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地位很崇高，结局却悲惨。朱熹是南宋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理学集大成者，尊称为朱子，是程颢、程颐三传弟子李侗的学生，是唯一非孔子亲传弟子而享祀孔庙的人。朱熹强调存天理，灭人欲，格物致知。理是指事物的规律，理在人身上就是人性，理是伦理道德的基本准则。朱学成为宋明清巩固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精神支柱。儒家宣扬忠君，那么，谁来管皇帝呢？朱熹希望通过匡正君德来限制君权的滥用，要用理学“格”皇帝，用伦理制衡皇权，结果引起宋宁宗和执政韩侂胄的不满。皇帝怎么可能被儒家学说管住呢？这就是儒家学说的一个理论大破绽大缺陷。宋朝庆元二年（1196）十二月，“党禁”发生。监察御史沈继祖以捕风捉影、移花接木、颠倒捏造手法奏劾朱熹“十大罪状”。朱熹被斥之为“伪学魁首”。朱熹以伪学罪首落职罢祠。因粗茶淡饭招待读书人胡紘，胡紘怀恨在心，后诬陷朱熹引诱尼姑为妾，让大儿媳在丈夫死后怀孕（扒灰）。理学与心学谁更有道理？相同点：（一）都是儒家学说。（二）理学与心学都追求天理。（三）理学与心学都追求“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不同点：（一）心学务实，“致良知”。心学主张向内，从自己内心中去寻找天理，“理”全在人“心”里。在知与行的关系上，心学强调要知，更要行，知中有行，行中有知，知行合一，反对“格物致知” 、“去人欲，存天理”，主张“致良知”。（二）理学务虚，“格物致知”。理学主张向外，从事物之中去寻找天理。王阳明的心学理论，比程朱理学可爱多了，也是很有道理的。良知的标准比社会提倡的道德更高。如果人人都有良知，都能按良知办事，社会肯定会更加和谐美好。心学有什么缺陷？首先，良知没有明确的统一的标准，各人有各人的判断；其次，心学排斥道德，否认道德的积极作用（道德既可能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也可能起消极的阻碍作用），把道德与良知对立起来；第三，心学过分强调向内，忽略客观知识的学习，导致很多学生精神错乱。心学和理学，本质上都不是宣扬唯心主义的学说，跟宗教不是一回事，都是道德伦理学说，都是儒家学派的分支。因理学融合了神权和皇权，迎合了帝王及权贵阶层加强统治的需要，设置了更严格的道德伦理标准，受到民众的尊崇，因而成为宋明清官方认证和推崇的显学，而心学主张“我心即宇宙”、“心即理”、“致良知”，具有自由、散漫、极具自我意识的特点，有利于解放思想、促进创新、提倡个人自由，恰恰不利于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因而不被统治阶级所接受。王阳明从小有肺病，由于劳累， 57岁时肺病复发去世，在临终之际，他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王阳明被誉为中国历史上两个半“三不朽”之一，倡导“致良知”，那么，王阳明自己是不是做到了“致良知”了呢？王阳明能使神通，泄露天机，必遭天谴，平叛擅用计谋，尤其是设计斩杀了已经接受招安的农民军，犯了“杀俘不祥”的忌讳，这些都是损伤阴德的行为。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王阳明杀俘自有其道理，平叛效果也很显著。王阳明的后代确实都很平庸，几百年都没有出过杰出的人才。为了争夺爵位和家产，一直窝里斗，一直斗到明朝灭亡。为了打赢官司，双方争相送礼，倒是喂肥了许多贪官污吏，落得个两败俱伤。玄孙王先通虽然最后打赢了官司，继承了新建伯爵位，住在京城，但只得意了四年，李自成就率军打进了北京城，因公侯显贵是农民军打击的主要对象，结果先被逼饷，最后被杀。也许这就是因果报应吧。儒家学说被程朱理学玩坏了。令人讨厌的宋明理学，董仲舒、朱熹之流把孔子学说糟蹋得不成样子，给中国文化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理学强调存天理，灭人欲，提倡忠君爱国，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男尊女卑，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愚忠愚孝，束缚思维，压抑精神，封建礼教严重摧残和阻塞了曾经朝气蓬勃的中华文明。程朱理学的最大错误，在于违背了人的天性。中国古代女人向来很悲惨。三从：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四德：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女红)。长孙皇后写的《女则》，刘向写的《烈女传》，被称为《女四书》的《女诫》、《内训》、《女论语》、《女范捷录》无不倡导封建妇德，清心寡欲，否则就是淫欲，违背人伦。女人何苦为难女人。“男子有德便是才，女子无才便是德”，并不是明人陈继儒自己说的，而是被他收录在《安得长者言》一书中作为家训，并做了解释：“女子通文识字，而能明大义者，固为贤德，然不可多得；其它便喜看曲本小说，挑动邪心，甚至舞文弄法，做出无丑事，反不如不识字，守拙安分之为愈也。女子无才便是德，可谓至言。”很明显，他是赞成这个说法的。中国人向来就不重视女人的才学，而重视她们的“妇德”，又恐“才可妨德”。女人的“才”狭义地指“文才”。旧道德规范认为妇女无须有才能，只需顺从丈夫就行。不仅仅是封建社会对女性的歧视，还包含了父权制文化对男女两性的双重价值标准和双重道德标准，以此来确保男权中心主义的统治地位及对女性的压迫与控制。古代女人经济不能独立，社会地位低下，只是男人的附庸，男性歧视女性源远流长。儒家经典《诗经·瞻卯》与它涵义相近似的说法有:“哲夫成城，哲妇倾城”、“懿厥哲妇，为枭为鸱”(枭、鸱都是极凶猛的飞禽，喻狠毒)、“乱匪降自天，生自妇人”。为使“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思想制度化，还与儒学结合大力推进贯彻“男女有别”、“男女授受不亲（男女不能亲自接触）”、“男女大防”的封建礼教，其中最核心、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提防女子之“淫”。虽然个别女人受过教育，但从总体上来说，女人没有受教育权，女人也不可以参加科举考试做官。女子一旦有了知识，就可能具备对自由的向往和思考问题能力，不仅难以驾驭，还会变得“淫荡”，继而发生种种“不贞”之事。上千年来女性受教育的权利一直遭到剥夺，目的就是为了将女性塑造为俯首贴耳、唯命是从的封建礼教的奴隶。清代戏剧家李渔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是激愤之语，与伴君如伴虎类似。有人因为做官惹祸，所以告诫后人别做官，有人因为貌美有才惹了祸，所以鼓励美女当文盲。李渔想和自己妻妾说话的时候她却沉默，他想静静的时候她却大声说话，和她聊天所答非问，所应非求。这是李渔对姬妾满堂却都没有文化品位的感叹，无才的女子怎能相夫教子？塔塔尔族特别重视教育，认为“今日女子乃明日人之母，若为文盲之辈，何来未来栋梁之根基”。宋朝以前，儒家鼓吹圣王统治，宣称“君权神授”、“代天牧民”、“天人感应”。孔庙要祭祀孔子和周公，孔子要恢复周礼，周公辅佐周王，遵守了周朝的礼法制度，宣扬的是天无二日，地无二主，君王权力来自于“天”，替“天”管理天下，皇帝即天子，因而皇帝的诏书都以“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开头。宋朝理学认为君王权力来自仁德，仁德的君王就是圣上。以德治国，道德至高无上；德高于法，德高于君王。

中国以道德制约王权，西方用宗教制约王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