军第4纵队担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但后来由于西府战役的失利，西北野战军当时不少将领被降了职，张文舟就是其中一位，他降到西北野战军第4纵队担任参谋长。而阎揆要则接替他的职务担任了西北野战军第二任参谋长。

其实张文舟后面的职务并不低，先后担任第二兵团参谋长、装甲兵参谋长、志愿军代参谋长，兵团参谋长属于准兵团级职务，再加上张文舟还曾担任过西北野战军参谋长、志愿军代参谋长，按理来说评准兵团级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可能是受西府战役的影响，52年张文舟评正军级，再加上他1932年才参加革命，红军时期又主要是从事兵运工作，战功不多，而一般是比较资深的正军级授中将，所以张文舟最后也就授了少将。

阎揆要作为野战军参谋长，在52年评级为副兵团级，按照55年的授衔情况来看，比较资深的副兵团级才能授上将，因为之前阎揆要一直是秘密从事兵运工作，在评衔审查资料的时候，误把他参加八路军的时间当作了入党时间，没了红军时期的经历，自然只能评中将了。

不过后来弄清楚了，阎揆要1926年就已经入党了，比彭老总、贺老总入党的时间还要早，上级打算给他补授上将，但被他拒绝了，表示只要补授“八一勋章”，这是对他革命资历的体现，最终上级同意了他的请求，在1957年补授了他三级八一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