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3月，吴官正出任武汉市市长。

吴官正从小出身贫寒，爱人张锦裳同志在学校教书，工资不高，二人的月工资加在一起是110元钱，可是家里有岳父岳母，还有三个孩子要养活，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吴官正和张锦裳是高中同班同学，那时候吴家穷得一文不名，有一年冬天他得了副伤寒，虽然靠县里特批的氯霉素保住了性命，却也只能住在学校宿舍里请假调养。

他拿出一角二分钱，托同学买包子吃，恰好同学有事，就请张锦裳“代劳”，张锦裳心想：一角二分钱能买几个包子？就添了一些钱，给吴官正买了十个包子带去。

吴官正心里感动，吃了包子，随口编了一首打油诗：“包子圆又圆，一个二分钱；包子甜又香，买了个张锦裳。”一时间在全班传得沸沸扬扬。

两夫妻在武汉工作了差不多十五年时间，到这时还住着单位分配的二居室，吴官正上班的交通工具是一辆自行车，为了省钱省时间，他每天早上都会花一毛五分钱在沿江小摊上买三两热干面吃。

1985年吴官正在武汉与《青年论坛》杂志社工作人员交谈

时间久了，市政府的人经常看到吴官正在小摊上扒拉热干面，于是有人开始背地里叫他“吴三两”、“热干面”，吴官正听后一笑置之。

早饭还可以拿热干面对付，中午和晚上就麻烦了，因为事情太多，吴官正经常错过食堂的饭点，到了晚上要饿肚子。

张锦裳听了以后很心疼，就做了一些饭菜请秘书帮忙带到机关里去，吴官正却觉得这样影响不好，又担心张锦裳给他“开小灶”耽误上班，后来再也不让送了。

那时候，孩子们想要看电视，可是吴官正又没有多余的钱可以买电视机，于是只好买来一堆零部件自己动手组装了一台。

吴官正是清华大学动力系热工测量及自动控制专业的高材生，组装电视机自然不在话下，但是因为零件的质量一般般，所以用了不久就发生各种各样的小毛病，比如图像不稳定、播放有杂音等。

但尽管如此，一家人对这台黑白电视机却还是非常珍惜，因为这是他们家里唯一像样的家电。

张锦裳做人比较低调，照片很少

多年后吴官正笑谈：他们两夫妻是真正的“月光族”，工资月月都花得精光，因为家里实在没什么值钱的家当，连小偷都懒得光顾，所以吴家的门即便忘了上锁都没关系。

那时候武汉已经是中南地区举足轻重的大城市，全市有600万人口，但因为电视机和广播都不普及，吴官正干了快一年的市长，三镇还没有几个认识他的人。

而且，吴官正长得又黑又瘦，一脸的老实巴交，走在人群中也丝毫不起眼，所以他到基层走访调研大家竟都把他当普通人，说真心话。

只有相伴多年的张锦裳知道，吴官正其实压力很大，1983年改革开放大潮已席卷全国，改革、发展成为每一个大城市的主题，作为城市的当家人，他责无旁贷。

可是，改革要确保市场和社会秩序不能乱，发展要实现每个家庭都能吃饱饭、职工有班上，孩子有书念，千头万绪的事情压得吴官正喘不过气来。

1984年5月，中央和国务院同意在武汉市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武汉推行放开市场、搞活流通。

80年代的武汉

当年11月，吴官正在市委六届六次扩大会议上提出：要解放思想、开拓创新、敢为天下先。

就这样，武汉走出了聘请“洋”厂长、建立兼并市场、开办全国第一家科技交易市场、创办全国第一家科技企业孵化器等闻名全国的“第一步”。

同时武汉市政府又筹建大批工业品贸易中心、农副产品贸易中心、批发市场和商业一条街，蔬菜、肉类、水果、小商品价格逐步放开，取消计划供应。

闻名全国的江汉路商业一条街、汉正街小商品市场、武昌大东门集贸市场等都是在那个时候建设起来的。

与此同时，金融体制改革试点、工业生产资料大市场建设也率先在武汉铺开，武汉物资市场上马开工。

结果，因为改革市场体制导致部分物价出现上涨，吴官正最多的时候每天要接到五六十个反映意见甚至骂娘的电话。

80年代的汉正街市场

为此，吴官正经常跑到武汉的几个市场去了解商品价格状况，因为他老是问这问那，有一个市场的售货员嫌他烦，不搭理他。

正好有个顾客买了一斤盐，想让售货员包一下，售货员假装没有听到，吴官正过去提醒：“售货员同志，这位男同志想让你包一下盐。”

服务员翻翻白眼，推脱说：“我这没有纸了，包不了。”

吴官正指着她身后说：“那里有废报纸，也可以包一下嘛！”结果服务员嫌他多事，一边不情愿地包装，一边又训了他几句：“你这人怎么这么爱多管闲事，要管闲事干脆去市政府好了！”

武汉是九省通衢，长江水运、京汉铁路在这里交汇，交通运输相当繁忙。1985年年初有天晚上有人专门找到吴官正家里说：“我是来找市长反映武汉的服务态度问题的，武汉商场、火车站、轮船码头的服务态度都很差。”

吴官正非常客气地说：“是我没做好工作，明天就研究设法整改。”

当年的武汉码头

不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要解决服务质量问题，最直接的办法就是亲自感受一下武汉的服务态度，因此第二天一早吴官正就穿着旧军棉大衣直奔长江码头。

等来到码头一看，这里人来人往好不热闹，吴官正还在犹豫要怎么着手调查，正好有一个挑着担子的人问他：“同志，这里是不是第十五码头的检票口？”

好嘛，这机会不就来了！吴官正急忙说：“你找检票口啊？我带你去！”说完他带着人直奔检票口。

检票口的两位工作人员一个姓熊，一个姓彭，这两位也不知道是不是昨天被人欠了五十块钱，一张臭脸隔着老远都能让人闻出味来。

偏偏遇到吴官正这么个有心试探的，拿着船票在面前晃来晃去，问这问那，既问了检票口在哪，又问了上船在哪排队，又问了还要等多久，还问了洗手间怎么走……

两个人终于发作了，破口大骂：“你蛮翻咧？你莫跟老子翻，老子呼你两哈的……”

停泊在江边的客船

吴官正说：“哎，这位同志你怎么骂人？我是顾客，你应该做好服务工作的。”

嘿，还真有苕头日脑的家伙不开眼，看来是来找茬的，你要么样啊！小熊拿起剪票用的剪刀，一边骂骂咧咧一边在吴官正面前晃悠，意思是你再这么不识相的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

码头的人本来就多，眼看聚拢过来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吴官正担心暴露身份，只好先转身走开了。

论脾气，吴官正自认性格不能算好，此时只要他亮明身份，或者给码头办公室打个电话，立马可以让这两个检票员停职反省。

可是，光把两个小伙子停职能解决问题吗？今天处理了两个，明天还会有二十个，二百个，老百姓受气的问题还是解决不了啊！吴官正把挑扁担的大叔安排进队伍里，没有多说什么就出来了。

第二天，吴官正在武汉市政府召开改善全市服务工作问政专题会议，向全市各界群众问计问策，并邀请武汉各大媒体的记者前来旁听。

吴官正

在会议上，他生动地讲述了昨天在码头因为问的太多被两个检票员臭骂的事情，他讲起检票员当时那神情语气，当真是令众人哭笑不得。

专项会议听取了几十条改进意见，并要求商务、航运、交通、工商部门分头落实，第二天，各大报刊纷纷登出《市长在长江码头被骂，市政府向全市问计改善服务水平》之类的标题，引发全城热议。

两个检票员小熊和小彭彻底“火”了，好家伙，连市长都敢骂，这还不够吹一辈子的？

负责管理码头的长江航运公司领导见报后大为光火，不仅打电话给武汉港客运总站负责人，要求在会议上通报批评，还要严厉处罚他们。

客运总站党委会议给出的处理意见是：小熊留用察看一年；小彭行政记大过、扣发半年奖金。

因为《长江日报》等报纸刊发通稿之前吴官正并没有看到清样，也不知道第二天自己被骂的事情会登上武汉头条，他看了报纸以后觉得这样不妥：

服务态度差是整个航运和港务系统的问题，再放大了讲是武汉服务业的问题，不能简单地归结到两个检票员身上，一罚了之。

1992年，吴官正（左三）和时任江西省委书记毛致用在鹰潭迎接邓小平

再退一步讲，服务人员因为骂市长被严厉处罚，那天天骂老百姓的就不用处理了？这样的处理结果发出来多让群众寒心呀！

因此，他立即提笔修书一封，交给了长江航运公司的领导，首先委婉地提出：码头服务人员态度差，自己这个当市长的也有责任。

这句话其实非常厉害：当市长的有责任，难道航运公司领导、客运站领导没有责任？两个售票员一个查看一年，一个行政记大过，那上级领导又该如何处理？你们当领导的责任大了！

随后，他又顺理成章地写道：对服务人员主要是加强教育，不要处分他们。“我挨骂知道难受，许多来武汉的旅客花钱买气受，这一定要改，否则对城市形象和发展影响太大。”

吴官正站在自己的高度指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推出有力的措施教育引导，端正全行业的服务态度，不能简单靠处罚两个人就以为万事大吉。

而且，他还非常大方地说：我要与两名年轻人交朋友。适当的时候再去武汉港找这几个年轻人聊聊。

今天的武汉关码头

不久之后，《长江日报》再次刊发吴官正写信给长航公司请求不要处罚相关责任人的报道，引起热烈反响。

有读者给报社写信，说自己看着市长的信竟然不由得眼圈湿润，还有的读者赞扬说：“官正人民才满意。”

这一年，武汉全市各级机关、事业单位掀起了自查自纠，加快解决服务过程中群众面临老大难问题，建设高质量服务窗口的热潮。

大丈夫知耻而后勇，小熊经过这次事情之后痛下决心改正前非，他拜全国劳模杨怀远为师，不仅积极改进服务态度，还认真学习专业技能，此后多次被评为长航局、武汉市、客运港总站先进工作者、优秀班组长。

此后十余年中，他多次写信给吴官正，汇报自己的进步情况，请他批评指正，吴官正先后四次给他回信。

回信的用语也极为客气：“熊XX同志，您的来信收阅”、“祝您全家好”、“祝您及您的同事好。”

参加人大会议时讲话

　　……

平易近人，不摆架子，求真务实，解决问题，办实事，说实话，这不仅仅是一位党的高级干部的道德素养，也应当是全体党员干部对自己最基本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