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胜外王”指的是具有圣人的才德，对外施行王道。其源于《庄子·天下篇》：“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位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此处作者指出社会动乱之际，人心浮动，贤人也没有具体统一的道德标准，这与道家“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的想法并不相悖。“内圣外王”抓住宇宙空间的秩序法则“道”与“一”，宣扬如果能遵循自然的法则，那么便能够达到本心的最高境界。在百家争鸣之际，各个学派都对此做出了自己的解释，但是百家各执一词，“内圣外王”标准难以统一。

在孔子看来，礼乐制度就是“内圣外王”的实现途径，周礼适应上天与自然，孔子认为重新建立周朝的礼乐秩序就是迎合天道自然，礼乐规约能够让人心恢复淳朴与自然，社会也能够和谐安定。孔子思想里的“仁”其实就是内圣，“德治”便是外王，当个人能够以“仁”来约束与要求自己，待人处事又能够符合道德与礼制，便是做到了“内圣外王”。

在儒家的思想体系里，孔子从“仁”的角度阐发了“内圣外王”，而孟子作为“亚圣”，他在继承了孔子的基础之上，又从其他角度深度阐发了“内圣外王”，主要有以下两点：

孟子将人们本心当中的“仁”以及道德的自律自觉归结为人性本善，即人从出生那一刻起就天然具有维护仁义礼智信的本心，并不是后天习得的。“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我们生来就有四心，能够以恻隐之心去施“仁”爱民，用羞恶之心来维护坚守大义，令谦让之心守礼待人，凭是非之心明辨正误。四心生来便有，孟子认为只要我们善待自己的四心，并在生活当中努力培养与扩充四心的内涵，就能够成为圣贤之人。

孟子不仅是从人性论的角度为“内圣外王”提高了理论依据，更是把“仁”向“心性”内转，他觉得天性与人性是相通的，人的自我选择在道义原则上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人心、人性与仁是高度统一体。依孟子来看，儒家所追求的内心道德涵养就是尊崇圣贤之人，修炼仁义之心并遵循礼治，努力做到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以孟子十分注重“心性论”注重人性与内在气质的涵养，鼓励人们追求完美的人格理想。

在圣道的传承方面，孟子认为有“闻而知之者”和“见而知之者”两类圣者，前者属于开拓与创新体系，而后者属于维护与坚守体系，两者都属于“内圣”的要求范畴。

在修习内圣的道路之上，孟子提出了六个步骤，即“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若能循序渐进、由浅入深地实施上述六步，“内圣”便在自然而然之中修成了。

既然人性本善，那么如果能够在生活实践当中维护自己的善心，那便是修己。若是能够在自己努力修炼本心的道德之时，将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用在对待他人、实施政令之上，从而使天下得到有序的治理，那便是德政，这也就符合了儒家学说当中“圣人最适合当君主”的理念。古代君主代表圣人的最高境界，又在政治实践中推行仁政，实施王道，正是将“内圣”与“外王”相统一的典范。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孟子所提倡的“推己及人”，君主如果能够以这种不分内外、不分亲疏的方式去对待全天下的人，便能够进入儒家“道统”谱系，那么他就是成功地施行了王道与仁政。

针对君主的具体做法，孟子还提出了“敬德保民”、“民贵君轻”的政治理念，只有君主开明，将人民纳入政治体系之内，明确“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道理，实施清明政治，才能够得到民众的合心“载舟”，从而“得天下”与“守天下”，真正把“内圣”与“外王”结合起来。

总体而言，在孟子的思想体系之中，“性善说”是“内圣”的信念来源与支撑，“王道学说”是“内圣外王”的现实路径。而在一定的程度之上，“内圣”是“外王”的基础，而“外王”就是“内圣”的终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