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日记体诗是唐诗中较为特殊的存在。唐日记体诗虽承袭唐前日记体诗而来，但却完成了对唐前日记体诗的突破，实现了自身的发展。并且唐日记体诗一直处于动态的变化发展之中，在初唐、盛唐、中唐和晚唐这四个阶段各有不同。

初唐日记体诗多奉和应制之作，它们往往是同天甚至是同题的批量产出，与此相对应的是初唐日记体诗人也往往以群体的身份出现。初唐的奉和应制类日记体诗主要承袭南朝而来，且初唐的诗歌创作中心在宫廷，诗歌多出自宫廷文人之手，诗人的创作与宫廷生活联系十分密切。因此初唐的奉和应制类日记体诗也属于宫廷诗的一部分。

频繁的宴会游饮活动是奉和应制类日记体诗能够出现的重要前提，而初唐的宴会游饮活动十分频繁，文学侍从或朝廷重臣在这些宴会游饮活动之中的主要任务便是奉诏应制赋诗，其中又属唐中宗时期的宴饮游乐活动尤甚，比如《新唐书·李适传》记载：“帝有所感即赋诗，学士皆属和。”

奉和应制类日记体诗的内容也多是如此，甚至诗人在频繁的奉和应制活动之中往往形成了一个固定的写作思路，即在诗作开头的时候交代作诗背景，中间缀以各种景观物象，最后再以诗人或感恩或赞颂或留恋等情感束尾。比如阎朝隐的《三日曲水侍宴应制》：“三月重三日，千春续万春。圣泽如东海，天文似北辰。荷叶珠盘净，莲花宝盖新。陛下制万国，臣作水心人。”

不难看出，奉和应制类日记体诗多是揣摩圣意，顺应圣心之作。这些诗既不注重个人感情色彩，也不提及社会重大现实问题，更不会将笔端触及下层平民百姓。

这主要是因为应制诗本质上属于颂体诗，是对有道明君的讴歌和传诵。因此，诗人在其中只是充当着工具人的角色而已。在这样的场合下，他们不被允许也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纵使他们有满腹牢骚，万千思绪也只能藏于心中。

此外，初唐日记体诗还通常依托于节日背景之下。日记体诗发展到初唐时期，“九月九日”日记体诗在数量上已经远超“三月三日”日记体诗。重阳节已经成为初唐乃至整个唐代日记体诗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节日，这是初唐日记体诗在节日上有别于唐前日记体诗的显著特点。

日记体诗发展到盛唐已经初具规模，许多诗人都留下了或多或少的日记体诗。据《全唐诗》统计，盛唐时期创作日记体诗数量最多的诗人当属杜甫，共28首；李白次之，共7首；王维与岑参各6首，同居第三。至于孟浩然、王昌龄、常建、高适等诗人的日记体诗数量虽然不多，但是他们同样为日记体诗的发展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

杜甫曾被后人称为“最早的日记体诗人”。就数量而言，杜甫的日记体诗放在整个唐代也已经算多产，他的日记体诗数量仅次于白居易，至于其他诗人的日记体诗数量则已经远在他之下。就日记体诗的发展进程而言，杜甫的地位更是不可撼动，可以说杜甫对日记诗的发展具有范式意义，日记体诗到了杜甫手上才第一次真正地鲜活了起来。

杜甫的日记体诗诗题样式灵活，能够根据不同内容进行多样变化。既有记录详细，叙事完备的长题，如《七月三日亭午已后较热退晚加小凉稳睡有诗因论壮年乐事戏呈元二十一曹长》等；也有简洁的短题，如《九日登梓州城》《十六夜玩月》等；甚至还有“无题”，如《九日》《十月一日》等。

杜甫的长题日记体诗诗题叙事特征明显，纪实性强，诗题内多标示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信息；短题日记体诗虽不如长题详细，但仍不失纪实性，诗中内容亦可从诗题窥知一二；“无题”日记体诗则充分体现了日记体诗的日记特征：诗题只记其时，不涉其事，读者要通过诗歌的内容才能知道诗人所记何事。

唐前以及初唐的诗人所作的日记体诗大多依附于节日，杜甫是第一个真正把日记体诗的日期扩大到日常生活之中的诗人。日期的扩大化必然带来诗歌内容的多样化，当日期不再以节日为依托的时候，日记体诗的内容也就不再局限于节日抒怀。

因此，盛唐日记体诗在内容上也渐显日常生活气息，即诗人逐渐开始用日记体诗来记录自己的日常生活。而杜甫正是真正打破节日束缚之人，他将日记体诗的记录范围扩大到非节日的日常生活中的，而且他把日常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咸都记之于诗，因此后世读者可从中大概知其生活之苦乐悲欢等。

至于盛唐时期的其他日记体诗人，虽然他们的日记体诗大多还依托于节日，其中又尤以重阳为甚，但节日已退居于背景地位，即起于节日，却又不止于节日。实际上诗人们已经将重心放到了自己的个人生活之中，因此他们的日记体诗各有特色。

而他们各具特色的日记体诗无疑壮大了日记体诗在盛唐的规模，扩大了日记体诗的取材范围，为日记体诗在中唐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换言之，杜甫虽有范式之功，但却是整个盛唐时期的诗人一起推动了日记体诗的快速发展。

中唐日记体诗在盛唐的基础之上得到了更为快速的发展，其数量更是达到了唐代的顶峰。据《全唐诗》统计，中唐时期创作日记体诗数量最多的诗人当属白居易，共39首；元稹以9首次之；权德舆以8首稍次于元稹之后。此外，中唐时期的其他诗人如刘禹锡、韩愈、李贺等也创作有不同数量的日记体诗。

白居易是中唐也是整个唐代创作日记体诗数量最多的诗人。如果说杜甫打破节日的束缚，把日记体诗带到日常生活之中，是日记体诗的重要推动者；那么白居易就是把日记体诗真正细化到生活的各个方面，是日记体诗的大力践行者。

此外，白居易的日记体诗还反映了其具有强烈的时间意识观念，具体表现在其日记体诗中多次强调当下时间以及拿当下此时与往日此时作对比。如《二月二日》的首联是“二月二日新雨晴，草芽菜甲一时生。”《七月一日作》的开头即写“七月一日天，秋生履道里。”这是白居易在诗题之下对时间的再次强调。

中唐日记体诗生活气息浓厚，生活中的种种境遇都可见之于诗。与盛唐诗人多用日记体诗来记录节日生活不同的是，中唐诗人已经不再局限于节日之时，而是将记录扩大到整个日常生活之中。

闲行观江、闲游无伴、老来添病、病中卧床、养疾戒酒、斋毕开素、夜间听蝉、夜睡有梦、雨中言怀、花下醉吟、一人独酌、与友访寺、途中逢友、饯别友人、惆怅惜春、登高望远、雪后望山、罚俸西归以及中秋佳节独自值班翰林等都是中唐日记体诗中的内容。

由此可见，中唐日记体诗人已经习惯于用日记体诗来记录自己的日常生活，因此中唐日记体诗在内容上生活气息浓厚。可以说中唐日记体诗较之前的日记体诗而言，已经真正深入细致到了诗人生活的各个方面。

顶峰之后即是回落，经过中唐的快速发展之后，日记体诗在晚唐进入缓慢衰退期。据《全唐诗》统计，晚唐时期创作日记体诗数量最多的诗人是韩偓，共9首；李商隐以7首次之。此外，晚唐时期的其他诗人如杜牧、李群玉，温庭筠、皮日休、陆龟蒙和司空图等也有多则6首，少则1首日记体诗留存于世。

发展进程变缓是晚唐日记体诗有别于其它分期的显著特点。唐日记体诗的发展具有一定的阶段性：初唐日记体诗沿袭前朝而来，可以算是唐日记体诗的兴起期；盛唐是唐日记体诗的发展期，这一时期的日记体诗在诗题形式以及内容取材等方面都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中唐是唐日记体诗的顶峰时期，日记体诗在这一时期真正地进入到了诗人日常生活的各个维度层面之中。

可以说，经过长时间的发展与实践，中唐日记体诗已经在体式与内容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成熟，诗人们可以随时随地用日记体诗来记录日常生活的各种事物。这样的高度成熟给晚唐日记体诗的发展创新提供了难度，实际上晚唐的日记体诗也确实没有实现对中唐日记体诗的超越。

晚唐日记体诗既没有取得形式上的新突破，也没有孕育出新的题材内容，只是循着中唐诗人留下的道路继续走下去。此外，不可否认的是，虽然晚唐的许多诗人都有日记体诗创作，但是他们的创作数量十分有限，难以形成自己的个人特色。因此，总体而言，晚唐日记体诗的发展进程变缓。

综上，晚唐时期的日记体诗数量虽仍然可观，但除了李商隐、韩偓外，其他日记体诗人难以形成自己的日记体诗特色。晚唐再也找不出如盛唐之杜甫，中唐之白居易这样数量与质量并存的标杆式人物来撑起这一分期的日记体诗了，日记体诗在晚唐进入缓慢衰退期。

唐日记体诗虽承袭唐前日记体诗而来，但却完成了对唐前日记体诗的突破，实现了自身的发展。唐前日记体诗多依附于节日，内容重不在己，而唐日记体诗不但挣脱了节日的束缚而且还实现了内容由“重不在己”到“重在写己”的重要转变。可以说唐日记体诗的四个分期既是对唐前日记体诗的逐渐突破，也是对自身的不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