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下半年，中印两国在边境地区爆发了大规模武装冲突，战争的结果以印度方面遭到惨败而告终。

1962年战争的根本原因，是印度无视中方一再严正警告和善意忍让，变本加厉地侵占中国领土，并猖狂向中国军队发动武装挑衅，最终自食其果。

战争结束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印度方面在边界问题上有所收敛，但其国内对华敌视和莫名悲情的气氛却从未消散。

1980年1月尼赫鲁之女英迪拉·甘地第二次上台执政后大权独揽，经过一系列改革，印度的国力有所增强，军事力量同步膨胀。

这年7月，印度干了一件明摆着恶心中国的事情：承认越南扶持的柬埔寨韩桑林傀儡政权“柬埔寨人民共和国”，此举赢得了与中国交恶的越南方面高度赞赏，也让刚刚有所起色的中印关系再次探底。

众所周知的是：1975年完成统一后的越南当局在黎笋领导下对吞并柬埔寨、老挝两国，建立所谓的“印支联邦”有着很强的执念，而长期在中越边境挑衅的越南也被中国视为南方的不稳定因素。

越老柬三国即原来的法属印支

印度加速向越南靠拢，无疑是想要利用越南的军事影响力减轻其在中印边境地区所受到的压力。

此时的印度军方又捡起了丢了将近20年的高调，开始鼓吹什么在中印边境的军事力量对比中已居于“强有力的优势地位”。

整个70年代，印度国防部的作战策略是如何在解放军重演1962年战争猛烈攻势的情况下在喜马拉雅山南麓组织纵深防御，以免败得太难看。

然而到了1980年代初期，“纵深防御”的调子一跃调整为“攻势防御”，1981年初，英迪拉•甘地内阁召开秘密军事会议，要求印军抢占有利地形，积极“保卫”其非法侵占的达旺地区。

为了贯彻这一野心勃勃的计划，在国防部的主导下，印度重新向与中国接壤的实际控制线上增派军队，并且开始修筑公路和机场等军用设施。

不仅如此，印军还加强了对中国境内的渗透和间谍行动，据印度国防部后来公开的机密文件显示，印军从1983年夏季开始即连续4年派出情报小组，渗透到“麦克马洪线”以北由中方实控的桑多洛河谷地区进行侦察和试探。

英迪拉·甘地

尽管被称为“铁玫瑰”的英迪拉·甘地心比天高，做梦都想着恢复乃父尼赫鲁时代印度的荣光，但印度自身内部宗教、民族、种姓等各种矛盾重重，令其在执政后期顾此失彼，焦头烂额。

1984年10月，英迪拉·甘地在强势弹压了旁遮普地区的锡克教极端势力之后被其锡克族卫兵刺杀身亡，次子拉吉夫·甘地在举国悲痛和同情中顺利继承了国大党主席和总理职务，成为尼赫鲁家族的第三代总理。

虽然拉吉夫·甘地年轻英俊，精力充沛，但其从政时间不长，对于印度政治和经济局面缺乏足够的掌控能力，更难以摆平党内的一众大佬。

没多久，经济下行压力和党内质疑就让这位年轻的总理举步维艰，为了摆脱被动局面，拉吉夫·甘地决定通过打“中国牌”，以对华强势换取政治资本。

1986年2月，“鹰牌”将领桑塔吉将军出任印度陆军参谋长，他上任之后不久就凶相毕露地表示，要设法占领桑多洛河谷地区和中方占据地理优势的部分山脊，以便“在我们选择的时间和地点向侵略者本土发动反攻”。

随后中印两军在桑多洛河谷地区的对峙越来越公开化，从1986年6月到8月间，印度军队和西藏军区边防部队在河谷附近相继修筑了犬牙交错的阵地，最近处仅仅距离七八米。

桑多洛河谷地带

为了挑动国内的反华情绪，并为了将来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打埋伏，印度政府控制的媒体开始连篇累牍地报道“中国军队越境入侵印度领土”的消息，并且还贼喊捉贼地向中方表示“抗议”。

由于自觉得军事冲突的准备工作并未就绪，印度一面加快派兵，一面又派出代表团到北京，打出“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的旗号。

这样的谈判当然是不可能取得什么实质性成果的，双方谈到8月底，用惯用的外交术语形容就是“气氛友好，交流坦率”，本质上则是“分歧很大，毫无进展”。

1986年底，印度议会两院通过立法，将印方非法侵占的达旺地区（印称“阿鲁纳查中央直辖区”）升格为所谓的“阿鲁纳恰尔邦”，中国对此表示强烈不满。

印度方面在边境地区的一系列小动作和背后更大的阴谋，引起了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领导人的高度警惕。

1986年8月，中央军委领导接见了时任成都军区军、政主要负责同志，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同志就中印边界形势问题专门向时任成都军区司令员傅全有交了底：

“旺东点（即桑多洛河谷附近地区）一定要守住。它不单是个军事问题，更重要的是个政治问题。”

傅全有上将

到了这一年年底，双方在边境地区的军事对峙更加紧张：印度军队在1962年曾爆发激烈战斗的克节朗地区新设立了十多个据点，已接近当年双方发生大规模冲突前的军事部署态势。

第二年新年刚过，印度当局在印巴边境地区和中印边境地区分别举行了大规模军事演习，其磨刀霍霍，气势逼人，并且将一批最先进的米格--23战机部署到了东北方边境。

更为离谱的是，由拉吉夫·甘地主导的印度军队最高统帅部竟然还组织了一次针对西藏拉萨地区的“模拟攻击演习”。

“演习”的结果让印度军方高层相当满意，因为在演习一开始，印度空军即以非凡的神勇对我西藏军区的主要基地和军事设施进行了一次“全面空袭”。

印军的战机达到了在高原地区平均日出动500架次的超大规模，并于72小时内取得了对该地区的制空权，而且中国方面的抵抗甚微。

这次演习成功地满足了印度军方的自大情绪，让他们相信有能力向任何一个方向发动进攻并取得胜利。

拉·甘地试图靠对华强硬给自己加分

尽管如此，深刻领教过解放军恐怖战斗力的印军还是希望通过人数上的绝对优势增强其信心。

到1986年下半年，印度在中印边境东段地区部署的兵力累计达9个师，39个旅，约21.4万人，作战飞机400余架和数千门火炮，并且还在持续增兵。

在桑多洛河谷附近几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通往达旺地区的山口，即苏如拉山口、土伦山口和哈东山口，以及不远处的津山口，印度军队均已建立了哨所，并且试图居高临下地监视河谷附近解放军的动向。

然而就在这时，中国军队针锋相对的军事演习也已经箭在弦上。

中央军委于1987年初下达了“加强边境控制，保持边境稳定”的指示。1月5日，成都军区接总参谋部命令：组织西藏边防部队在朗久、克节朗地区进行设点。任务代号为“874”演习。

据当年参加这次大规模演习的老兵回忆，87年3月份，印度方面已有3个军约10万人集结在我山南边防二团正面，西藏军区52、53两个山地作战旅也集结待命。

第52山地旅参加演习指战员

成都军区所属第149师、37师、61师和160师陆续从后方全副武装调到前线，西藏军区在麻玛开设前线指挥部，由军区司令员姜洪泉全权负责前指工作，摆开了一副打大仗的架势。

中国空军当时最先进的歼-7、歼-8战机，以及从美国获得的“黑鹰”直升机都已经上了高原机场。

除了指挥过1984年者阴山夺还作战的老将、时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廖锡龙和参加过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军区参谋长陶伯钧，总参作战部、通信部主要负责首长也上了高原。

“874”演习名为演习，实则是针锋相对的设点斗争，在印度军队非法设立哨所的地方，我军也相应设点，并且要把阵地设到印军阵地的当面和后方去。

因为在设点活动中既要占据有利地形，对入侵的印军形成实质性威胁，又要尽量避免直接爆发武装冲突，所以难度相当大。

但以西藏军区第52山地旅为代表的解放军战士们，克服敌情和自然条件带来的巨大困难，从5月中旬开始挺进双方对峙的克节朗地区火速设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陆续建立了一批阵地，而当面的印军甚至还没有来得及作出反应。

87年上了高原的解放军军机

就以中印两军在边境对峙地区实际部署的兵力而言，印度军队的人数是解放军的8倍，其火炮、坦克等重型装备更是十数倍于我军，但印度方面事先侦知我后方野战军已经陆续进藏，故不敢轻举妄动。

其实大军进藏本来应该保密，但从威慑角度出发，我们还是非常“善意”地将这一情况透露给了印方。

就在两军剑拔弩张，边境战云弥补之际，1987年4月20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了来访的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总书记南布迪里巴德。

在会谈中邓小平风轻云淡地提到：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只能合情合理地“一揽子解决”，就是东西段“一揽子解决”。

这次会谈的基调其实是通过和平协商的方式解决双方的边境争议问题，但在印度方面看来邓小平的话却显示了非同寻常的含义。

了解邓小平的人都知道，他不爱讲大话，而且讲的话字越少，情绪越平淡，背后蕴藏的能量和实际动作就越大。

邓小平与杨尚昆

南布迪里巴德明显感到了压力，他在回到印度之后急忙召开记者招待会，表示；“我不想透露会谈的内容，但是我要说，中国看来正在朝着解决所有尚未解决的问题的方向前进。”

这句话顿时在印度政界和新闻界引起了不小的骚动，什么叫“解决所有尚未解决的问题”，这是不是暗示着中国方面想连带把1962年边境冲突未解决的问题也解决？

这给已经头脑发热的印度政军高层兜头浇了一盆凉水。各路印度军事专家据此纷纷表示：今年夏季中印可能会爆发冲突。

《印度时报》很快刊登专访，提出：“预计中国会发动一系列小规模进攻，也许会向前推进某段距离，跨过三四个谷地，打入印度境内。”

而西方媒体对邓小平的讲话同样十分关注，关于“中印边境地区可能发生大规模交火”的预测开始在各种渠道流传，甚至到5月份已经变成了“两国已经激烈交火”的谣言。

1987年6月5日，中国在新疆的罗布泊举行了一次爆炸当量为25万吨的核试验，这是我国自1964年以来威力最大的核试验。

核试验

其实中国自80年代初期以来就已经在协商加入《核不扩散条约》，在此敏感时期突然爆炸一枚大当量核弹头，傻子都看得出其中的警告意味。

而印度方面虽然也进行了一些核试验，但此时还不是一个公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6月14日，印度外交部长蒂瓦里抵达北京进行非正式会谈，并向中方转达了拉吉夫·甘地的口信：

印度希望和中国重建两国的友好关系。双方应该消除过去的误解和怀疑，以便找到两国关系的新开端。

到7月下旬，两国边界局势开始显著缓和，中国方面参加“874”演习的部队陆续回撤，印度方面也撤回了之前部署的大部分军队和武器装备，自1962年以来两国最严重的一次军事对峙危机至此解除。

次年12月，拉吉夫·甘地访华，并受到邓小平的接见，这是34年来印度总理首次访华。

会见拉吉夫·甘地

在会见中，邓小平意味深长地提到：“我认为，中印两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经得住考验的。我们应当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

世界大国之间打交道的逻辑非常现实：你不仅得有实力，还得有真的使用实力的勇气和能力，否则人家就不把你的尊严和利益当一回事。

当对方知道你说到做到、不放空炮的时候，不用你提，他们主动就会来谈“和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