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卢汉任云南省主席的经过

猴王说历史 2024-05-06 09:06:52

一、龙云的继承人

卢汉和龙云谊属至亲,多年在龙云军中任职。一九二七年“二六”政变,龙云、胡若愚、张汝骥、李选廷四军长倒唐继尧时,龙云的第五军辖两个旅。卢汉任第七旅旅长,能征惯战,有勇有谋,为龙部的台柱。“二六”政变后,胡若愚名义上任省主席,但原来在唐继尧时代是第二军军长兼滇南镇守使,驻防蒙自,不常在昆明。龙云是第五军军长兼滇中镇守使及省会戒严司令(有个时期又称军警督察处),防地就在昆明及滇中地区,实际控制着省政。为了争权夺利,龙、胡之间发生了尖锐的矛盾。不数月胡、张、李和王洁修(唐继尧的佽飞军翊卫大队长)联合发动“六一四”政变,企图解决龙云。当夜袭击东海 子边(现翠湖东路)龙的住宅,将龙云囚禁于五华山。但胡若愚等未能及时将龙云的部队解决掉,被卢汉及高荫槐(第五军参谋长兼第七旅十四团团长)带往迤西,整编扩充,实力反而大大增强。不久,卢汉率领部队攻占昆明,胡若愚等败退离昆,并挟龙云俱去。行至大板桥,为了缓和卢的追击,放回龙云。从此龙云取得云南政权,当了省主席,统治云南达十八年。在龙、胡混战和龙云十八年的统治中,为龙云效力最大者当首推卢汉,卢的声望远在他人之上,成为众所公认的龙云的继承人。。

一九三〇年,蒋介石命龙云出兵广西攻打桂系,龙云任讨逆军第十路军总指挥,卢汉以第十路军前敌总指挥身份率滇军进攻广西。蒋介石许龙云于滇军攻下南宁后,即任命卢汉为广西省主席,将广西地盘归入龙云统治范围。卢汉的代表朱丽东(第十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总参议)和龙云的代表李培天(云南省政府驻京办事处长)已在南京谈论如何统治广西。不料滇军进至南宁城下,未能攻克,撤退回滇,卢汉的第一次省主席遂成泡影。

抗日战争初期,滇军编为第六十军,卢汉任军长,安恩溥、高荫槐、张冲分任师长,率军由云南出发抗日。在台儿庄战役中,六十军官兵伤亡一万三千余人(据第一集团军总部军法处办理抚恤确实数字),战功颇著。卢汉相继升任第三十军团军团长、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到了一九三九年,蒋介石逃到峨嵋山消极抗战,云南成为蒋管区的重要基地和国际交通孔道。蒋介石急需龙云支持,把一向应酬地方实力派的内政部长给龙云推荐的周锺岳充任,又许贵州省主席委卢汉充任,以此拉拢龙云。但卢汉到重庆商谈中,蒋介石只答应卢带一个秘书长,其余厅长、委员,全由蒋提出,卢汉不愿当光杆主席,适创伤复发,匆匆回昆医病,事遂废。卢第二次当省主席又没有实现。

龙、卢的关系虽如此密切,但在私有制社会关系下,龙,卢也和所有代表剥削阶级的统治者一样,彼此之间也存在着权利角逐的矛盾。卢汉对龙云格外亲信舅子集团李家弟兄(李培炎、李培天)始终是反对的。龙云执政不久,卢就对他的第二师干部说:“我们出生入死为主席(指龙云)拼命,一无所得,舅子团却坐享其成,卖官鬻爵”。对龙云任用一些唐氏余孽,卢也是不满的对于龙云的某些统治术如“三不主义”的做法(不给钱、不给官、不给面于),也不以为然。

早在击溃胡、张后,卢汉即曾两上辞呈,“请辞师长及本兼各职,免贴尸位素餐之羞。”以表示对龙云用人行政的抗议。龙云批复慰留,并望卢对省政随时提供意见,当尽量采纳。这是龙、卢矛盾首次的公开暴露。

一九三〇年,云南出兵广西受阻,于撤退回滇途中,卢汉在罗里将各师官兵大事裁并改编,编余官兵,呈报龙云请求安置及发给饷粮。龙云既吝不给钱,又不给官,官兵深表不满。因而四位师长(张凤春、卢汉、朱旭、张冲)由昆明约同到宜良举行会议,以“清君侧、去俭壬”为名,向龙云进行兵谏。四师长临行,将龙的参谋长孙渡、云南禁烟局长马为麟挟之而去,认为这两人是在龙云左右梗阻各师所提请求的首要人物。孙并建议龙云整编部队,废除师旅,以团为单位,划全省为几个绥靖区,以各师长为绥靖区主任。是时,龙云左右的幕僚如军需处长王吉甫、昆明市长张槐三及舅子团等,皆闻风而避。龙云愤而弃职离昆,声称返昭通原籍扫墓。卢汉虽参加了宜良会议,但得悉龙云出走,又急偕张冲、高荫槐乘云南空军的飞机,赶往昆、昭途中的寻甸与龙云会晤,请龙回昆,拥龙复职。四师长宜良会议的祸首张凤春(滇军出兵广西,张部留镇昆明,张兼戒严司令。事变发生后,卖线街曾一度贴有“拥护张师长为新主席”的标语)至龙云回昆后,要挟龙给予他造币厂厂长、讲武堂校长等职(意图发财及培植党羽),卢汉则一无所求。龙云将张凤春拘禁,其余三师长免职,废师改旅(张冲仍编为旅长)。当时有人认为是龙、卢演双簧,诱张凤春落水,实际不然。

卢汉之于龙云,既不免“功高震主”;龙云之对卢汉,亦不免有戒心。废师改旅后,有一段时间龙没有让卢汉统兵,但军政大计又需卢与闻。如训练地方团队、委卢任全省团务督办整理全省金融、向法国购买械弹等,皆委卢主其事。又如抗日战争中期,日军侵占越南,威胁滇境,适卢汉由湘鄂前线回昆疗疾,而病已就痊,前方官兵电请卢汉回防指挥。龙云复电说:“卢总司令须留滇坐镇,防御日寇。”龙并向蒋介石请准,调六十军回滇及将第一集团军总部移设蒙自,使卢为龙指挥境内滇军,以防日军进犯。在抗战后期,龙云曾一度动念欲将主席一职让给陆崇仁,其传闻甚嚣尘上,陆崇仁更是跃跃欲试。我曾以此事问卢汉,卢说:“他干默(白想)着,不理他。”后来陆崇仁精神失常,有些人认为这与他想当主席未果不无关系。

同时,种种迹象表明,龙云已在加意培植龙大(绳武)做未来的继承人。龙云早年执政时,诸子年幼,依卢汉为股肱,以夺取云南的统治权。到了诸子年长,自然就感到还是自己的儿子好,于是对龙大不次拔擢。龙大亮无政历,即委充腾龙边区督办,一跃而跻于行政督察专员之林;军事上没有一定的统兵经历,即委为暂编十九师师长,又兼昆明警备副司令。有些人号称龙大为“少帅”,意仿张学良称少帅,将来父死子继。至于龙二(绳祖)亦已任龙云的警卫旅旅长。旧社会军阀官僚的子弟倚势凌人,本系常事,龙云诸子尤甚。当时云南人民提及龙大、龙三(绳曾)便谈虎变色。龙大的人甚至把卢汉乘坐的汽车玻璃窗打坏以逞威,卢汉气愤之余,找龙大来骂道:“我和你父亲费了多少力,才创得云南这点江山,你们胡闹,现在连我也欺负起来了。”他们内部的矛盾错综复杂,由此可见一二。

二、抗战胜利前夕重庆见闻

蒋介石想推行法西斯独裁统治于全国,龙云想维持云南封建地方统治于不坠,互相矛盾,势不两立。抗日战争末期,胜利在望,蒋介石有美帝国主义作靠山,自以为力量强大,把抗战胜利,当作他解决龙云地方割据势力的最好时机。

一九四五年七月我由云南到重庆出席参政会第四届第一次大会,接触到的许多人,都说云南特殊,龙云是土皇帝,拥兵自雄,事事擅专,中日战事结束,就需解决这个问题。军政部长陈诚在参政会作军事报告,赞扬了地方系将领孙连仲(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原西北军将领)和卢汉(第一方面军司令官)二人。陈诚说:“卢汉治军严明,很有作为,深明大义。”陈这样扬卢,就寓有笼络卢的意味。那时,行政院长宋子文刚由苏联商订中苏同盟条约回国,在参政会作报告,提到对日战事说:“早则今年秋天,迟则明年春天就可结束。”参政会大会期间,蒋介石每天下午分批邀约参政员茶会。和我一同被邀的那一批约四十人,由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陪往,在曾家岩“官邸”餐厅里,围桌吃茶点、咖啡叙谈。我说:“由昆明来到重庆后,常听说云南特殊,流言很多,其实我们在云南的人,并不觉得有什么特殊,希望中央的人员对云南不要存成见,就无特殊之可言。”蒋介石不答,顾左右而言他。章士钊(和我一同被邀的参政员)接着说:“请委员长多听逆耳之言。”蒋连声称是。蒋介石对章士钊一般性的话点头称是,而对我提到的云南具体问题则避不作答。根据上述种种见闻,我预感到云南与国民党中央的矛盾,已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地步。

我那时出于抗战胜利后国家人民需要休养生息,从事和平建设的愿望,认为国民党中央与地方之间不要发生什么事情才好。我把重庆见闻和对蒋介石的呼吁写信告知龙云,望他妥为应付,然不见回信。这时,周锺岳由渝回滇(时周已由内政部长转任考试院副院长),我特去见周,把我致龙云函中内容告诉他,请他再一次转达龙云。我说:“我人微言轻,你老人家一言重于九鼎。”周以我的意见为然,允为转达。后来,龙云被调到重庆任职,我也由河内同卢汉到了重庆,龙云一见我的面就说:“你托惺老(周锺岳字惺甫)转给我的话很对,可惜当时我没有注意。”

我出席参政会完毕,回到开远第一方面军司令部时(我原任卢汉的军法处长,会毕返防),日本刚投降,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宣布受降任务和地区,第一方面军被派往越南北纬十六度以北地区接受日军投降。我将在重庆见闻告知卢汉。我们纵谈了各方面的情况,鉴于龙云面对日本投降的新形势仍然固步自封,墨守陈规,又不听从卢的意见,预料将发生不测风暴,何以自处?成为关键问题。我的结论是:唯有将部队火速向越南推进,迅速办理受降,就可自全,对龙云亦起到声援作用,使蒋介石有所顾忌,此卢自救救龙之道。卢汉深以为然,但感部队行动迟缓,即电催前方部队迅速开进越南,以赴事机。

三、蒋介石解决龙云时,

对卢汉所作的防范部署

一九四五年十月三日蒋介石解决龙云时,卢汉远驻越南,兵权在握,虽欲同时一网打尽,而势有不可,况卢汉又为云南众望所归的龙云继承人,蒋介石不得不把主席空衔给予卢汉,以事敷衍,应付滇人。鉴于龙、卢几十年的密切关系,蒋介石放心不下,在解决龙云的同时,对卢汉作了一系列的防范部署:

第一方面军入越受降所辖部队,除滇军六十军、九十三军(每军辖三个师)、暂编十九师、暂编二十三师外,还有中央军赵公武的五十二军(原关麟徵部队)、黄涛的六十二军(原张发奎第二方面军部队)、吕国铨的九十三师(即后来始终与人民为敌的二十六军)。当时,九十三军驻河内及附近地区,六十军驻南定至顺化、土伦一带,五十二军驻海防一带,六十二军驻高平、谅山一带,九十三师驻云南车里、佛海一带与越南、老挝交界地区。到解决龙云时,原驻云南境内的周福成五十三军,突然集中河口一带,向越南推进,名为拨归第一方面军统辖,实际与其他驻越南中央军互为犄角,对卢汉的滇军形成监视防堵的形势,而且在数量上也成为中央军十个师对滇军八个师的优势。在河内市区还驻着中央宪兵及军统王之五的特务武装。

蒋介石一面命总管对日受降任务的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以视察受降为名,不早不迟的于十月一日飞抵河内坐镇,使卢汉动弹不得。何应钦于十月五日飞抵昆明,促龙云赴渝时才离开河内。蒋介石又命关麟徵于十月二日晚飞抵河内,这位还是第一方面军前身一-滇越边区总司令部时代就身为卢汉的副司令的关副司令,从未来过司令部,这晚忽然光临,在方面军司令部住宿一宵,翌晨即遄往海防,声称去看望五十二军旧部属,实际是去掌握那里的部队,以防万一。

上述防范措施,蒋介石阴险而恰如其分地借题做了文章,使忙于办理受降的我们不知不觉,直到解决龙云事件爆发后才恍然大悟。

四、王叔铭带来蒋介石亲笔信

蒋介石派空军副司令王叔铭于十月三日飞抵河内,带来了蒋介石给卢汉的一封亲笔信。信中说:“永衡(卢汉的字)吾兄勋鉴:抗战胜利,国家急需统一军令政令。为加强中央,巩固地方,特任志舟兄(龙云的字)为军事参议院院长,调中枢供职,以全志舟兄晚节。并委兄为云南省政府主席,委李宗黄为民政厅长,在兄未到任前,由李宗黄代理。盼晓谕所属,以安众心。并望在越受降事竣,来渝一叙。顺颂勋祺。中正手书十月二日。”

这封信是对重庆发表的命令的具体说明。当时我和方面军司令部第一处处长(主管人事)朱仲翔拿着这封信推敲,我认为这封信的内容大有问题:卢汉本是第一方面军司令官,任着军职,而信里明明只说“委兄为云南省政府主席”,并不是兼云南省政府主席。“为”与“兼”虽只一字之差,却真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不言而喻,这是解除卢的军职,以后不让他再统兵了,这是蒋介石最毒辣的一着棋,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并且信里也没有提及何时去就省主席职,只说“在越受降事竣,来渝一叙”。究竟将来要去重庆叙什么?也没有说明。这样看来,不唯不让再掌兵权,就连文职的省主席也成问题。

卢汉遭此池鱼之殃的巨变,镇静以处,行若无事,专心办理受降任务,使临时来河内的监军何应钦也无隙可乘。何于十月四日召集军事会议,讨论受降有关事宜后,于五日离河内飞往昆明,对龙云劝驾。卢汉派办公厅(原称机要室)主任杨茂实随何应钦同机飞昆。何应钦抵昆后,在机场与龙云通电话,龙拒绝与其先叙谈去重庆的事,很气愤地告以“城里打得稀烂,你进来看看再说。”何虑被龙扣留作质,未往谋面。(附注:这是事后我分别听龙云、杨茂实说的。龙与何原属旧交,抗战末期,蒋介石以何任中国陆军总司令,以龙兼副总司令,龙不愿居何之下,没有就职。龙虑何驻滇于己不利,对何冷淡。何在昆就职之日,龙禁云南军政人员往贺,龙、何之间产生了矛盾。这次蒋利用何来劝驾,龙认为不能解决问题,坚持非宋子文来谈不可。时宋为行政院长,又是蒋的舅子,与龙关系一直良好,还是干亲家。龙认为宋来才能稳妥解决问题,且宋以国家行政首脑亲临劝驾,面子亦较好看。蒋只得派宋子文亲来,宋完全接受龙云的要求,龙遂与宋飞渝就军事参议院长职。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第三十九页《蒋介石解决龙云经过》一文中所叙“忽然降落了一驾飞机,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来了,何只身往见龙云……那晓得见面后,龙云坚持上面说的那一套”,与当时龙、何并未见面的事实不符。)杨茂实抵昆后,由五华山后营门越墙而入,见了龙云,转达卢汉的意见:继续抵抗无益,徒遭无谓牺牲,促龙离昆赴渝就新职。杨于龙云赴渝后,飞回河内向卢复命。

当龙云困守五华山之时,迫望卢汉挥戈由越回滇“勤王”,而卢汉鉴于形势不许,爱莫能助。如果轻举妄动,必致同归于尽,不如促龙赴渝就新职,尚可两全。龙、卢对这一点各有各的打算和看法,一个希望来“勤王”,一个没有来“勤王”,龙对卢固不见谅,卢对龙亦不以为然。此后各行其是,龙、卢之间的矛盾直到临解放尚没有消除。

五、卢汉赴渝前我的建议内容

一九四五年十月底,蒋介石电召卢汉去重庆出席复员整军会议,卢定十一月三日由河内起程。二日晚我向卢汉提出我对于他此行赴渝的看法,我说:“此行关系今后进退出处。蒋介石之为人,猜忌成性,排斥异己,乘抗战胜利,欲削平群雄。照他的亲笔信看来,既不让再统兵,主政亦成虚衔。李宗黄在云南自委伍纯武为省府秘书长,高谈治滇三原则、六纲领,独断独行,专擅一切,俨然以主席自居又担任省党部主任委员,党权在握,目中无人。且依法省主席兼省保安司令,指挥地方团队,照例委省主席的同时,另明令委兼省保安司令,这次连这个例行的命令也没有。又已另设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部,以关麟徵任总司令。全国除新疆省于盛世才调渝任农林部长后,设立新疆省警备总司令部外,其他各省并无此项设置。现又在云南设置这种机构,可见对云南的防范,如同对待新疆一样,使云南省主席不唯不得兼军职,连对地方治安亦无法过问,有职无权,成为无兵无勇的光杆主席。形势如此,应付不当,后患堪虞。古人明哲保身,持盈保泰,以陨越为戒。蒋介石既如此猜疑,这次到重庆,不如先向蒋请求辞职,试探一下他的真实态度究竟如何?如果他遽予准辞,就此罢休,落得清高。

如果他坚不准辞,再谈如何做。这就有上、中、下三策:

一、上策:蒋允撤销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部,设立由省主席兼任司令的云南省保安司令部,指挥境内武装,负责全省治安,是为上策。

二、中策:蒋不允撤销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部,只允另设立由省主席兼任司令的云南省保安司令部,统率地方团队,是为中策。

三、下策:蒋不允撤销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部,亦不允设立照例由省主席兼任司令的云南省保安司令部,成为无一兵一卒的光杆主席,是为下策。

如果蒋介石允许行上策,那就事有可为;允许行中策,事犹可为;如果蒋只让走下策,那还是坚决不干,以免贻患将来。”

卢汉对于我的上述建议,考虑了一夜,认为可取。翌晨(三日)叫我摒挡行装,同他一道去重庆。向来卢汉出差,都是由机要室主任杨茂实随行,这次临时改由我随行,要我同去参与对蒋介石的勾心斗角之争。

六、卢汉离越赴渝

十一月三日午,卢汉乘飞机离开河内。同行的有我和第一方面军参谋长马锳及其他随从人员,傍晚飞抵昆明。第二天卢汉叫我拿着他的名片代表他去致候李宗黄。我到省府,李已外出,李的副官听我说找“李代主席”,顿现诧异之色,回答说:“李主席不在家。”我把卢的名片留下辞出后,有人告知我:李宗黄听人叫他“李代主席”就很不高兴,所以大家都改称“李主席”。五日,我们由昆去渝,李宗黄到机场为卢汉送行,神色张皇,颇不自安。

七、卢汉三见蒋介石

卢汉一到重庆,就叫我草拟了一份辞呈,内容是:“抗战胜利后,急需从事建设,偃武修文。汉半生戎马,残病之躯,久已厌倦军队生涯。曩以抗战方殷,捍卫国家,效命疆场,乃军人之职分,是以力疾从戎,未敢言辞。今幸抗战胜利,复员整军,正解甲归田之时。现越南受降,业告段落,所属部队已陆续他调(注:当时第一方面军指挥的六十二军已调台湾办理接收,五十二军亦决北调,六十、九十三两军亦在拟议他调中),只需暂留五十三军办理未竣之务,便可蒇事。职已无返越必要。汉一介军人,不谙政治,何能掌理滇政,贻误桑梓。特恳请准予辞去本兼各职,俾遂退休夙愿,不胜感激待命之至。”

卢汉带着辞呈去见蒋介石,略事寒暄,就说明辞意,递交辞呈。这使蒋介石出乎意外,急忙对卢说:“我不是找你来辞职,现在还不是退休的时候。李宗黄在云南搞得不洽人意,需要你回云南去就主席职,安定地方。方面军是对日作战机构,受降完毕,即行结束。六十、九十三两军将来调防山东胶济铁路沿线,仍由你去指挥。”谈话中卢重申前请,恳切求去,蒋仍不准。临辞出时,蒋介石将辞呈交还卢汉,卢又申前请,蒋坚嘱打消辞意,改日续商有关军政事宜。

我们研究了卢、蒋面谈的情况,蒋介石既不准辞,今后究应军政两兼乎?抑舍军就政乎?认为二者不可得兼。还像过去那样把滇军紧紧抓在手里,形势已不许可,六十、九十三两军仍回驻云南亦不可能,如不服从调遣,后果不堪设想。就主席后,如远离云南去山东指挥部队与共军作战,有害无益,战场上动辄得咎,如有差池,军权即非我有,主席也将失掉,反而两俱落空。现李宗黄在云南“黄脚黄手”(这是当时云南人对李的评语),蒋既表示无意叫李当主席,不如舍军就政,虽不得熊掌,还可得鱼。六十、九十三两军虽不在面前,军政尚可遥相声援,两俱有利。

卢汉主意既定,即于蒋介石请吃午饭的那天,作第二次的商谈。卢本着舍军就政之旨,坚谢到北方指挥部队。蒋仍虑滇军不易指挥,卢荐孙渡前往,并乘机取得对六十、九十三两军人事调整权。蒋允卢提出具体意见,签请核定,对这两军军师长作一次大调动。又商定改组省政府,关于改组后各厅长、委员人选问题,蒋介石叫卢汉与行政院长宋子文详细会商办理。蒋并允许设立云南省保安司令部,而不撤销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部。一九四六年八月顾祝同到滇处理“李、闻案”后,蒋介石明令警备总部归卢主席节制,卢汉才取得对警备总部的节制权。一九四九年一月蒋介石逃台前召卢汉到南京开会,才达到撤销警备总部的目的。

行政院会议通过并明令公布改组云南省政府及其人选后,卢汉第三次去见蒋介石,作到职前的“请训”,并提出了调整六十、九十三两军军师长名单,经蒋批准照办。

卢汉在渝三见蒋介石的结果:卢表面服从国民党中央,在当时实逼处此,不得不尔。蒋介石畀卢实际主滇政之任,允卢设立云南省保安司令部及对滇军的人事权,旨在暂时缓和国民党中央势力与云南地方势力之间的矛盾。

八、改组省府

蒋介石解决龙云时,对于龙云任内云南省政府的人事,除将主席龙云调任军事参议院长,委卢汉继任主席,将民政厅长陆崇仁免职,委李宗黄接民政厅长外,其余人事尚未调整。卢汉与行政院长宋子文会商改组省府人选后,叫我写了一份签呈给宋,说明龙所任的厅长、委员多已离散,省府委员会已不足法定人数,有遴员改组之必要,附列了厅长、委员名单。名单如下:委员兼民政厅长李宗黄,委员兼财政厅长华秀升,委员兼教育厅长王政,委员兼建设厅长陇体要,委员兼保安司令马锳,秘书长朱丽东,委员缪云台、胡瑛、张邦翰。宋子文把这分名单提交十一月二十日行政院会议通过,明令发表,完成了改组省府的手续。

九、人事安排内幕

民政厅长原来卢汉是约缪云台担任的,但蒋介石不同意,仍要李宗黄担任,卢汉虽不愿意,只好屈从,把李列入。

财政厅长华秀升是缪云台推荐给卢汉的,华原是龙云任内的会计长,与缪渊源交往很深,缪云台说华为人稳当,如同保险柜一样。

教育厅长王政是蒋经国向蒋介石推荐的。龙云任内的教育厅长龚自知于龙离滇后,呈请辞职,教育部长朱家骅即提出赵澍继任厅长。打电到河内徵询卢汉意见,卢那时是否回滇就主席,尚在未定之天,乐得做人情复电同意。朱家骅并已报请蒋介石批准,只待明令发表。这次卢汉到渝,适朱家骅赴各省视察,不在重庆,蒋经国乘机向其父提出王政,推翻了朱家骅的原议,教育厅长遂被太子系夺去。卢虽把王政列入,但与王素昧生平,迨明令发表后,王的舅子阮绍文才陪同王政来与卢初次会见。那时王政任蒋经国主办的中央干部学校教务主任。

建设厅长陇体要是CC头目陈果夫向蒋介石提出的,陈来拜会卢汉,与卢面谈其情。陇体要在龙云时期任建设厅所属公路管理局局长,并曾任过省党部书记长。

保安司令马锳是卢汉自己提出的,当时卢为争取设立云南省保安司令部,自己避不兼任保安司令,提出马锳担任,这是卢汉一时权宜之计。到了翌年夏,卢即请准依法兼任保安司令,并请改任马锳为副司令。

秘书长朱丽东是卢汉自己提出的。龙云的秘书长袁丕佑(云南唯一状元袁嘉谷之子)于龙离滇后辞职。朱为清末云南诗文名家朱筱园之子,“二六”政变时为四军长草拟倒唐通电。龙云掌滇政初期,朱曾任财政厅长及龙的特别办公室主任,代龙核阅公文。卢、朱交谊甚深。朱并代卢受过而不容于龙,离滇赴沪投入改组派。朱虽旅居外省十四年,与卢关系始终如故。这次卢回滇主政,云南人熟知卢、朱关系者预料卢必用朱为秘书长,事实果然。朱那时不在重庆,被行政院派往京、沪、青岛一带办理对日接收。卢辗转通知,朱于十一月三十日赶到昆明,翌日同卢一道就职委员张邦翰、胡瑛原是龙云任内的委员。胡在龙云执政初期,曾任龙的三十八军副军长,后渐被龙冷淡。张曾任龙的建设厅长十余年,并代龙云主持省党部,一九四四年被龙云免去厅只待明令发表。这次卢汉到渝,适朱家骅赴各省视察,不在重庆,蒋经国乘机向其父提出王政,推翻了朱家骅的原议,教育厅长遂被太子系夺去。卢虽把王政列入,但与王素昧生平,迨明令发表后,王的舅子阮绍文才陪同王政来与卢初次会见。那时王政任蒋经国主办的中央干部学校教务主任。

建设厅长陇体要是CC头目陈果夫向蒋介石提出的,陈来拜会卢汉,与卢面谈其情。陇体要在龙云时期任建设厅所属公路管理局局长,并曾任过省党部书记长。

保安司令马锳是卢汉自己提出的,当时卢为争取设立云南省保安司令部,自己避不兼任保安司令,提出马锳担任,这是卢汉一时权宜之计。到了翌年夏,卢即请准依法兼任保安司令,并请改任马锳为副司令。

秘书长朱丽东是卢汉自己提出的。龙云的秘书长袁丕佑(云南唯一状元袁嘉谷之子)于龙离滇后辞职。朱为清末云南诗文名家朱筱园之子,“二六”政变时为四军长草拟倒唐通电。龙云掌滇政初期,朱曾任财政厅长及龙的特别办公室主任,代龙核阅公文。卢、朱交谊甚深。朱并代卢受过而不容于龙,离滇赴沪投入改组派。朱虽旅居外省十四年,与卢关系始终如故。这次卢回滇主政,云南人熟知卢、朱关系者预料卢必用朱为秘书长,事实果然。朱那时不在重庆,被行政院派往京、沪、青岛一带办理对日接收。卢辗转通知,朱于十一月三十日赶到昆明,翌日同卢一道就职

委员张邦翰、胡瑛原是龙云任内的委员。胡在龙云执政初期,曾任龙的三十八军副军长,后渐被龙冷淡。张曾任龙的建设厅长十余年,并代龙云主持省党部,一九四四年被龙云免去厅长职,专任委员,二人对龙心怀不满。张本“园通派”首脑,李宗黄是“园通派”的支持者,“园通派”为云南最先反共的反动集团。张、胡私交颇密,比邻而居,一条西寺巷,张、胡两巨宅占去十之八、九,二人沆瀣一气,竭力拥李反龙。龙云到重庆后提起这两人动辄切齿。卢汉亦不以二人之所为为是,但蒋介石坚持要他二人蝉联委员。

缪云台原是龙云任内的省府委员兼省经济委员会常委及富滇新银行行长,掌管着大部分省营企业。(其余部份企业为陆崇仁的省企业局所经营)。抗战胜利前后,缪任美国驻华陆军司令麦克鲁的政治顾问,形影相随。这时缪在重庆,卢汉与宋子文会商省府委员、厅长人选之前,约缪云台来旅寓深谈了一夜晚。卢约缪任民政厅长,缪已应允,并荐华秀升为财政厅长,又商定将龙云时期省经济委员会、富滇新银行、省企业局等三机构所经营的省营企业改组为云南人民企业公司,由缪负责主持。后来民政厅长一职因蒋介石不同意由缪担任,改换了用来牵制卢汉的李宗黄。但卢仍邀缪任了省府委员。在行政院明令发表两天后,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突然来访缪云台,告知提缪为政治协商会议(旧政协)无党无派代表。(当时我适在缪处坐谈,故知其情)由于缪将出任旧政协“无党无派”代表,不便再任地方官吏,缪又向卢汉推荐金龙章为省府委员,替补他原任的委员名额。卢汉回昆明后即电呈行政院改以金继任委员。那时金龙章尚在美国,旋即归国到职并兼人企公司副总经理,任职至解放前数日逃往香港。卢汉就主席职后几天,缪云台也由重庆回到昆明,负责筹组人企公司。卢汉即于十二月十四日省府会议上提出以缪云台为人企公司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人企公司经过一年多的筹备,于一九四七年五月召开第一次股东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卢汉为董事长,缪云台为总经理。缪虽先后去南京任行政院政务委员,立法院立法委员,仍常回滇亲自主持人企大计。

卢汉回滇就职之初,有几个处局长更动内幕如下:

卢汉就职那天,财政厅长华秀升行过就职礼后,来向卢汉说:他原来担任的会计处会计长一职,依法不能兼任,推荐该处帮办朱寿昌接替,并递给卢一份呈文。卢看罢回答:“过天再谈”,似有斟酌。卢就职前已有多人来信向卢求谋此职。不料林南园早于行政院发表省府委员、厅长名单后,即由昆明密往重庆活动,凭借CC之力,取得了会计长,拿着国民政府主计长陈其采(陈果夫、陈立夫的叔父)的命令,于十二月初回到昆明。林南园在重庆行动甚为机密,不来与卢汉谋面,事前没有知会卢一声,觉得情理有亏,拿着命令来省府见朱丽东,请朱先容,卢没有计较,听林到职。

陇体要原任的公路管理局局长,卢汉就职后,陇向卢保荐其副局长浦光宗继任,卢允所请。

龙云时期的警务处长李鸿谟,在李宗黄代理主席期间,依附李宗黄,心不自安,表示辞职。实际军统早已视此职为禁脔,卢汉刚由渝回昆,戴笠已来电保荐军统李毓桢为警务处长,卢复电同意。

缪云台在龙云时期还兼任省合作事业管理处长,缪任旧政协无党无派代表后,不愿再兼此职。国民党政府的合作事业是CC把持着的,全国合作事业管理局局长寿勉成是CC要角。杨克成于一九四六年六月到南京活动,面见寿勉成,与CC勾结,继任了处长(是年七月初我随卢汉公出到南京,杨克成来省府驻京办事处见卢,告知其情)。

卢汉任职初期的人事安排,一方面是国民党中央之嫡系势力与云南地方势力的暂时结合,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又是卢、缪合伙。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蒋军节节溃败,一九四七年下半年以后,卢汉对于省府用人行政权已自行作主,而不唯中央马首是瞻,但与缪云台的合伙性质始终未变。

十、卢汉回滇就主席职

十一月二十四日卢汉由重庆飞抵昆明,因在渝患鼻疾未愈,居家疗养,谢绝宾客。只约了新任厅长华秀升、王政、陇体要,商谈就职事宜。对于来访宾客,嘱我代为接见。在几百个来访者的言谈中,绝大多数都是为求一官半职而来,极少数说是特来“致敬”。竟无一人谈到如何为云南人民着想,对今后施政提出什么建议。

卢汉定十二月一日就主席职。李宗黄因卢抵昆多日,不来见面,便依然以省主席自居,擅自更换若干县长,如以第五军军长邱清泉之弟邱名栋任宜良县长,以胡瑛之婿杨玉生任曲靖县长,又委一向交结杜聿明的袁仲虎为蒙化区专员等等,大有恋栈之概。卢乃通知李宗黄来见,李率其追随者张邦翰、胡瑛、陈廷璧、杨家麟、杨克成、鲁师曾(高等法院院长)、伍绳武等人来到卢家,卢轻描淡写地告以赴渝情况及就职日期。

卢汉查阅了李宗黄代理期间的省府秘书处重要人员名单:主任秘书申庆璧(李的亲信),人事主任亦由申兼,监印李夫人(李宗黄之妻,李宗黄真的搞出“监印夫人”来了,一时传为笑柄)。

卢乃叫我去面告袁丕佑转达龙任命的人事主任张春晖、监印员陈某(已忘其名,从唐继尧时代就一直任监印员)继续回任原职。又叫我通知杨适生任主任秘书,不料杨到职几天,在第一次省府委员会议上,张邦翰指杨声称:“不能与陆子安(陆崇仁字)的贪污分子同坐在一张会议桌上。”迫得卢汉只好叫杨退席,随将杨调往河内第一方面军任职,以资缓和矛盾。杨在河内住了短时期,仍回省府任秘书,办理交际事宜。张之攻击杨,是打驴子给马看,表示与卢汉的对立。

卢汉在就职前两天,口述大意,叫我草拟了一份就职宣言,内容如下:

“云南自辛亥革命以来,三十多年,因国家内忧外患,政局扰攮,地处边疆,故过去的行政长官,少有更动。此次中央调整省府人事,一般人民素不习见,即视为奇异。其实中央改组各省政府,乃国家常规,而人事调整,亦属常有之事。

本人前在越南办理日军投降事宜,当时接奉委座(指蒋介石,下同)命令,饬任本省政府主席,奉命之后,深感责任重大,不胜惶悚!本人向服务军职,又不谙政治,故上月奉召出席复员整军会议,特向委座恳辞本兼各职,以冀在此抗战胜利、复员整军之际,得遂解职退休夙愿。乃蒙委座勖勉至再,不允所请,并面谕会后即行返滇,遵照命令改组省府,以安定人心。国家元首之命令,自应服从,故回滇就职。

十余年来,本省在龙公主政之下,抗战当中贡献甚大,如对于维持地方治安,办理积谷、清文、及水利,修筑国际交通路线等,均属事实。过去一切善政,自应肖规曹随,继续发扬。至于未及办理而为今后本省所应办者,亦当遵照中央法令,并考察人民需要,在人力财力可能范围内尽力举办。

目前本人认为最重要的工作,首在如何维持地方治安,力求社会安定,使人民得以安居乐业。欲使人民安居乐业,先要我各级人员能尽忠职责。凡有为有守,刻苦努力者决不轻予更动,尽可安心供职。但处理公务必须迅速确实,努力提高行政效率,勿稍因循遗误,务期达到爱民、保民、养民之旨。随时自我检讨,不仅做到有守,更要做到有为。自己认定是人民的公仆,为人民服务,博取人民信仰与同情,否则言行一不检点,即易丧失政府威信,不惟个人使人民轻视,而连带足以使人民轻视政府。古人云:“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如何耳。”本人当以力行精神,与我各级人员共求省政的日新又新,以报中枢暨全省父老同胞之期望。甚盼互相勉励。”

此宣言卢汉于就职典礼时颂读,表明了他当时的态度。

十一、卢汉执政四年中省府委员、厅、处长的更替

前面第九节所叙省府改组时的人事安排,在卢汉执政四年中,随着形势的变化与需要,省府委员、厅、处长颇多更动。兹分叙于下:

李宗黄与关麟徵制造了“一二一”惨案,成为罪魁祸首,为云南人民所不容。李在卢汉任内任民政厅长不到一月,悄然离昆回渝。所遗民政厅长一职,蒋介石先是召见内政部次长张维翰,欲委之接替,张答等考虑一下(意思是想当主席,嫌厅长官小)。蒋认为忤旨,遂弃而改委张邦翰继任。蒋介石由长途电话告知卢汉,卢虽认为不恰当,迫于蒋命,只好唯唯。张邦翰任民政厅长一年中,与卢分庭抗礼,自行召集县长会议,省府不得预闻;自颁法令,政出多门。张趁卢汉赴越南处理受降未尽事宜之际,以省府名义封闭昆明市各舞厅(据闻张之女沉迷舞榭,深夜不归,屡教不改,张遂愤而出此),引起轩然大波。各舞厅延律师提起“行政诉愿”,控告省府,并在各报大登控告的诉愿书,街谈巷议,满城风雨,影响省府威信。卢汉回昆得知其情,对张深为不满。一九四六年冬卢汉去南京出席“制宪国大”,请求蒋介石将张免职,保荐杨文清继任。一九四九年初杨专任省府委员,改委安恩溥为民政厅长。

一九四七年秋国民党举行立、监委“选举”,地政局长杨家麟辞职去当立法委员(国民党政府规定立法委员、监察委员不得兼任官吏)。卢汉委原任副局长吴其荣继任局长。社会处长陈廷壁、田赋粮食管理处长段克昌均辞职去当监察委员,卢汉委其军法处长范承枢、军需处长李郁高分别接任社会处长、田粮处长。

卢汉任主席后,对其原来军中高级人员,多数相继委派为各行政机关首长。除马锳、李郁高、范承枢三人外,还有:以第一方面军副官处长曾恕怀为昆明市长;以第一方面军办公室主任杨茂实为丽江区行政督察专员,后调腾龙区行政督察专员;以第一方面军第一处处长朱仲翔为建水区行政督察专员,后调大理县长;以第一方面军第二处处长谢崇琦、第四处处长汪佩青先后为麻栗坡督办;以曾任其兵站分监的王灿堃为河口督办;以曾任师长的许义浚、安纯三、李韵涛、余建勋、杨炳麟及曾任旅长的布秉武、罗廷标,早年曾任其师部副官处长的杨立德等分任昭通、丽江、缅宁、思普、个旧、楚雄、姚安、文山等区行政督察专员。其余中、上级军官、幕僚,除安置在保安司令部或保安团队任军职者外,亦多委任为各县县长或其他职务。

一九四八年初,卢汉将财政厅长华秀升与会计长林南园对调。华于一九四九年秋请辞会计长,专任省府委员,又荐会计处帮办朱寿昌继任。林南园亦在省府委员会议上推荐与他前在陆崇仁那里同事多年的范邦杰为会计长。朱寿昌曾任县长,为卢所不满,卢遂舍朱而决定用范邦杰,卢不识范,杨文清劝卢我范邦杰来谈谈再作决定。卢说:“就这样决定,不用找来谈了。”

胡瑛所任省府委员,于一九四九年初被卢汉换掉,改以禄国藩继任委员,那时卢汉派禄国藩去思普区安抚了大恶霸张孟希等人,借此去胡酬禄。

一九四九年六月委员兼教育厅长王政、委员兼建设厅长陇体要,坚持顽固立场,见卢汉行径与中央背道而驰,不愿随卢行事,向卢提出辞职。卢汉自行委派姜亮夫继任委员兼教育厅长,范承枢继任委员兼建设厅长,姜、范唯卢之命是听,卢可举措裕如。姜专治文史、学术精深,为清末民初四大国学大师(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廖季平)之高足,著述甚富,海内知名,继长教厅,实得其选(姜现任杭州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惟卢委我长建厅,则出乎我的意外,我自问学的不是工程技术或农林水利,主持建设,实非所长。卢在省府委员会上作出委派的决定,使我感到难于胜任,特去见卢说明辞意,并表示:“我现还担任着省府甄础处主任和人企公司协理,虽不当厅长,仍照样为主席办事。”我建议建设厅长由专家担任较为适当。卢说:“适当的人现在不肯出来,不适当的又一天来撮,省府四个厅,如同一张桌子的四只脚,现在缺着一只脚你去替我配一下,就去到职。”

我又本着士为知己者用之义而去滥竽充数了。

“九九”整肃后,卢汉于一九四九年十月对省府厅长、委员作了部分调整,民政厅长安恩溥去职,调原任秘书长朱丽东继长民厅。调腾冲专区行政督察专员杨茂实为秘书长,又以杨适生、杨克成为省府委员,杨茂实未到职前暂由杨适生代理秘书长。原任教育厅长姜亮夫荐充云南大学校长,以杨天理继任教育厅长,杨天理于颁命后患病赴香港就医,解放后才病愈回昆,没有来得及到职。

一九四九年五月,卢汉为了应付财政困难,节约行政开支,实行裁员减政合署办公。省府只留民、财、教、建四厅,秘书、会计两处,并将这几个厅、处人员减了二分之一左右,集中于五华山光复楼合署办公。其余社会处、卫生处、警务处、田粮处、地政局、视察室等机关全部裁撤,所遗业务,属于社会、卫生,警务者由民政厅接,管属于田粮、地政者由财政厅接管,合作事业管理处改隶建设厅。被裁减人员临时设立甄础处办理资遣事宜,派我主持其事。卢汉对我说:他想通过这次大规模的裁减机构和人员,使省府成为一个“袖珍政府”,灵活而不臃肿,节省财力人力,便于行事。

十二、卢汉施政二、三事

(1)运用法制

法律是有阶级性的。卢汉积多年治军从政的体验,深知当时的法律是维持反动统治的重要工具。一九四六年八月底卢汉取得对云南警备总司令部的节制指挥权后,掌握了军政实权,他的政权趋于稳定,他即注意运用法制以维持云南的统治。这时他提出“法制化”的口号,派我以方面军军法处长去兼理省府法制室主任,叫我把龙云时期的云南单行法令全部加以整理,过时的予以废止,应补充的予以修正,需要新增加的则草拟制订,并叫我物色几个有法学专长的人助理其事。我照着他的指示办理,经过整理、修正、制订,编印了《云南省现行单行法令汇编》一册,令发各机关作施政依据。卢汉对省府委员会讨论的议案及一些政务的处理,往往交法制室先行审查,提出法律上意见,以备抉择。他自己对于每一法令的制订,也很用心地考虑,字斟句酌,务求妥当而后已。在他任内先后制定了《云南省县政府组织规程》,《云南省行政督察专员兼区保安司令编制表》、《云南省政府合署办公细则》等主要法规,据以组成云南各级政权。

卢汉还把运用法制的方针推广到人企业公司,在经济方面亦复如此。人企公司成立,卢汉担任董事长,派我为常务董事兼协理,嘱我在法制方面多负责。对于筹备委员会草拟的章程草案,在第一次股东代表大会上,组织了一个法规审查委员会,推我为召集人进行修改。其后在常务董事会议上商订的一些法规,他都经过认真考虑后,才作决定。先后制定了《云南人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云南人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组织规程》、《股权行使办法》等主要法规,据以组成人企公司。所谓人企公司,实质是官僚垄断资本,只不过是把原来省营的省经济委员会、省企业局的企业,改由包罗更多的地主、豪绅、官僚为董事、监察所组成的“股份有限公司”来代替。采用以户为单位、以乡、镇为股权使行代表的标新办法,美其名曰“人民所有”,用以抵制国民党中央攫取这份财产,并用改良主义办法欺骗人民。

上述无论政治的或经济的云南省单行法令,都是为云南封建统治服务的东西。

(2)利用人企公司财产扩充保安团队

卢汉回滇就职时,只带了几个随行人员,他就职后马锳和我也相继回河内第一方面军。他的军中人员全在河内,一九四六年六月第一方面军司令部由越南撤回昆明,他才调用第一方面军人员组织云南省保安司令部。依照保安司令部编制,可编组四个保安总队(团),一个独立大队。但警备总司令霍揆彰却将保安总队据为己有,用保安总队的名称和经费,以警备总部人员编组而成,由警备总部指挥,卢汉不得过问,只让卢汉以方面军特务团改编为一个独立大队。霍一面又把各县地方团队解散,枪械收缴,摧毁云南地方势力,并觊觎云南省主席职位,咄咄逼人,企图使卢不安于位而去。霍、卢之间几月来的矛盾,到了霍揆彰因制造“李、闻惨案”被革职方告结束。从此卢汉取得了对警备总部的节制指挥权,四个保安总队才归还保安司令部建制。经过一段时间的整理,卢汉才掌握了这个部队。卢汉深知,单靠这点武力,是不足以维持云南封建统治的。

从一九四八年冬起,卢汉乘蒋介石在解放战争中溃败,无暇他顾的形势,利用人企公司财产,大事扩充保安团队,由原来的四个总队(团)扩充到十八个团,实力增加了四倍多,达到五万余人。扩充部队必须有械弹粮饷,人企公司储存有半开银币一千七百余万元,卢汉就利用这份半开作扩军经费,购买枪弹、粮食及作军饷。使用这份半开的方式,初由省府向人企暂借,每次十数万元不等。陆续借了几次,但零星借用,虽不能适应需要,而人企董事、监察中对动用半开已有不同意见。卢汉乃召开人企第二次股东代表大会,由省府正式提案向人企整借半开一千万元,作保安经费。叫我在股东代表大会上作提案说明,与持异议者展开辩论。我说:“没有维持治安的力量,人企财产也将不能保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经过一场争辩,得到多数股东代表的支持。我建议卢汉亲自到场主持表决这提案的一次会议,他当场又痛切陈词,最后这提案获得一致赞同。

卢汉利用这笔半开银币,通过省府秘书李广平与兵工署五十三兵工厂负责人的私人联系,先后向该厂购买了轻机关枪四千五百挺、重机关枪四百余挺及所需子弹(当时国民党中央不许卢汉扩军,只好运用私人关系购买枪弹)。又交合作事业管理处购买了几万公担大米,作保安团队军粮。官兵的军饷也靠“半开”来发给。

一九五〇年四月在人企公司宣告结束的会议上,卢汉宣称:“人企公司借款购买保安团队械弹粮饷,对起义很有帮助。”这虽是他心目中自认为的一件好事,实不足以掩人企公司剥削云南人民的罪恶。

(3)“九九”整肃前后点滴

一九四九年,解放战争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毛主席发表和谈八原则(当时卢汉与我们谈论此事,即注意到其中第八项与地方集团进行和谈的规定)。蒋介石被迫表面宣布“引退”,国民党中央政府逃离南京,迁往广州。卢汉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瓦解的形势,一面积极扩充保安团队,以观时变;一面设法与中共取得联系。又派杨文清去香港联络龙云,并去南京见李宗仁探察国共和谈情形。解放大军渡过长江后,卢汉听任昆明报刊左倾,《正义报》刊登了毛主席著《论人民民主专政》,《观察报》常有时事综述报道,甚至省府机关报-《平民日报》

亦大量采用新华社的新闻、评论。八月初,有一次在卢汉与各厅长、秘书长每星期二的工作汇报上,听说滇籍某些立法委员不满云南附和共产党言论措施,已去台湾向蒋介石上万言书控告。卢说:“我现在怕共产党八分,怕中央只两分,听他们去告。”他那时的意态可见一斑。

蒋介石妄图在西南几省作最后挣扎,于八月二十四日由台湾飞到重庆,召集川、康、滇、黔等省主席去重庆会商。四川省主席王陵基、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贵州省主席谷正伦都到了重庆,仅卢汉没有到。卢汉半年来自谋出路的行径,显同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图谋大相径庭,被认为是“存在于云南的急性盲肠”。蒋介石这次来到重庆,接连电邀卢汉赴渝,延至八月二十九日,蒋介石又派俞济时飞到昆明,坐催卢汉起程,急如星火。卢汉当晚在家里召集了省府委员杨文清、马锳、秘书长朱丽东、民政厅长安恩溥、财政厅长林南园、建设厅长范承枢、立法委员前任省参议会议长龚自知、人企公司总经理缪云台等举行会议。卢汉宣布:“今晚约各位来商量,委员长(指介石)接连来电叫我去重庆,今天又派俞济时到昆明,住在我家里催我同去。究竟去不去,不能再拖,需决定回复,请大家发表意见。”面临这紧急关头,大家心情非常沉重,面面相觑,缄默了几分钟。范承枢首先发言说:“去是自投罗网,老蒋一向以扣人起家,过去扣留李济琛、胡汉民的事实,大家想还记得,他(指蒋介石)根本不守信义,如果去是凶多吉少。”接着龚自知表示赞同这意见,其余的人也相继附议,卢遂决定不去。杨文清说:“这样弄僵了不大好,派一个人做代表与俞济时同去,应付一下。”众无异议,并决定派杨文清去,会议就此结束。八月三十一日俞济时由昆飞重庆复命,杨文清、朱丽东同行。杨、朱二人回来后,据闻蒋介石施用很大压力,张群特别提出保证安全,蒋又派儿子蒋经国飞到昆明作质(实际蒋经国到了一下就走了)卢汉慑于淫威,勉强答应了去重庆。

卢汉于九月六日午偕朱丽东去重庆,行前通知各委员、厅长及龙泽汇等到他家里会见并午餐。卢说他去后省府由杨文清代理,负责处理政务;保安司令部由龙泽汇代理,负责处理军务。杨、龙率省府各厅长各部各处长日夜住守五华山办公,作应变准备,任何由重庆发来命移交军政权的电令,均拒绝不受。如他被扣留,将保安团队移往滇西靠拢“边纵”朱嘉壁。虽说只去两天就回来,卢却准备了很多预先烧好的鸦片烟泡子,以防被扣时不致渴烟瘾。他是抱着冒险犯难的心情去的,送行的人多为他提心吊胆。

九月八日卢汉由重庆回来了,他虽例外地免于被扣,却已屈服于蒋介石的压力,接受了蒋的反共任务。九月九日夜,军统会同昆明市警察、宪兵逮捕了许多人(到了十一月,卢又将这些人释放了)。接着代总统李宗仁明令解散云南省参议会,封闭了一些报馆、学校。半年来昆明各报称共产党为中共,称解放军为共军,这时又改称“共匪”、“匪军”。蒋介石派来了革命叛徒叶青及其助手丁作韶,到处宣传反共谬论。卢汉执行了蒋介石的反共措施,蒋介石允许卢汉把保安团队编为两个军(即解放时的暂编十二、十三两军),发了一百万元“袁大头”作军费。这笔钱几乎被反动派赖掉,卢汉派经理处长杨鹤龄拿着蒋的条子辗转于渝、穗、港间,云南解放前不久,才在香港的国民党中央银行取到了折合的黄金八千余两。

正当蒋介石催逼卢汉去重庆时,九月四日龙云突然在香港宣布:“云南受我策动,已经解放。”这就加重了卢汉的困难处境。

“九九”整肃后,卢汉在《告云南父老书》中指斥龙云“似此买空卖空,形同政客,汉与一千三百万人犹在梦中。”龙、卢对于投靠人民,各有各的主意,步调也是不完全一致的。

解放大军继续向西南推进,川、黔即将解放,卢汉的态度也随着急转直下。十一月间,卢汉开始戒除鸦片烟,请假半月居家断烟瘾,不到五华山办公,借此掩人耳目,在家筹划起义工作,遂于十二月九日宣布起义,粉碎了蒋介石迁都昆明的决定。成都解放后,国民党政府只得由成都逃往台湾。

结 语

建筑在封建地主、官僚资本经济基础上的云南封建割据统治,由唐继尧、龙云以至卢汉,一脉相承,延续了三十余年。在卢汉执政的四年中,他在抗战胜利之初蒋介石气焰嚣张时,委屈求全;在蒋介石发动反人民内战节节失败时,乘机扩充保安团队以自保;最后,在人民解放战争取得全面胜利的情势下,他终于率领所属军政人员及士兵,举行起义,投向人民,结束了云南的封建割据统治。

本文是忆述我自己参与的内幕和亲身见闻,不可避免地有涉及我个人之处。挂一漏万甚至错讹之处,在所难免,希予郢政是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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