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与批评家在阅读、评论诗歌时通常沿袭考究“背景”的既定思路，但是葛兆光先生对“由背景解诗”提出了质疑。他先引用了“背景”的三个义项“某事物背后的情状”、“照相、绘画等主题背后的布景或陪衬”、“背后支撑的势力或靠山”，并举出其适用情境，阐明批评家考证背景来重建诗歌意义的原因。

在背景批评的观念指导下，有些人可以正确把握诗人的暗示，将诗作与背景建立合理的联系，但是有些人往往主观臆测，强行解释诗歌，造成了谬误。背景批评指导下的阐释者可能本身存在缺陷，或许这种观念本身就存在不合理之处。

葛兆光先生指出，诗学批评中的“背景”在广角镜和长镜头的拍摄下显得似是而非、泛泛而论，诗歌评论中政治与思想背景只是给诗歌加了大而无当的诠释前提。传统的“知人论世”逐渐被外来的“环境、民族、时代”背景和“经济-阶级背景”给取代，而背景得寸进尺地成为笼罩在诗学批评之外的膜，但是背景的过度强调会导致个性特征的泯灭，葛先生指出盛唐大背景下李白、杜甫、王维却各放异彩，而斯达尔夫人和史雷格儿以“北方精神”来阐释莎翁却得出截然不同结论，说明背景批评之下主观解读容易泛滥。

葛兆光先生引用宋人吕大防的“次第其出处之岁月，而略见其为时之文”以及陈寅恪的观点，说明中国诗歌中精细的背景批评超越了笼统的“知人论世”，精细而准确的背景批评对于诗歌意义的阐释极有必要，大而无当的笼统背景却是废话。

然而背景批评的难题与困境在于：第一，史料真假难辨与史料匮乏。葛兆光先生举出浦起龙《读杜心解》解读杜甫《玉华宫》、李商隐《无题》主题解、李白《江夏别宋之梯》创作时间不同论断等例子来证明背景资料真假难辨匮乏容易引起主观臆断的解读，而李贺《南园》根本没有办法搞清楚创作背景，证明背景批评并非“万能钥匙”。第二，创作背景不等于诗人的主观情感，背景是批评家主观的解释，不能代表诗人的创作意图。葛先生引用了“意图谬误”的概念，呈现批评家将李贺、李商隐、杜甫等人的诗作意义强行与历史背景进行一一对应，硬是读出了讽喻时世的意味，无形之中夸大了诗人的历史眼光，也容易造成穿凿附会。第三，背景批评会削弱诗歌的艺术美感，考据家们真假难辨的创作背景顿时令诗歌的情意荡然无存。

背景批评已经成为诗歌批评的传统了，于是陶渊明、李白、谢灵运、王维等大诗人的诗作都被历史背景曲解了原来的意义，文人情调被历史现实给淹没，好诗也成了政治谶语。批评家的这种诠释方法部分建立在诗歌语词的习惯性联想之上，由“汉武”联想到唐代史事，“牛女”联想到唐明皇与杨贵妃，好端端的诗歌被强行附上政治隐语的反讽。

背景可以成为阐释诗歌的一个途径，但是不能决定诗歌的意义。首先，葛兆光先生强调诗歌本身就是一个自给自足的文本，很多诗歌不需要背景支撑就可以拥有完足的意义。其次，诗歌创作的过程心理过程极为复杂，而背景批评将微妙的心理简化了，仅赋予诗歌历史意义。最后，依循“诗无达诂”的原则，纯粹背景论难以让我们领略诗歌意义的丰富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