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脚母亲千里寻夫,67年后家人终找回

真实战争近代史 2023-10-01 12:36:01

大家好,我是霞姐。

昨天是中秋节,今天就为大家讲一个期待团圆的故事。

湖南读者周迎伟联系我,说看了张淑英奶奶为前夫钟崇鑫申烈的故事,他想讲讲他们家的故事。

他们家有和张淑英奶奶一样的经历。

他传来了很多素材,其中有他的姑妈周潭亭,将近二十年间的零散记录。

里面对母亲的思念深深打动了我。

如果此时你在家,可以和母亲一起看。

如果没在母亲身边,看完,记得给母亲打个电话。

母亲去世十几年了,很奇怪,我从来没有梦到过她。

那晚,我终于梦见她了。梦里,她住处狭小,床铺只是几根木条,上面铺着一张烂床单。

怎么会是这副样子?

我心疼地流下眼泪,拉着她的手,问她:

“妈妈,您的背脊骨痛吗,断了没有?您冷吗?离这里不远有一家弹棉絮的,我去买两床新棉絮给您铺上。”

母亲没有说话,只是冲着我微笑。

我抹掉眼泪,起身,要去给母亲买棉絮。

结果梦醒了。

母亲不见了,只有我满脸的泪水。

母亲在世时,我总觉得她不会离开我,没有尽到孝心,也没有好好地陪伴过她。

如今连我自己都已经到了耄耋之年,好不容易梦见了她,没想到在梦中尽孝都难以实现了。

子欲养而亲不待。

我教书育人一辈子,也是到老,才真的明白了。

母亲姓段,湖南益阳人,家中原有兄弟姊妹11个,夭折了3个。

活下来的子女中,母亲排行老五。生下她时,外祖母觉得已经生满了额,所以取名“满妹子”,没想到母亲之后又多了三个孩子。

外祖母靠着看守段氏宗祠,带着一家人住在祠堂公屋里,种着两三亩的公田。

种地人都是靠天吃饭,遇上连年水灾或是病虫害,粮食几乎颗粒无收,一家大小就得饥寒度日。

遇上揭不开锅的时候,外祖母就带着孩子们出去乞讨。

母亲六七岁时,她的姐姐们都先后送给别人家做童养媳了,剩她和外祖母分担着家里的担子。

挖野菜、帮人看牛、织麻纺纱,只能换得极少的粮食,掺和着野菜就拿来填肚子了,饥饥饿饿地打发着日子过。

13岁那年,母亲也和她的姐姐们一样,被送给一户周姓人家做媳妇了,丈夫比她大三岁。

那家条件其实也不好,母亲仍旧过着饥一顿饱一顿的苦日子。

周家是个大家庭,上有祖父母、伯父母,还有三个姐妹。

母亲小小年纪就要学着料理家事、伺奉老人,学着处理妯娌姑嫂之间的关系,真的难为她了。

母亲16岁那年,村子里发生严重水灾,家里房屋都被冲走了,全家暂住在老家周家湾。

地里粮食肯定是颗粒无收,留在家里也没有别的活计,19岁的丈夫便被亲戚喊去当兵。

走的那天很突然,丈夫还在被水淹过的祠堂里打扫,突然就被喊回了家,说走就走了。

他人老实,话也不多,虽然心里不太情愿,但还是简单收拾了一套土布衣裤、一双旧布鞋,赤着脚就跟着亲戚离开了。

母亲话也没多说上一句。

当时母亲已经怀了孕, 纵使心里千般不舍,但在这种长辈多的大家庭里她也说不上话,只能望着丈夫离开。

那一年的冬天,我出生了。

水灾后新搭起的茅草屋,用茅竹做的墙,四处漏风,大冬天里人在里面瑟瑟发抖,母亲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做的月子。

营养就更谈不上了,连饭都是长辈们省下来给她吃的。

最好的营养就是祖父在深水田里用赶罾捞取的一碗小鱼小虾。

那个年代缺医少药,天花、麻疹流行,小孩子能长大很不容易。

伯父的几个孩子先后夭折了,我成了全家第四代里唯一的小孩,所有长辈都格外关爱我,曾祖母更是怕我有闪失,晚上要抱着我睡。

这也给了丈夫不在身边、初为人母的母亲几分安慰。

我打出生起就没见过父亲,家里人说父亲在我3岁时曾回过一次家,但我对此毫无印象。

父亲倒是每年会给家里寄几封信和一些钱来,在其中一封信里,他还特意给我母亲取了个正式的名字。

从此我母亲再不叫满妹子,她终于有了自己的名字了,叫段丽辉。

这是她日思夜想的人给她取的名字,她很高兴,觉得父亲没有忘记她,心里也更加期盼着见到丈夫了。

一晃又过去了几个年头,见着母亲年纪轻轻独守空房,祖父母也有意让母亲去部队寻找父亲。

可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谈何容易。

一来家里筹不出路费,二来母亲一文不识,出了老家连往哪个方向迈步都不知道。

到我9岁那年,一九三五年正月,大姑母患病在长沙住院,当时大姑父正在德国留学,就由我母亲去照顾。

带我父亲去当兵的亲戚就是我的大姑父,名叫刘璠,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

母亲到了医院,手术时还给大姑母输了血,结果大姑母还是医治无效过世了。

姑母去世后,姑父的两个同事太太,可怜母亲丈夫不在身边,便将姑母生前放在她们那里的钱,扣除了丧事花销,交给了我母亲,作为照顾病人的报酬。

有了这笔钱,家里又变卖了几担谷子,母亲这才凑齐去找父亲的路费。

可是还缺个同伴,长辈们不放心。

正巧那附近有一户钟姓人家,丈夫和我父亲是同一个部队的,他的妻子去过四川,现在又准备去找丈夫了,便联系了和我母亲结伴而行。

刚一入冬,两个女人便出发了。

临走前母亲跟我说,她没有出过门,也不知道能不能找到我父亲,回不回得来家,所以就不带上我了,叫我留在家里听话。

母亲动身的那天,阴雨绵绵,天刚亮她就随伯父还有另一位亲戚踏上了泥泞小路,前往铁角咀乘船到长沙,与同伴会合,再同往四川。

我看着母亲在细雨中艰难行走的背影,心里很沉重,但没有哭出来。

她们一路要翻山越岭,有时步行,有时坐划竿(两人抬的竹椅子),饥一餐饱一餐的,一天也走不了多少路。

几十年后母亲同我回忆起这段,说她当年在路上,人生地不熟,非常想我,非常想家。

每天黄昏,她都会望着自己走过的方向流泪,很觉得伤心。

两个小脚女人走了一个多月,终于到了西康省康定县,父亲的驻地。

当年西康父亲的驻地

我父亲读书虽少,但人很聪明,又凭着姑父的关系,当兵几个月后也考取了黄埔军校,是第六期的学员。

毕业后被分配在了国民革命军第53师318团3营,后来做到了机枪连长的职位。

西康是老山区,当地非常贫穷,父亲在部队里都是吃杂粮和藏民的食物,日子过得也很艰苦。

两夫妻离别多年,一见面就对着哭,感情尤胜新婚。

不久后母亲怀孕了。

部队打仗要时常转移驻地,母亲也只能跟着走,裹着小脚,怀着身孕,想多难就多难。

他们后来到了重庆巴县,我弟弟就是在那里出生的,父亲索性以地为名,给他取名周巴生。

那是一九三七年农历三月,很快,抗战爆发了。

我记得这年的农历九月,天黑得很早,阴沉沉的,风吹得茅屋都瑟瑟颤抖。

我们一家人吃过晚饭,关上门准备睡了,突然传来了敲门声。

开门一看,只见母亲抱着个小孩出现在门外,后面还跟着一个挑行李的人。

家里早得知了母亲生弟弟的消息,祖父母高兴得合不拢嘴,大家见弟弟白白胖胖的,很可爱,都抢着抱呀、逗呀的。

只有母亲脸上浮着一层愁云。

她说,父亲的部队奉命去了上海抗日前线,家属都遣散回家了。

他们同船到了城陵矶,母亲她们在那里转船回家,父亲则跟着部队直接随船走了。

“早听他们同事在一起时说,日本鬼子敢欺负我们中国,就坚决把他们赶走……他们是自愿申请去前线的。”

“到了城陵矶,我们下船,他抱着孩子默不作声,亲了又亲,舍不得,眼睛都红了。”

母亲说着也红了眼睛,声音也哽咽了。

农历十月下旬的一天,亲戚来到我家,跟祖父母说前方来信,父亲所在的部队牺牲巨大,他和那位钟姓战友都负了伤,转移到了后方,现在长沙治疗。

他叫我伯父过去看看。

听到这个消息全家都很惊恐,母亲含着泪也要同去,长辈们把她劝住了,让伯父一个人去了长沙。

几天后伯父回来了,跟母亲说父亲伤得不重,只有手脚被枪击中,精神还很好,正在医院治疗,说父亲想叫母亲带着弟弟去看看。

父亲还活着,母亲很开心,可又担心他身负重伤。

母亲第二天就跟着伯父去了长沙。

她不知道,所有这一切,都是伯父编造的谎言。

母亲到了地方才知道,我的父亲没能从战场出来。

伯父回来要带我母亲和弟弟同去,是因为部队留守处办理抚恤手续必须要妻子儿女亲自到场。

担心母亲承受不了,只能骗了母亲。

母亲得知真相,瞬间如五雷轰顶,整个人都傻了。

伯父领着她办完了有关的手续,拿到了一次性抚恤及埋葬费800元,常年抚恤费每年360元。

不是一笔小钱了,是父亲的命换来的。

曾祖父母、祖父母知道真相后更是大哭不止,全家人不吃不喝地沉浸在悲伤里。

在那荒凉的乡间,在低矮的茅屋里,凄凉的哭泣声断断续续。这样的画面在我的童年记忆里持续了很久,我都不记得到什么时候才逐渐停止的。

伯父劝母亲说,这笔抚恤金不能瞎用掉了,应该买点田,以后也好生活。

母亲听了他的建议,却没想到这为以后留下了祸根。

父亲过世时我11岁,弟弟才6个月大,我们都对父亲没什么印象,对所谓的父爱缺失更是懵懂无知,但这却是母亲心底最深的痛处。

虽然是亲自跟着大伯办理的抚恤金,可她心里其实还抱着一丝希望。

母亲想,打那样大的仗,和部队失散了也是很有可能的,可能等仗打完了,自己的丈夫就回来了。

她也是这样安慰祖父母的。

父亲不在,母亲费尽心血地对我们好,想把缺失的父爱一并补回来。

虽然用父亲的抚恤金买了点田地,但要养活老小一大家子人,家里情况依旧不好。

年成好的时候,尚且可以吃饱饭,若遇上灾年,就得计算着过活,从秋末开始就每天只吃两顿饭。

我年纪小长身体,到晚上总闹着要吃饭,母亲都会留一小碗给我。

光吃米饭粮食是不够的,有时候就得混着蚕豆吃。蚕豆皮硬,我哭闹着不肯吃,母亲就把她碗里饭挑出来给我,自己只吃蚕豆。

营养不够,弟弟小时候没有奶吃,母亲就用一个小瓦罐装上米,放在灶肚里煨成稀饭给他吃。

但凡我们姐弟有个三病两痛,母亲都急得吃不下饭,抹着眼泪为我们找方子,替我们祈祷。

在母亲的精心照料下,我和弟弟也一点点长大了,身体也不比别人差。

印象里,母亲总是穿着一身黑色或白色或兰色的土布衣裤,上面打着补丁,不管春夏秋冬,总是天微明就起床,煮饭、扫地、绞把子、种菜、喂牲口。

不仅如此,还要管全家人的衣服浆洗、缝补、纺纱、绩麻等各种家务事。

她那一辈妇女都裹过小脚,不能下水田,在双抢季节就负责晒谷、车谷。

记忆中,母亲戴着一顶破斗笠,顶着烈日在晒谷场上穿梭,谷子晒干后再用风车吹干净。

母亲个子矮,一大撮箕谷端上风车很要力气,浑身衣服都被汗水浸透了。

随着我们一路长大,国家的命运也终于迎来了曙光。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日本宣布投降,全国都在庆祝,但母亲却失望了。

如今仗真的打完了,父亲没有回来。

母亲还是没有死心,她一直关注着国内形势的变化,为父亲的下落设想了各种可能性。

她想,会不会加入了共产党呢?

这一度成母亲活下去的信仰。

想到将来父亲要回来,母亲总想把我和弟弟收拾得干净漂亮。

小时候一到过春节,亲戚们会给个几角拜年钱,如果家里不是太艰难,母亲就会走上几十里路,给我们买几尺布缝件新衣服。

有时也用她自己纺的纱,染成红色,织成条纹布、格子布给我们穿。

母亲只会做便衣,为了把我们打扮得时髦些,就跑到十几里外的小镇上,到裁缝店里,用纸剪下衬衣样式,回来再自己比对着剪裁。

缝好后给弟弟穿身上,左看右看,高兴得笑眯眯的。

母亲小时候家里太穷,没接触过绣花一类的精细活,大伯母会绣花,给她自己孩子绣的一顶莲花瓣的帽子很好看,母亲特别羡慕。

她想请教大伯母,又怕她笑话,就自己不时地偷偷看一眼。

终于被她知道了,原来把绣好的莲花用米汤贴在碗盖上,干了后就是弯弯的莲花瓣样子。

母亲高兴地向祖母要了几个蛋,照着样子试做了顶帽子,真成了,往我头上一戴特别漂亮。

等我都60岁了,母亲跟我回忆起这段,脸上还能露出当年的喜悦。

我的母亲

母亲没有文化,一辈子最佩服有文化的人,对我们姐弟的学习抓得很紧。

她早上起得早,就把我们也一起叫醒,或读书,或做事,总之不准我们睡懒觉。

母亲虽然不识字,她她会听、会看,有自己的一套评判标准。

我早起读书,如果母亲听到声音不流利,就会走过来说我没有专心;写毛笔字时,她看墨迹清淡,也要说我敷衍,墨没有磨浓;打算盘时手指笨了,她就要说我没有认真不熟练。

弟弟有一次发懒,不肯去上学,别人说孩子小,休息一天也没事。但母亲坚持,硬是拿着竹竿子把弟弟强行“赶”去了学校。

在母亲的严格监督下,我和弟弟后来也算学业有成。

我成绩一直不错,一路往上读,解放后被保送去了武汉大学,毕业后成为了一名教育工作者。

弟弟小学毕业后进了技校,虽然书读得不多,但文化功底一直不错。

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她又失望了一回。

父亲还是没有回来,还是没有信。

此时母亲刚过不惑之年,却已经过早衰老,乌黑的头发开始花白,脸上刻上了皱纹,牙齿也开始松动了。

无论从内心还是外表上,记忆中母亲似乎从来没有过青春美好的时光。

解放后土改,因为当年拿父亲的抚恤金买了几亩田地,我家被划成了富农,母亲的行动开始受到管制。

当时镇压运动很厉害,我的一个堂祖父就被判成反革命,被枪毙了。

母亲胆小,怕要坐牢,不得已把父亲当年寄回来的遗物都烧掉了。

不过母亲也从来没有承认过那是遗物,她仍旧相信,父亲还活着,总有一天要回来的。

亏得母亲平时与人和善,邻里间谁家有个事情请帮忙,她从不推辞,还常帮人家缝缝补补,照顾小孩,自家不缺吃的时候,也会接济邻居一些,所以虽然被划了成份,母亲也并未受到大的批斗。

我一九五三年生下了第一个孩子,孩子未满3岁,我被保送进了大学。

为了支持我的学习和工作,母亲一直在乡下老家帮我带着大女儿,直到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在常德工作,才将母亲和孩子一起接来。

母亲和我在一起生活了十年,那时候我和丈夫工作都紧,长期出差在外,都是母亲帮我们带孩子。

煤、米、菜都是她一个人买回来,做饭、洗衣也都是她自己干。

那年代还没有自来水,我们住在街道宿舍,每天只买一担河水,省着用。

母亲到河边洗衣服,总是一头挑着衣服,一头挑着一小桶水回来,直到女儿长大些,才能帮着代劳。

被子、衣服都要布票,我们的衣服烂的多,好的少,母亲每天晚上身边就放着针线盘,坐在灯下缝缝补补,做鞋子、纳鞋底,把孩子们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

我和丈夫当时的工资也不多,平均一个人19块,吃穿用全靠母亲精打细算。

不过一家人聚在一起,总是一个家,母亲虽然还是操劳,精神状态确比以前好多了。

外面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因为母亲富农的身份,我们两次搬家,被迫迁出机关大院。

到“文革”,母亲不得不再次独自迁回老家,我连送送她也不可以。

母亲就一个人带着简单的行李离开了。

环境如此艰难,母亲也活得有信心,她依旧想着父亲没死。

她想,也许去了台湾呢?

母亲回去只好暂住在舅父家,之前的房子在生产队使用了。

舅父是贫农,村里人对我母亲也是知根知底的,大家都没有为难我母亲。

后来按照政策,生产队空出了一间房,母亲便搬回了自己的老家。

母亲那时已经年过六旬,无法参加农事劳动,就由我们姐弟凑钱给她买口粮、买柴炭。

母亲还是一如既往,除了忙自己的事,也常帮邻居看孩子、缝衣、绩麻、纺纱。

母亲离开后不久,我也随着干部下放大潮去了另一个大山区,我的大女儿还不到16岁,也随着知青下乡了,丈夫则下放到了一个工厂。

一家人就这样分散在各处。

三年后我回城,也被分去了丈夫的工厂,我们便就此在那边安了家。

我心里惦记着母亲,但当时的政治环境还很紧张,我又是刚下放到一个新单位,处处要低人一等,也不敢请假,只能让女儿带着两瓶油去看望母亲。

终于第二年初夏,我到益阳出差,借着机会回了一趟老家。

母亲一直有一个习惯,喜欢站在门外,望着我出门。

我回去时正是耕种季节,田里人不少,但当我出现在那条归家的田间路上时,母亲还是一眼就看到了我,连忙迎了上来。

我也老远就望见她那瘦小的身影,走到近前,两个人满眼的眼泪,一时不知道说什么。

母亲的门牙掉了,显得更加憔悴、苍老。

母亲住的一间屋子,前半部分是床铺,后半部分做饭,几样简单的炊具、碗筷,放在一个木包装箱里。

她在院子里自己种了些菜,水是去池塘里挑,如果有个三病两痛的,就只能自己熬着。

东头的六嫂见我回来母亲没有菜,特意用小桶提了一小坨腊肉悄悄送来。还有义嫂、西头的生产队长一家、厚嫂、高叔,都对我母亲很是照顾,我很感激他们。

我陪着母亲睡了两晚,又匆匆离开了。

母亲一个人在老家住了三年多,因为我弟弟和弟媳工作忙,几个小孩无人照看,弟媳边冒着政治风险,跟干部说好话,终于把母亲接去了他们在株洲的家,一住就是二十四年。

我(中)和弟弟一家

八十年代两岸通信,一年冬天,两个去台湾的表妹回大陆来探望我母亲。

她们的父亲,就是我的姑父刘璠,姑母病逝后,两个表妹都是我母亲照顾的,一直到解放前期,她们才跟着父亲去了台湾。

这么多年,两姐妹一直不曾忘记母亲的养育之情。

看着两个表妹,母亲叹息着对我说:“原以为你父亲到台湾去了,现在去台湾的人都能回来了,看来你父亲没有生还的可能了。如果他人还在世,也才80岁,一定会回来的。”

母亲这次真的绝望了,盼了几十年的丈夫是真的牺牲了呀。

我和弟弟一生没有享受过父爱,甚至不知道父亲是何模样。

是母亲的思念感染着我们,我心底深处也总藏着一种对父亲无以名状的思念。

渐渐地,母亲的期盼也成了我的期盼,我也开始幻想,也许有那么一天,父亲真的能回来我们身边。

最终也不过是一起失望了。

甚至连父亲的骸骨埋在哪里都不知道,我感到好茫然。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和母亲同去四川找丈夫的老乡,她的丈夫叫钟铭,和我父亲都是53师318团3营的战友。

我们两家一直还有联系。

钟铭的妻子是个文化人,保存了很多材料,在一九八五年,就给钟铭申报了抗日烈士。

我和弟弟也想给父亲申烈。

母亲苦了一辈子,如果能申烈成功,也是个安慰。

但一去问,申烈需要很多原始材料记录,找起来很麻烦,我们都没有精力和时间弄。

另外,也确实不知道从哪儿下手,这事就算了。

钟铭有个孙子一直致力于研究当年祖辈的战斗经历,他将53师参加小南翔战场的那一段搜集整理出来。

我们也才得知,父亲是怎么牺牲的。

一九三七年农历九月下旬,国民革命军53师奉命调往上海前线,参加淞沪会战。

父亲周载云,时任第53师318团3营机枪连连长,正是三十而立之年。

部队从重庆出发,沿长江而下,途径湖南城陵矶,父亲把母亲送下了船,他自己随着队伍,于10月6日抵达南京。

两日后,53师分批到达江苏句容驻守待命,十日后,第三战区司令部发布第五号令,决定正式举行蕰藻浜两岸大规模反击战,53师遂奉行紧急调往淞沪战场。

午后父亲所在的队伍便乘着火车抵达昆山,随后紧急进入老人桥、新泾桥、小南翔一线。

10月21日,晚上7时,以善野战的桂军四个师为主,在蕴藻浜沿岸陈家行、顿悟寺一线,同时左翼集团军在广福南北一线,集中所有炮火对日军发起大规模反击。

53师被分配到大场和小南翔之间的走马塘一线。

53师当年在小南翔的防守阵地图

22日,日军对桂军阵地进行大规模进攻,多处阵地被攻破。总司令陈诚为稳重起见,令53师在新泾桥、唐家桥布防。

次日下午,桂军四个师病例损失五分之三以上,被迫撤出战场,由第53师、32师、14师等部接替。

第十六军军长李韫珩,亲自带领53师在杨家宅、陆家桥、孟家宅、战头桥、蕴藻浜南岸一线顽强抵抗日军。

24日到25日,53师在小南翔正面与敌人激战,我父亲所在的部队扼守新泾桥和仙师庙阵地,击毙敌人1300余人。

自10月中下旬以来,20多天时间里,中国部队以车轮战的方式,投入了约25个师的兵力,与日军进行了规模空前的阵地反击战,平均每天阵亡5000人,消耗极为惊人。

26日,大场失守,主力部队开始大规模撤往苏州河南岸,53师与其他几个师担任掩护任务,阻击日军,遭遇日军二路夹击,父亲所在的营在仙师庙夜袭敌营,营长周庭芝不幸中弹身亡。

激烈的战斗还在持续转移。

10月30日,上午,日军加强了对53师正面阵地的进攻,被其多次击溃。下午4时,日军继续出动30辆战车掩护步兵,全线进攻53师阵地,战斗进入白热化。

入夜,53师派兵一部向谢家宅、张仙庙突袭,未果。

我父亲率部设防于小南翔,多次击溃敌人进攻,然而最终未能抵住敌人的炮火。

父亲于1937年10月30日,牺牲于小南翔张仙庙一带,时年30岁。

我一生没享受过父爱,不知父亲为何模样。但血浓于水,我和母亲一样,心底缠着对父亲深深的思念。

一次次的期盼,一次次的幻想,一次次的失望,我好茫然。

好在,青山处处埋忠骨,父亲,安息吧。

我只能这样安慰自己。

一九九六年冬,母亲感冒不适,此后便一病不起。

春节前我去看她,母亲精神还可以,只是不敢下地走路。我扶她去阳台晒太阳,帮她把头发剪短了,她笑着说:“这就舒服多了。”

那几天里母亲的病情好了许多,我也就回去了,听弟弟说,春节时母亲还起来和全家一起吃了团圆饭。

年后,母亲的病情又加重了。

农历三月中,我带着二女儿去看她,她已经有些迷糊,但还知道嘱咐我保重身体。接着两天似乎又好了些,能吃下小半碗麦片了。

三月十五日是我弟弟60岁的生日,我们把母亲扶起来坐在床上,所有人围在她身边照了张相,这也成了母亲最后的留影。

母亲在清醒时曾对我说,梦里看见我的外公外婆还有祖父母了,但不知道他们在的是什么地方。

停一会儿,她又对我说:“我现在好多了,不会死了。”

我安慰她会慢慢好起来的,帮她换了内衣才让她睡下。

第四天晚上母亲仍是昏昏沉沉的,我帮她盖上被子她又掀开,嘴里哼哼唧唧说着“我要回去”。

自那以后再没清醒过。

农历三月十八日,上午母亲只喂下了几勺开水,尿也失禁了,我和弟媳不时地给她换尿布,再然后大便也失禁了。

下午5点钟,丈夫、弟弟、弟媳和我,四个人在客厅里开始商量起母亲的后事。

弟弟再走进房间,母亲已经无声无息地离世了。

弟弟拿着我们和母亲的全家福

母亲不识字,而我工作到中学校长,母亲很羡慕有文化的人。

母亲生前曾对我说,希望我写一篇文章来记录她辛酸的一生。她临终前两天,我答应了。

没想到几次提笔都没法完成,一晃十几年过去,我也老了,担心一旦痴呆失忆或者撒手人寰,没完成对母亲的承诺,到九泉之下无颜对母亲。

二零零三年,我开始断断续续动笔,我是周家最年长的,我含着眼泪将母亲的一生,家庭的情况记录下来给后人阅读。

只希望他们懂得祖辈如何生活过来,从中得到激励。

提笔才后悔,母亲生前没有好好跟她交谈,很多事情不了解,特别是心里的酸甜苦辣领会得不多。

写出的,也只是对母亲和父亲的无限思念。

也就在这一年,我弟弟的孩子,我的大侄子周迎伟,开始做一件我们这辈人想做而没能做成的事——

申烈。

迎伟当时拿到一本族谱,见上面有我父亲的一页,写着:

“学丙,字载云,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毕业,民国二十六年丁丑十月上海淞沪战役阵亡,子一,女一。”

他是第一次看到关于祖父这么正式的记录,突然有点好奇,在家里把族谱翻了三天三夜,还有一本黄埔同学录。

迎伟这孩子脑子活络,开始想,祖父是淞沪战役阵亡,那应该是抗战烈士。

也许申烈这个事情,可以办一下。

他拿着族谱还有黄埔同学录开始到处跑,跑长沙,跑图书馆,跑统战部,还有其他一些关联单位。

他也不知道从何入手,一处处找人出主意,这个事情到底该怎么办。

我和弟弟知道后都劝他别搞了,花时间花精力,还要花好多钱。当时的挂号信还挺贵的,寄出去邮到也要八九天,很漫长的。

但迎伟不听,说自己反正下岗了,有充足时间,一定可以找到需要的材料的。

抚恤金什么的已经无所谓了,但这是一个家族荣誉的事情,他说自己一辈子也没太多能耐,就想帮长辈把这个事情做成。

迎伟根据各处的需求开始到处找材料,给各个地方写挂号信。

重庆、台湾、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广州黄埔军校,都写过,但都没有找到需要的材料。

后来淞沪纪念馆的副馆长还真给他回信了,要他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再去问问。

功夫不负有心人,二史馆那边果然找到了。正好单位有个同事出差过去,就帮他把这个档案调过来了。

名册上详细书写着:“队号:53师318团3营机枪连;职位:上尉连长晋少校;姓名:周载云;籍贯:益阳;死亡地址:上海抗日阵亡;遗族姓名:祖父母、父母,妻段丽辉,子巴生”。

此次,迎伟还翻拍到一张父亲在黄埔军校就读期间的学员照片。

此前,不仅是他,连我们姐弟都不知道父亲长什么样子。

我那永远年轻的父亲

接着就是按程序申报,他亲自去跑了一些部门,一点点地去走这个流程。

迎伟耳朵还不好,以前工作留下来的伤,不戴助听器根本听不清别人讲话。

他办这件事不容易,到人家办公室,都是拿笔写在纸上跟他们交流。

人家办公室领导也是看他心诚,材料也都齐了。最后,竟然申报成功了。

果然应了那句话,有志者事竟成。

那是二零零四年三月份,民政局、武装部领导带了一队人,敲锣打鼓把烈士证送到弟弟家。

当地的各大媒体也跟踪报道了。

有烈士后人看到报道后,特别来取经,根据迎伟经办的流程,不久也申烈成功。

弟弟弟媳好高兴,我也高兴,迎伟为我们这个家族做了大贡献,我们都感激他。

唯一的遗憾就是我母亲不在了,没等到这一份荣誉。

母亲如果在世,她一定会欣喜的长吁一口气,她虽然不懂得什么是民族矛盾,但她认准一个理:

“你父亲是打日本鬼子死的,是正事,没有错。”

这话母亲生前多次说过。

后来二侄清伟从美国回来,在他们祖母的墓碑上刻上祖父的名字,还嵌上了照片。

夫妻俩生死分别六十几年,也算天国相聚了。

今天,9月30日,是第十个烈士纪念日。

全国各地都有隆重的纪念活动,周载云烈士也将魂归故里,湖南益阳政府将会前往敬献花篮。

哪怕只有短短的几个小时,也会有人记得抗日烈士周载云,后人以此为傲。

但我想,人们不会记得周载云烈士有一位妻子,叫段丽辉。

丈夫牺牲时,27岁的她,含辛茹苦养育儿女,侍奉老人,操持家务和农事。

段丽辉生前曾和女儿说过:“我为什么专守周家,主要是想着你父亲,舍不得你们姐弟。我如果要带你们走,你祖父母不会同意,再说带到别人家,人家要是不喜欢,我会痛悔一生。”

这不仅是段丽辉的心声,也是无数烈士遗孀共同的心声。

她们一天天煎熬着、想念着、期盼着,活得如一层薄薄的灰尘,被岁月轻轻一吹就散了。

如果没有讲述,没人知道她们来过,没人理解她们的艰难困苦,以及她们的伟大付出。

这是我记录下这些故事的原因。

编辑:佳汇 霞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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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战争近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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