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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海防，是指在沿海和邻海内所有地区实施的包含军事性质在内的所有措施。中国明代即使创造了郑和七下西洋的大兴远洋航行的盛事，却—直没能改变重陆轻海的观念。杭州湾处于我国南北交接的中心之地，是战略地位中不可丢失之地。况且杭州府北岸的地区，自古就是经济发展的中心地带。明朝遭遇了倭寇入侵，在嘉靖朝爆发的嘉靖大倭患中，杭州湾北岸地区首当其冲，深受倭寇侵扰。
一、明代的海防形势
明太祖朱元璋逐步消灭了以台州、温州和庆元为根据地的方国珍和以杭嘉湖为中心的张士诚势力后，其余党贼心不死，逃窜海上为寇，威胁着明朝的海洋安全。
这些作乱的余党危害之所以严重，一是因为不仅自为一害，而且还勾结倭寇，充当内奸。二是活动范围非常广泛。这些余党在沿海诸郡活动，使得明代沿海，从辽海到广东都受到侵扰。乱贼使得东南沿海的局势处于动荡纷乱之中。这种动荡更是加深了倭寇入侵的危险。自从明建国以来，倭患越来越频繁地入侵东南沿海一带，勾结叛徒，杀人越货，给当地人民的经济和生命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面对这样严峻的形势和百废待兴、还无设防的海疆，明太祖朱元璋励精图治，在军事、经济、外交上都采取很多的防御措施来解决问题。首先在军事上采用海陆并举的措施，在陆地上建立卫所制度和巡检司制度。在海洋上，依托明初建立的强大的水军和陆军来分守海洋。在经济上，明太祖朱元璋实行了严苛的海禁政策，这项政策主要内容是将臣民和外来势力分隔开来，禁止互通消息和进行外洋贸易。随后这项政策被坚持继承下来，可以说在整个明朝前半期都在执行着海禁政策。海禁政策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内外部原因，所以在明初的特殊的环境下，发挥了很多积极作用。
根据《中国海防史》的统计：“从永乐元年（１４０３年）至宣德十年（１４３５年）的３３年中，倭寇共入侵３４次，比洪武时３１年的４４次，平均每３年就减少１次”。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日本政局发生了变化，南北对立最终变成南朝被北朝统一，南北朝时代也随着这种对立的消解而在１３９２年结束。永乐一朝时，距离日本完成南北朝统一、恢复安定已经过去了十年。社会的稳定使得民有所依，不再需要外出求食，大大减弱了倭寇产生的群众基础。其次是因为明政府虽然还在执行海禁政策，但这时候和曰本政府已经建立了正常的朝贡贸易关系，使得日本当局在此后一段时间内对倭寇的行为进行约束。在中日的联合压制下，倭寇肆虐的现象得到了控制。
二、明初对海事的弘扬与发展
依靠靖难之役登上皇帝宝座的明成祖朱棣继位后，为了彰显自己的正统地位，必须加强和维护祖制，扭转在大臣心中不正统的印象。于是明成祖继承了明太祖朱元璋的海防政策，继续加强和维护明初建立的海陆并举的海防设施，在军事上继续对己有的卫所、巡检司进行增添和修葺，大力支持造船业，加强海上戒备和巡逻制度。
明朝与日本政府发展勘合贸易，使得日本幕府政权获利颇丰，为了维护这种贸易结构，日本政府不得不约束臣民，以减少对明朝沿海的掠夺。正统至正德年间（１４３６－１５２１），我国关于倭寇侵犯的记录少了很多，但也有危机时隐时现。正统至景泰年间，倭寇偶有来犯，明朝廷对此不加以重视。相对于明初的大肆建设海防，这时候朝廷已经松懈很多了。海防的废弛给了倭寇入侵的机会。震惊朝野“桃渚惨案”就发生在这个时期。那是倭寇第一次攻破明朝重要海防机构千户所。
当倭寇驾驶四十艘“倭船”登陆之后，很快攻破了卫所，对无辜的平民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屠杀，对居民的财物进行掠夺，卷席人口，无恶不作。这次惨烈的事件后，朝廷意识到海防的松弛是祸根，在继续坚持海禁和朝贡政策的基础上，继续加固沿海的防卫，海防建设又得到强调。
朝廷采取措施主要有：命令重要的官员整饬海防，在重要地区加强防守，修补卫所和战舰，整合浙东的军队，进行分区防守，达到了重振兵威的效果。正德到嘉靖年间，明朝廷被动的海防防御思想得到了放大，海防已经严重废弛，为嘉靖大倭乱的发生埋下导火线。明朝的历史进入正统朝后便危机重重。政治上日趋腐败，中央权力被宦官操控，造成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重重。此时外部又面临北方少数民族鞑靼、瓦刺在军事上的威胁。官逼民反，种种乱象之下，国内农民起义、民族反抗不断。在社会动荡不安的局势下，沿海倭寇势力也趁机发展，慢慢积蓄力量。
嘉靖初期，葡萄牙人入侵，明军发起屯门之战和西草湾之战，将葡萄牙人驱逐出了广州。不久，在浙江又发生了以宋素卿、宗设为典型的“争贡之役”。这本是日本使节之间的矛盾，却因为明朝的沿海卫所守备的空虚酿成灾祸。日本和中国保持的入贡的传统，他们在此贸易中一直获利颇丰。
嘉靖二年（１５２３）六月，日本国内的大内氏和细川氏分别派人对明进行朝贡。在宴席上，两队日本人就开始相互刺杀，而市舶司的太监暗中帮助宋素卿。宗设为了追杀瑞佐，沿着余姚江，经慈溪，沿途纵火大掠，追到绍兴府时，因为当时的绍兴府空虚，毫无抵御之兵，故只能闭门自保，任其肆虐。随后宋素卿等人入绍兴城躲避，宗设于是返回，沿途继续作恶，危害宁波一带。朝廷听闻此事，下令取消宁波、泉州两市舶司，而且禁绝了和日本的朝贡贸易。但是自此中国防守无能的弊病被倭人知晓，寇贼由此轻视中国。倭患开始十分严重始于嘉靖中后期。
嘉靖后期，葡人打着“借地晾晒水浸货物”的旗号，向相关官员行贿，获得了在岛上暂居的权利。此后，葡萄牙人便强占澳门。嘉靖三十年（１５５１）之后的沿海局势已经十分危急。严重的局势使得朝廷不得不下决心整治海防。从过程来看分为两个阶段。嘉靖中期至嘉靖末为第一阶段，这—阶段，朝廷开始改革卫所体系，划分战区，加强巡哨，采用了种种措施。隆庆至万历中期为第二阶段，这一阶段，出现了新式的火器和大型战船，大大促进了战斗力的提高。经过这两个阶段的变革和发展，多个层次、多重点的海防体系终于建立起来。
万历后期，外则有后金严重威胁，内有农民起义，明朝的内外危机十分严重。此时统治日本的是德川幕府。为了巩固政权的需要，幕府政府实行闭关锁国的海外政策，这样就限制了倭寇对中国沿海的侵扰。明代后期，沿海的敌人既有倭寇，也有西方殖民侵略者，像荷兰人、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但是西方殖民者由于人数较少，危害不大。但是自此之后，从万历后期到崇祯年间，由于现实和历史的需要，明代的军事重心移向国土内陆，沿海防务逐渐被忽视，直到明朝走向衰亡。
三、明代杭州湾北岸的战略地位
杭州湾北岸一带不但在政治上十分重要，更是明代江南经济的重心。古往今来，杭州府和嘉兴府因为经济发展较好，人文风情美丽而闻名天下。特别是杭州府，又因为处于临海靠江的显要位置而备受瞩目。松江府的位于南直隶，是明政府的南部政治中心所在地，政治地位非常重要。其经济以棉纺织业而著名，经济发展繁荣。由这三府所构成的杭州湾北岸无论在政治还是经济上来说，都是明朝政府的核心，战略地位非常重要。虽然这三个府在地理区位上构成了杭州湾北岸，但是却在明代行政区划中被人为隔开。
早在中唐时期，浙西观察使辖区就管理着润、苏、常、湖、杭五州及钱塘江北岸的睦州这些地区。宋基本沿袭这种区划，易名为浙西路，统辖于两浙路转运使。元代撤销了两浙路，并且将浙西路归为江浙行省。所以说杭州湾北岸一带自成一脉的历史是十分悠久的。直到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基于政治的考虑，原本在一起的苏南五府和浙西三府分隔开来。这种人为的分隔造成苏南和苏北名为一省，实为二省。浙西和浙东也差别巨大。杭州湾北岸地区之所以战略地位重要是因为它处于明代最重要经济发展中心地区。
从经济发展上来说，松嘉杭都是明朝经济发达的地区，是江南经济发展的中心地区，也是明代赋税的重要来源，经济地位非常重要。中国的经济中心从宋代以后逐渐向南转移。明朝成立后，江南一带就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重心。杭嘉湖的织造和农业都非常发达，是明代国家的赋税的重要来源，也是明代的经济中心地区。明弘治四年（１４９１），右副都御使徐恪上奏朝廷，在《请召回苏松织造使臣疏》中说
“今之南京并苏杭嘉湖等府，即古吴越之境。租税之出，数倍于他州。而纨绮锦绣之贡，岁有常额。上供六宫之用，下充四夷之赏，近又差内臣往彼织造，乘舆服御，所用无几，而工役科派，所费不赀”。
这是一篇劝诫的上书，但是从侧面也可以看出杭嘉湖地区经济发展状况。这里的民众承担着政府数倍于他府的赋税。不仅如此，每年还要上贡一些上好的丝绸织物，朝廷还要额外索取一些专门为宫内和皇上的丝绸织品。虽然这是一封劝诫的奏疏，但是客观上也可以看出杭嘉湖地区在全国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农桑是古代国家的经济基础。而手工业品，以织造业最为重要。
在农业上，杭嘉松地区农业商品化程度高，经济作物得到广泛种植。在手工业上，纺织业繁荣。在商业上，商人群体活跃，经济流通十分通畅。赋税是封建国家财政赖以维持的基础。而承担了大部分赋税负担的苏、松、常、嘉、湖诸府所在地区自然就成为国家经济的重中之重。在明代遭遇了倭寇侵袭，杭州湾北岸更是深受其害。而且，杭州湾北岸的直隶和浙江地区自古就是同气连枝、唇亡齿寒的地区。在明代，关于杭嘉湖地区同为一脉的战略地位，胡宗宪在嘉靖年间任抗倭总督尚书，他曾经著有述论：
“直隶与浙江名虽异地，而实则一家。若不设官总理，则彼此自分门户，贼一入内地，随风南北，可以互犯。故必共守陈钱、分守马迹等三道，而后贼无遁情，兵可夹击。必得总兵官正副二员，分驻金山、临山要会之地。先守陈钱以春秋分任，更番出入，而参将分画三道，马迹等三山各督信地，则人易为守，而守无弗力矣”。
胡宗宪深入抗倭第一线，他的言论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他认为杭州湾沿岸的防守，只需按照实际需要划分为三个要地，只要守住要地，互相配合，则海防无虞。这种从实际出发的守备观点是正确的。所以在实际的抗倭斗争中，杭州湾北岸地区相互配合，加上实行巡哨、会哨制度，这样明朝才能在后期的抗倭战斗中取得胜利。
从地理来说，松、嘉、杭三府靠海傍江，且是港湾地区，方便外来船只停泊。便利的港口条件使得杭州湾北岸处于明代外敌倭寇入侵的首冲之地。其次，日本自宋以来就熟悉来浙的航线，故在选择入侵上岸地区的时候，杭州湾北岸就成为绝佳的登陆地。早在南宋之时，日本人入贡也是走此线路。根据明人的记载，从浙东返回日本，“今乃从南道浮海率自温州、宁波以入，风东北迅，自彼来此，约可四五日程”。可见，从日本到杭州湾沿岸诸府，己经形成了一个方便熟悉的航线，只要天气晴好，只需区区数日，倭船即可到达中国。
如此便捷的条件，在倭患爆发之时，也将经济发达的杭州北岸诸府暴露在了倭寇的眼前，埋下了被侵犯的伏笔。明代，俞大猷担任沿海防倭总兵，他曾经总结过：
“倭自彼岛入寇，遇正东风，经茶山入江，以犯直隶……遇东北风，必由下八山、陈钱、李西、倒球、干邪、蒲奥、丁兴、长途、衢山、羊山、普陀、清水、马迹、马墓等岙经过，然后北犯南直隶、西南犯浙江”。
根据他的叙述，我们可以知道，倭船从日本来中国的路线十分便捷。一般是先到舟山群岛外岛屿陈钱、马迹，然后根据目的的选择转变航向，或进攻浙江，或上行进攻南直隶。
结语
沿海防卫系统缺乏长期忧患意识，疏于备战。海防作为国家边防的重要一块内容，是一项需要长期坚持不断建设的事业，不能倭患紧则海防兴，倭患息则海防驰。作为沿海防守重地的杭州湾北岸，更应该加强备战，随时应对海防形势的变化。
纵观明代杭州湾北岸海防建设。永乐以后，随着海道宁静，杭州湾北岸海防大为废弛，兵员缺失、战船损坏、缺乏训练等情况极为严重，防敌忧患意识十分缺乏。嘉靖倭患初期，官兵面对倭寇不知如何迎敌作战，从而导致倭寇势力逐渐膨胀，最终肆虐杭州湾北岸。
参考文献：
《明史》
《筹海图编》
《中国日本交通史》
《明经世文编》
《筹海图编》
《宋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