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屹
摘要:农民是粮食生产的主体，保障农民种粮合理收益是确保粮食安全的基础和前提。基于全国农产品成本调查数据，本文全面分析保障农民种粮合理收益面临的现实困境，包括生产成本上升、种粮收益下滑，机会成本高、比较收益低，推进土地流转、持续扩大经营规模进入瓶颈期，农业人口老龄化和低人力资本，产后损失侵蚀农民种粮收益等。建议从完善收益保障机制、继续推进土地流转、重视规模经营主体粮食生产经营能力建设、强化农业科技研发和推广、推动粮食生产降本增效、加快推进粮食产业发展等方面入手，扭转农民种粮收益偏低的局面，确保农民种粮收益位于合理区间。
一、问题的提出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是国民经济平稳发展的“压舱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端牢中国饭碗成为应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重中之重（韩杨，2022）。进入21世纪后，中国粮食产量实现历史性增长，以仅占世界8%的耕地、6%的内陆水资源养育全球19%的人口，有力回答了“谁来养活中国”的国际质疑（陈锡文，2021）。但是，随着经济发展、收入水平提升，中国粮食供需长期保持紧平衡已是公论。如何在人口数量规模大、水土资源相对紧缺、粮食需求刚性上升的条件下构建现代粮食安全保障体系成为重要课题（魏后凯，2019）。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既是对国家粮食安全提出更高的要求，也是对政策制度进行的系统性审视和部署。其中，粮食产量高低是衡量粮食安全的核心指标，而农民种粮意愿和积极性是影响粮食产量的重要因素。因此，中国饭碗端得牢不牢，关键在于切实保障农民种粮收益，确保农民种粮意愿不降低，保证粮食实现稳产丰产。同时，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历史进程中，确保耕地面积和粮食产量稳定，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仍然处于首要位置。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必须重视和提升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能力，延长粮食产业链、拓宽粮食价值链，让农民共享粮食增产增值成果。
然而，随着中国农业进入高成本时代，在国际粮价“天花板”限制下，农民种粮收益持续下滑。尤其是在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的助推和催化下，化肥、农药等农资价格快速上涨，农民种粮成本明显上升（黄汉权等，2021）。根据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调查，2017-2022年，中国三大主粮年均净利润为37.22元/亩。其中，稻谷净利润从132.55元/亩降至-23.33元/亩，小麦净利润五年中有两年为负数，玉米净收益则连续三年为负数。这表明近年来种粮农民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倒贴式”的生产方式为国家粮食安全作出重要贡献。但是，部分地区出现耕地非粮化、土地撂荒、经营主体“毁约跑路”等现象，证明此种模式不可持续（李国祥，2021）。长此以往，连年丰产的形势可能遭受逆转，国家粮食安全也将面临挑战。并且，农户种粮收益低的现实也大幅偏离了增加农民经营收入、推动乡村振兴和促进共同富裕的战略要求。
基于此，本文全面梳理当前保障农民种粮合理收益面临的主要问题，针对性地研究和提出政策建议，以期为健全农民种粮收益保障机制、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提供理论支持。
二、相关研究概念界定与文献综述根据定义，收益是指个体在某一期间内已实现收入和相应费用之间的差额，而收入是指个体在日常活动中形成的经济利益总流入（高鸣、姚志，2022;Manki w,1980;Wil d等，2016）。相较于收入，收益是与成本相对的，是个体某个时期内所得收入扣除成本后得到的增值。
现实生活中，农民收入可以划分为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工资性收入等类别。种粮收入属于经营性收入，其概念可以理解为总产值，指农民出售粮食所得到的收入和留存的粮食可能得到的收入之和；种粮收益则是总产值减去全部成本后的余额，即净利润。因此，保障农民种粮合理收益是在扭转近年来农民种粮收益偏低情况的基础上，对照乡村全面振兴、农民共同富裕的目标要求，通过政策支持、产业发展等方式，确保种粮收益增长至合理区间，从而提高种粮农民收入水平。
由于种粮收益对粮食安全的重要影响，相关研究对其进行大量探讨。目前，主要集中于种粮收益影响因素分析、提高收益的方法路径等方面。曾福生、戴鹏（2011）从弹性和贡献率两个方面的研究证实，价格是影响粮食生产收益的关键性因素，提高粮价是增加种粮收益最为有效的手段；其他影响收益的因素包括物质与服务费用、单产和政策性成本。丛胜美、张正河（2015）通过引入劳动力折算系数法对比农民、农民工与城镇从业人员的产出能力，测算得出河南省农民种粮收益合理范围为每年13502.77-18213.66元，并建议持续推动农村人口转移、提高农民人均土地拥有量，解决种粮农民收入过低问题。王燕青等（2016）利用2002-2014年的宏观统计数据对粮食、经济作物、养殖成本收益进行比较，发现粮食生产不具有经济效益优势，农民种粮意愿存在减弱趋势。高鸣、姚志（2022）基于制度变迁理论，提出现阶段保障种粮农民收益的关键问题是要处理好发展阶段与成果共享、长期目标与短期效益之间的平衡协调，重点是建立长效惠农政策体系和增强种粮农民风险应对能力。芦千文、孔祥荣（2022）认为，目前农民种粮的土地成本、物质和服务费用、人工成本都处于较高水平，保障农民种粮合理收益必须降低成本。黄汉权等（2021）测算表明，近年来种粮成本上升的主要原因是要素价格上涨，但由于不同品种粮食的市场价格走势存在差异，农民种粮收益并非均呈下降趋势，但总体仍处于较低水平。栾健等（2022）基于华北三省小麦种植户调研数据，实证分析农业生产性服务对种粮收益的影响效果，发现农业生产性服务与种粮收益显著正相关，但影响存在异质性，受其影响最大的是中等规模农户。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对种粮收益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为本文研究奠定了良好的文献基础，但仍存在完善空间。例如，部分研究聚焦于影响种粮收益的某个或某几个方面，研究系统性有待增强；部分研究虽然分析得较为全面，但所用的数据较为久远，难以反映当今现实；部分研究从理论高度阐释保障种粮农民收益的逻辑，但缺少现实数据支撑，有待进一步分析和明确关键问题。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保障农民种粮收益、增加农民收入提出更高要求。为此，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基于全国农产品成本调查数据，多维度、多视角梳理目前保障农民种粮合理收益面临的难点、堵点，针对性提出政策建议，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三、保障农民种粮合理收益面临的难点受长期实行的城乡二元体制影响，当前中国经济仍呈现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农业部门明显落后于发达的现代工业部门，城乡收入差距明显。大量青壮年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务农劳动力长期处于老龄化和低人力资本的窘境（胡鞍钢、马伟，2012）。同时，粮食边际产量下降速度快，导致粮食增产速度明显慢于农民种粮收益减少的速度（马晓河，2019）。从世界范围看，各国的农民种粮收益普遍低于其他行业。并且，中国农民种粮成本远高于其他主产国，劣势明显。虽然国家基于粮食安全考虑，已经实施包括农业支持补贴、农业保险在内的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对保障农民种粮收益意义重大。尤其是在种粮净利润为负的年份，补贴对保障农民种粮积极性发挥重要作用（许庆等，2021）。但是，保障农民种粮合理收益仍面临诸多现实困境。
（一）生产成本上升，种粮收益下滑随着经济发展，人工、土地成本逐渐升高，叠加化肥、农药等物质投入的涨幅，中国粮食生产成本处于世界高位。同期，粮食市场价格相对平稳，农民种粮利润空间收窄（详见表1）。从绝对值看，2004-2022年，三大主粮每亩总成本从395.45元升至1252.30元，增加216.68%，年均增速为6.61%；平均出售价格从每50公斤70.73元涨至141.48元，累计上涨100.03%，年均上升3.93%；每亩净利润从196.50元降至188.00元，减少4.33%，年均下降0.25%。即种粮成本上升速度快于粮食价格上涨速度，农民种粮收益下滑。从相对值看，种粮的边际产量持续下降，每单位成本投入所获得的产出从2004年的1.0236公斤降至2022年的0.3993公斤，累计下降60.99%，年均降低5.10%。这说明中国三大主要粮食作物成本收益呈现边际报酬递减趋势，且递减速度较快。
表1 中国三大主粮成本收益情况
数据来源：历年《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2022年数据来自全国农产品成本调查系统，下同
（二）机会成本高，比较收益偏低作为经济理性人，种粮净收益是影响农户行为决策的重要因素。同时，机会成本或比较收益也是农户进行生产经营决策时的主要参考指标（李国祥，2021）。根据作物的生长特点和要素竞争关系，本文选择棉花、大豆、甘蔗、蔬菜和苹果等品种作为比较对象，对比农民种粮和种植其他农作物的收益（表2）。2004-2022年，粮食、大豆、棉花的种植净利润呈现下降走势，苹果、花生、甘蔗、蔬菜的种植净利润呈上升走势。统计周期内，苹果、蔬菜的净利润均值相对较高，分别为每亩2384.35元、2529.40元；花生、甘蔗的净利润均值居中，分别为每亩351.35元、298.15元；三大主粮、棉花、大豆的平均净利润分别为每亩107.61元、-36.07元、13.24元。通过比较收益可知，农户种植三大主粮的收益情况仅优于棉花和大豆，次于花生和甘蔗，远低于苹果和蔬菜。这也是近年来部分地区出现耕地“非粮化”的重要原因。
表2 中国主要农作物每亩净利润情况（单位：元）
注：“—”表示数据缺失
除改种其他作物之外，农户也可能放弃农业经营，选择外出务工获得工资性收入。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农民工月均收入从2008年的1340元升至2022年的4615元，累计增长244.40%，年均增加8.59%。务工工资水平提升速度明显快于粮食种植，种粮与外出务工所获得的收益差距逐渐扩大。按月工作28天计算，2008年种一亩地的收入相当于外出务工3.89天的工资收入，而2022年种一亩地的收入仅相当于外出务工1.14天的工资收入。
需要说明的是，每亩净利润是产值减去生产过程中所有投入要素成本后的余额，反映的是所有投入资源能够获得的净回报。如果将农户视作决策者或从机会成本角度考虑，现金收益指标更能科学地体现农户在面临种粮或外出务工时所做的选择。现金收益是产品产值减去为生产该产品而发生的全部现金和实物支出后的余额，反映了生产者实际得到的收入（王燕青等，2016）。即现金收益扣除的是物质与服务费用、雇工费用、流转地租金，但未扣除家庭用工折价和自营地折租。尽管农户种粮现金收益呈现上升趋势，2004-2022年从每亩373.94元升至777.62元。但是，若要获得与外出务工相等的年收入，一个农民所需的粮食播种面积从2008年的37.03亩升至2022年的71.22亩。即使按1.5的复种指数计算，2022年的外出务工收入相当于47.48亩粮食播种面积的现金收益，这在中国绝大多数地区很难实现。相比之下，进城务工的工资收入远高于种粮收益，这是大部分青壮年农村劳动力离地离农、部分地区耕地出现撂荒的主要原因。
（三）推进土地流转、持续扩大经营规模进入瓶颈期前述分析表明，持续扩大经营规模是种粮农民获得与外出务工相等收入水平的有效途径。国家也通过鼓励土地向种田能手集中、积极培育新型经营主体的方式推动粮食生产实现规模经济，从而提高种粮农民收入水平。随着《农村土地承包法》等规范性法律条款的出台以及国家政策支持，中国土地流转市场快速发育。但是，随着土地确权颁证完成、流转市场机制逐步健全，农民土地产权意识增强，土地流转租金涨幅明显。当前土地成本占粮食生产成本的比重已经超过20%；并且，粮食主产区土地成本明显高于非主产区（见图1）。土地成本过高导致全国耕地流转速度逐渐放缓。根据农业农村部数据，2014-2019年，全国家庭承包耕地流转面积从4.03亿亩升至5.55亿亩，年度间增速分别为9.93%、8.13%、6.89%、5.27%、2.97%，明显减慢。同时，受新冠肺炎疫情、国际政治局势、产业结构调整等因素影响，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面临一定的不确定性，粮食种植的收入“兜底”保障作用凸显。一些农民选择回乡务农，将原本流转租出的土地收回，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耕地规模化和集约化。
图1 中国主要粮食作物土地成本情况
注：主产区指全国13个粮食主产省，土地成本为稻谷、小麦、玉米、大豆四种作物平均数数据来源：国家发展改革委农产品成本调查系统
（四）农业人口老龄化和低人力资本人口老龄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和规律。1999年，中国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并且，随着社会经济持续发展，中国老龄化进程加快。预计2035年左右，中国将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穆光宗、张团，2011）。老龄化不仅是农业农村部门需要面对的挑战，也是社会其他行业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但是，由于农业农村生产收益大幅低于城市和工业部门，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流，造成农业人口老龄化程度明显高于城市。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全国乡村60岁、65岁及以上老人的占比分别为23.81%、17.72%，比城镇分别高出7.99、6.61个百分点，已经属于中度老龄化阶段。同时，相比于外出务工和移居城市的农业人口，留守农村人员的自身素质禀赋相对较差，受教育程度、科学生产技术、市场信息接收与反应、经营管理决策、健康状况等人力资本要素存在短板弱项。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农产品成本调查，2004-2022年，中国三大主粮作物劳动日工价与雇工工价均有所上涨，但劳动日工价一直低于雇工工价，说明种粮农民的家庭劳动力素质较低（见图2）。另外，国家发展改革委农产品成本调查的农户信息表明，2021年种植三大主粮和大豆的农民平均年龄为55.70岁，高中及以上学历占29.38%，分别比2012年高4.04岁、1.52个百分点。这反映出农业从业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人力资本仍处于较低水平。既不利于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转型，也让种粮农民增收致富成为空谈。
图2 中国主要粮食作物人工成本情况
注：劳动日工价是指每个劳动力从事一个标准劳动日的理论报酬，是家庭劳动用工的机会成本；雇工工价是指平均每个雇工劳动一个标准劳动日所得的报酬；劳动日工价、雇工工价均为种植三大主粮作物平均数数据来源：国家发展改革委农产品成本调查系统
（五）产后损失较为严重，农民种粮收益受侵蚀大国小农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中小规模农户是粮食生产的主力军。以中小规模农户为主的粮食生产形态有利于实现精耕细作，但对科技水平提升和先进技术推广产生阻碍。目前，中国粮食产后损失明显高于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收获和农户储备环节的损失尤为严重。相关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稻谷、小麦、玉米等三大主粮收获损失率分别为3.53%、4.27%、3.10%，农户储备损失率分别为2.20%、2.19%、1.78%，均高于发达国家（李轩复等，2019；罗屹等，2019）。严重的粮食产后损失不仅直接减少向市场供应的粮食数量，侵蚀粮食产业链参与者的利润，也相当于增加粮食生产过程中投入的生产资料，如水资源、耕地、化肥、能源的消耗，增加成本（罗屹等，2020）。根据2015年中国粮食产后损失数据的测算，收获和农户储备损失造成的投入成本消耗达941.90亿元，平均每户农户362.27元，每亩耕地37.84元。如能将粮食收获和农户储备损失率分别降低至1%，相当于减少农户成本损失554.66亿元，平均每户农户实现增收超过200元（罗屹等，2022）。
四、关于保障和提高农民种粮收益的政策选择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受成本刚性上升、经营规模偏小、产业发展滞后等因素影响，农民种粮收益与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战略要求存在明显差距。保障农民种粮合理收益、提高粮食生产主体意愿和积极性是发挥粮食安全“压舱石”和“稳定器”作用的基础性任务。中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历史新阶段，必须按照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和建设农业强国的目标要求，加快补齐短板、健全保障机制，扭转农民种粮收益偏低的局面，确保农民种粮收益位于合理区间，保证种粮农民在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进程中不掉队、不落伍。
（一）健全农业支持政策体系，完善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农业具有天然的弱质性，国家对农业进行适度的支持，不仅是世界各国普遍的通行做法，也是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框架所允许的（姜长云，2022）。一方面，要根据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在充分利用黄箱补贴空间的基础上，加快部分补贴政策向绿箱、蓝箱转移。逐步优化对市场造成扭曲的直接补贴和市场干预政策，通过创设多样化的农业信贷、保险支持政策健全农业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另一方面，从补贴数额来看，中国粮食生产补贴的总体水平仍处于较低水平。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全国农产品成本调查数据，2022年中国三大主粮和大豆的总补贴额仅占第一产业增加值的2%左右，占国家财政农林水事务支出的9%左右。并且，从趋势上看，补贴占比显现下降走势。为此，要完善农民种粮收益保障机制、健全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对标共同富裕的收入增长要求，科学测算农民种粮收益合理水平，适时适当提高补贴水平。在此基础上，继续完善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格政策和玉米、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构建与成本收益挂钩的联动补贴机制，确保农民种粮收益稳定。
（二）继续鼓励和推进土地流转，重视规模经营主体粮食生产经营能力建设土地租金持续上升是支撑种粮成本上涨的重要原因，也导致推进土地流转工作面临一定的困境。土地成本过高和耕作期前支付租金的方式使土地租入者面临较大市场风险，极易导致土地租入者在收益下滑时改变耕地用途，甚至出现“毁约跑路”。建议加快完善土地流转市场体制机制，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工作。通过长期合约、限价调控等方式保持土地租金处于合理水平，从而形成长期稳定的租赁关系，提高耕地资源的配置效率，使“善耕者有良田、愿耕者能长期经营”，化解人地资源错配格局。同时，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合作社等规模经营主体是农业发展的方向和未来粮食生产的主力军。需要加强对规模经营主体培育支持力度，信贷、保险等金融支农政策应优先向规模经营主体倾斜，支持规模经营主体创品牌、延链条，向市场和产业要效益。重视规模经营主体粮食生产经营能力建设，通过实施规模经营主体生产经营能力提升计划提高其生产能力、信息获取和运用能力、市场营销能力，实现科学生产、科学决策和收益增长。对于广大中小农户，积极推进多种形式的社会化服务，以高效现代的农业服务规模经营实现生产规模化和集约化；鼓励通过土地入股、分红等方式形成利润共享机制，为实现耕地集中连片经营和产业发展创造条件。
（三）强化农业科技研发和推广，持续推动粮食生产降本增效农民种粮收益高低的直接决定因素是成本和产值。横向对比发现，种粮成本过高是中国农民种粮收益明显低于美国、巴西等世界主要产粮国的主要原因。种粮成本由物质与服务费用、人工成本和土地成本构成。除人工、土地成本明显高于其他国家外，为追求产量增长，中国农民的化肥、农药施用量远超正常标准（闵继胜、孔祥智，2016）。以化肥为例，2022年中国三大主粮每亩化肥折纯用量为25.57公斤，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是美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的2-3倍。不仅导致中国粮食生产物质投入成本处于高位，也造成严重的农业面源污染，破坏生态环境、威胁人类健康。为此，必须进一步强化科技创新和科研推广，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降低人工成本；持续推动农药、化肥减量化和节粮减损，实现资源高效利用、降本增效。同时，当价格和成本较为稳定时，产量高低直接影响产值和收益水平。种子是影响产量的重要因素。尽管当前中国种业科技水平提升速度较快，部分粮食品种单产位于世界前列，但仍在种质资源、技术专利、关键设备等领域面临“卡脖子”问题。必须持续加大产学研投入力度，做大做强种业龙头企业，集中力量突破前沿技术，培育一批产量水平高、适用范围广、物质投入少的战略性粮食品种。
（四）加快推进粮食产业经济发展，带动种粮农民增收致富产业兴旺是解决农民种粮收益低下的关键。粮食产业经济发达、产业链条完善才能牢固粮食安全基础，增强风险抵御能力。同时，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收入水平提高，中国粮食消费模式已经从“吃得饱”向“吃得好”转变，这也是市场对国家粮食产业经济发展提出的更高要求。首先，按照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要求，坚持“粮头食尾”，发展形成一批知名的地方特色粮食精深加工企业，提高粮食附加值；做强“农头工尾”，推动一二三产业有机融合，实现粮食种植业与农产品加工业融合发展。其次，在积极延伸粮食产业链、打造粮食供应链的同时，建立健全产业利润共享机制。在不断推动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实现农民增产增收。最后，重点支持粮食主产区建设粮食产业示范园区、打造原产地品牌，积极开展产销对接、开拓市场，优先扶持发展一批基础扎实、竞争力强、带动力好的企业，实现优粮优价和增收致富。
作者：罗屹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成本调查中心
来源：《价格理论与实践》期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