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4月17日早上，第2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偕参谋长兼第9军军长郭寄峤、副参谋长文朝藉、第9军参谋长杜凤翥、秘书赵荣声等人，低调地访问了延安。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为了更好地应对全国的抗战形势，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了最高国防会议，将全国划分为五个战区，1938年1月又进一步划分为十个战区。
其中第二战区包括山西、陕西北部和绥远省，以阎锡山为司令长官，卫立煌为副司令长官并兼第14集团军司令，此时主要在山西境内作战的第十八集团军名义上隶属于第二战区指挥。
说起卫立煌，可算得上是红军的“老冤家”，他17岁时报考军校，在1917年担任孙中山的警卫团排长，1925年担任国民革命军第1军第9团团长，时年28岁，可谓年少有为。
1926年卫立煌参加北伐，由于屡立战功，很快升任第14师师长，转第10师师长，1931年6月参加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部队被红军打得落花流水，那是卫立煌第一次领教到毛主席的厉害。
随后，卫立煌不仅没有被追究战败的责任，反而升任第14军军长，参加了对鄂豫皖苏区的第四次“围剿”。
早年的卫立煌
对蒋介石感恩戴德的卫立煌作战十分卖力，在空前惨烈的七里坪大战中，他率领第6纵队在危急时刻赶到，帮助陈继承的第2纵队顶住了徐向前的进攻，稳住了即将全面崩溃的国民党军防线。
七里坪大战后徐向前和陈继承两败俱伤，红四方面军为了保存实力不得不临时转移。卫立煌乘虚进攻，一举夺取了当时鄂豫皖苏区的中心金家寨。
蒋介石为了表彰卫立煌的功绩，专门将霍山、商城、六安等县的部分地区划出，以金家寨为中心成立“立煌县”。
从1931年到1937年，卫立煌几乎是马不停蹄地和各路红军打了6年的仗，双方均伤亡惨重，但总的来说还是卫立煌占了不少便宜。
由于卫立煌在历次战争中立下的战功卓著，国民政府的官方媒体将卫立煌与陈诚、顾祝同、蒋鼎文、刘峙并列为蒋介石的“五虎上将”。
1936年冬，卫立煌被授予上将军衔，随蒋介石到西安继续“剿共”，却在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中被扣留，其间与周恩来多次交流，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有所反思。
抗战初期的卫立煌
全面抗战爆发后，卫立煌立即请缨北上，率部在河北境内与日寇激战，随后指挥了忻口战役，虽然最终失利，但打死打伤日寇2万多人，迟滞了敌人对太原的进攻，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军的气焰。
在忻口战役期间，八路军和卫立煌的部队密切配合，打了不少漂亮仗，这使得卫立煌重新认识了这个过去的老对手，并对八路军顽强的战斗精神和灵活的战术十分欣赏。
1938年2月，卫立煌以第2战区副司令长官的身份统一指挥山西境内的全部中央军，次月在率部向中条山转移时突然遭到日寇的两面夹击。
当时鬼子知道兜住的是国民党的高级军官，不仅在地面上组织了炮火轰击，还出动了飞机轰炸，情况一度十分危急。
在关键时刻是八路军伸出援手，由朱德总司令亲自下令距离最近的686团派一个连赶到白儿岭奋勇阻击，终于使得卫立煌顺利脱险。
据说卫立煌亲眼见到白儿岭战况惨烈，还以为八路军一定派出了大部队前来增援，并问带队指挥的686团副团长杨勇“贵军在前面阻击的有几个团？”
伏击日寇的八路军
当得知八路军只用一个连就顶住了鬼子后，卫立煌十分感慨，他十分钦佩八路军的英勇善战，当即送给八路军10万发子弹作为感谢。
次月，卫立煌借着去洛阳参加军事会议的机会，悄悄地转道延安，前来拜访早已仰慕的毛主席和朱总司令。
对于卫立煌的来访毛主席和中共高层都是十分重视的，因此专门组织了欢迎的队伍前来迎接卫立煌一行，并打出标语，大书“加强国共合作！”“团结抗日！”“欢迎卫副司令长官！”等字样，令卫立煌非常感动。
这时卫立煌也顾不得再坐车了，他急忙跳下汽车，笑容满面地和前来迎接的八路军参谋长滕代远、陕北留守处主任萧劲光、交际处处长金城等一一握手。
很快，卫立煌就在接待处门口见到了毛主席，熟悉毛主席的人都知道，他出来迎客的时候是比较少见的，这也足见卫立煌在当时延安方面心目中的重要性。
这也是卫立煌和已经打了多年交道的“共匪首领”毛主席第一次正式见面，在卫立煌眼中，这个长期以来被国民党丑化、污蔑的“毛泽东”待人亲切和蔼，没有半点架子，令人有如沐春风之感。
1939年时的毛主席
他诚恳地对毛主席说：“八路军对日作战，机智勇猛，深表钦佩。卫某此次到延安，有机会向毛先生、朱总司令诸位见面聆教，真是不胜荣幸！”
毛主席则笑着说：“卫副司令长官过奖了，贵部抗日坚决，与我们八路军相处友好，我们深表感谢……希望你能沿这条路一直走下去。”
顿了一顿，毛主席又强调说：“在目前日本帝国主义猖狂的情况下，要想中华不亡，大家只有精诚合作才有出路，你说是不是？”
在这之前，卫立煌所部在忻口战役中给日寇造成重大伤亡，被日军高层称为“中国方面的虎将”，因此誓欲除之而后快。
卫立煌虽然与毛主席政见不同，但在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立场上是一致的，他也坚决反对对日投降妥协，但彼时国民党内部以汪精卫为首的一伙人大肆鼓吹“和谈”，令卫立煌一直如芒刺在背。
来延安之前，卫立煌认为中国军队吃亏主要在于武器装备比日军落后太多，如能得美苏援助，就可以很快战胜日军，但毛主席在谈话中指出，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虽然最终会取得胜利，但可能要经过一个较长的过程，这是由中、日两国的政治、经济现状所决定的。
毛主席在“抗大”作报告
因此，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将会经过防守、相持、反攻三个阶段，其中相持阶段将会持续最久。
这时毛主席已经在着手写作《论持久战》，他在全面分析了中华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重要性之后，话锋一转，坦诚目前国内存在很大的对日投降的危险。
他说：“我们是坚决反对投降主义的！对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只会亡国！卫将军，我们决心抗日的人都忽视不得哟。我们必须把片面抗战转变为全面抗战，在政治上有许多地方需要改造，也有改造的可能。”
这让卫立煌如茅塞顿开，内心深有同感，他不由自主地将身体略微前倾，请教毛主席山西抗战的战略问题。
毛主席充分肯定了卫立煌所领导的山西抗战的重要性，并表示如果山西不能坚持，就会导致日寇渡过黄河，威胁西安，截断陇海线。
这样一来，从苏联方向入华的物资就送不到武汉，就会对武汉国民政府造成更大的压力，现在鬼子在山西一时不能得逞，可能会选择进攻徐州、开封，从东面切断陇海铁路，因此国民党军主力必须在鲁南豫北预先做好防范日军大规模进攻的准备。
徐州会战示意图
卫立煌觉得，日寇刚刚在台儿庄战役中遭到惨败，可能不会这么快再次发起对徐州的进攻，但他依然礼节性地点头道：“有理，有理。毛先生分析得很对！”
不出毛主席所料，侵华日军在这次谈话结束半个月，即台儿庄战役失利一个月之后（1938年5月上旬），命令华中派遣军由安徽向北进攻，山东方向的日军以一部兵力向南突击，而以主力绕到徐州以西，企图以大迂回的战术围歼在徐州的国民党军主力。
5月12日，土肥原贤二的第14师团由菏泽攻入河南北部，而中国军队以数倍于敌的兵力竟纷纷溃败，导致第14师团已经绕到徐州侧面，而陇海铁路亦被日军于5月18日切断。
至此，蒋介石才如梦初醒，认识到日寇所图甚大，并仓促于18日下令在徐州附近的40万大军分路撤退，而徐州也在19日被日寇所占领。
这次“徐州会战”虎头蛇尾，中国军队虽损失不大，但由于没有识破日军的战略意图，因而进退失据，十分狼狈，并进而导致了花园口决堤的重大惨剧。
远在山西的卫立煌得知徐州会战的结局后，至此才真心佩服毛主席的远见卓识。
毛主席写作《论持久战》
中午毛主席设宴接待卫立煌，他们一行人这一个多月来吃不好，睡不好，骤然吃到一顿丰盛的午餐，不由得食指大动，毛主席虽然喝酒不多但在宴会上谈笑风生，其风度着实让卫立煌为之倾倒。
下午，卫立煌应邀到抗日军政大学发表演讲，他虽是一介武夫，但毅力过人，竟然把秘书给自己提前准备的讲稿硬生生地背了下来。
可是当卫立煌亲眼见到了“抗大”学员们高昂的士气和团结的精神状态之后深受感动，当即决定脱稿演讲，他慷慨激昂地表示今后要继续与八路军合作，向八路军学习，坚持华北抗战，反对妥协投降。
当晚，卫立煌又出席了为他准备的盛大晚会并即席发表演讲，随后又观看了“鲁迅艺术学院”学员们的演出，这次延安之行给他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在从西安去洛阳的路上，他对随行人员感慨道：“要想战胜日本，救中国，恐怕只有学延安的方法。”
后来，卫立煌又动用自己的权限，给补给十分困难的八路军送去了步枪子弹100万发，手榴弹25万枚和180箱牛肉罐头。
卫立煌在指挥战斗
到了洛阳之后，卫立煌突然收到了一本名为《论持久战》的小册子，作者正是毛泽东，还有毛主席写给他的一封亲笔信和与他在延安的合影，他不动声色地把毛主席的信和照片藏了起来。
随着卫立煌对《论持久战》的研读越来越深入，他对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敬佩也与日俱增，到了1938年冬天，他突然对自己的秘书赵荣声说：
“我参加共产党好吗？怎么参加呢？”
赵荣声表面上的身份是燕京大学法学院的高材生，第2战区司令长官部的高级秘书，但实际上他1936年就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1937年4月到延安，接受过毛主席的接见。
因为卫立煌不想受蒋介石的监视，大量招聘自己的安徽同乡进入自己司令部，赵荣声根据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的委托，利用自己安徽太湖人的身份应聘当了卫立煌的秘书。
赵荣声听了这句话吓了一跳，他不敢贸然暴露自己的身份，只能不动声色地说：“我也没有和共产党怎么接触过，到底怎么参加我可说不上来，不过他们的总司令朱德有时候会到司令部来，长官不妨下次和他谈谈。”
赵荣声
卫立煌摇摇头说：“现在朱玉阶一时来不了，你到延安去问问吧。”
赵荣声怕走漏风声，就说：“我看，也用不着跑到延安去，下次我到西安去的时候，可以顺便去趟八路军办事处，先问问林伯渠先生（时任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党代表）吧。”
根据卫立煌的委托，赵荣声在1939年初秘密到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把卫立煌想要入党的消息报告了林伯渠，林伯渠经过深入考虑，觉得卫立煌这个级别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如果入党，对他本人来说可能不太方便，如果被蒋介石知道了更不利于抗日统一战线的稳定。
相比于入党，卫立煌留在党外做党的好朋友，并继续积极抗战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于是，林伯渠郑重其事地告诉赵荣声：“请转告卫长官，好好做一个革命的国民党员，做一个真心实意实行孙中山革命主张的国民党员，这样对于中国革命的贡献比参加共产党更大一些。”
后来，卫立煌又借着接待路过防区的八路军120师政委邓小平、中共北方局书记杨尚昆的机会，向二人委婉地提出入党的意愿。
1955年，毛主席接见卫立煌
邓小平和杨尚昆当时尚不知道卫立煌和毛主席之间有过这样一段故事，因此并没有发表意见，卫立煌只好作罢。
但是，由于蒋介石听闻卫立煌“袒护共产党，怀有异心”，因此在1942年初调他担任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解除了他的兵权。
至于卫立煌后来发表《告台湾袍泽朋友书》，到北京再次与毛主席见面，那已经是十多年后的另一段故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