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天后我醒了,也成为了长津湖战役250高地唯一幸存者

真实战争近代史 2023-10-26 22:57:12

悬崖下的美军三面合围过来。

两枚手榴弹在身边炸响,我的身体顿时被掀上了空中,又重重地摔在了雪地上。

猛烈的撞击过后,我一下子清醒过来,只觉得胸闷口渴,右眼里则是一片腥红的血幕。

没死。

突然,一块肉乎乎的东西滑落到嘴边,饥饿难耐的我本能地吞了下去。

那是我自己的眼球。

三天未进粮食,一颗眼球才让我感觉有了些许力气。

美军越来越近,他们企图抓活的。

不行,死也不能做俘虏。我吃力地爬到悬崖边,刚想翻身滚下去,一名赶来的美军当即朝我腹部刺了一刀。

我一闭眼,翻身滚下了一侧的山沟。山沟的积雪一米多深,落在上面感觉像跌在厚厚的棉被上。

这里正是上阵地时的来路,爬下去就是后方,我脑子里死死锁住这个意识,往下爬去。

然后,就昏死过去。

等我醒来时,已是93天之后。

我昏迷前的记忆是那积雪很深的山沟,但现在却半点不觉得冷。

我这是在哪儿,难道我被俘了吗,我的枪呢,我们的阵地呢?

我一边想,一边下意识地想摸枪,可双手都不听使唤了,想站起来,却又感觉不到腿的存在。

这时,我听到了一个年轻姑娘带着哭腔的喊声:“朱彦夫活过来了,朱彦夫活过来了。”

不一会儿,一个人称马政委的男人来到我身边,连声说道:“奇迹!这是一个奇迹!朱彦夫是一名钢铁战士!”

我和大夫在交谈

等我完全清醒过来,我才知道,这里是东北军区最好的医院——长春第三军医大学附属医院。

原来那天夜里,我在山沟积雪里竟然爬出了1000多米才昏迷,后来被两名团侦察员发现,将我抬下了阵地,送往后方医院。

当时,我头部中弹,脑浆外流,左眼干瘪,腹部有一个口子,肠子凝结在贴身衬衣上,双手和双脚已经完全冻麻木。

只有时强时弱的呼吸,还表明我是一个活人。

医院调派了医术最高的医生,和护理水平最高的护士组成了一个医疗组,千方百计抢救我。

昏迷中,我先后经过了颅脑取弹,面颊植皮,腹内排异,眼部摘取弹片,以及四肢反复截取等47次的手术……

大概半个月后,双眼绷带拿掉了,我才搞清了自己的伤情:

左眼完全失明,右眼的视力仅有0.3,两只胳膊从手腕以上切掉,小腿也从膝盖下7厘米处截去,身高只剩下了1米32,体内还有7块无法取出的弹片。

我顿时万念俱灰,当时我还不到18岁啊。

不管护士姐姐怎么好言好语劝我,我一心只想寻死。撒谎要来安眠药,可刚攒了五六片就被发现了。

护士姐姐当即决定,所有的药必须当着她的面吃下去,多余的药半片也不给我了。

无奈,我只好将“自杀的希望”寄托在了伤情稳定之后。

几个月之后,可以挪动残缺的身体了,我开始寻思:怎么个死法呢?

见病床紧邻窗户,而窗户和病床之间有一张桌子,我决定跳窗。

一天,趁同病房的战友在打瞌睡,我悄悄滚下床挪到了桌子前,再用半截的双臂扳起桌角,伤口挣裂了,桌子鲜血淋漓。

当我正要往窗外翻滚之际,病友大喊一声跳了过来,一把扯住了我的衣领。护士姐姐闻声跑进来,将我抱回了病床上。

护士姐姐流着泪说,你一口一个姐姐叫我,你执意这样,你对不起我这个姐姐啊?

我也哭了。

半个多月后,趁病房无人,我又翻下床朝桌子爬去。可我刚爬上桌子,正要用牙要开窗户插销时,又被发现了。

这一次,护士姐姐又气又急,将我抱回病床,又喊来了医院的马政委。

马政委火冒三丈:你的命是我们用几个月时间抢回来的,你有什么资格自己了断。自杀,往深处说,是对国家、亲人的背叛,也是最懦弱、无能的表现!

发完了火,马政委又好言相劝,说我是为国家献出了自己的肢体,这种牺牲是有价值的。应当有信心,顽强地活下去。

我红着脸说:“我现在肉轱辘一个,对国家,对亲人都是一个累赘。”

马政委一听,又劈头盖脸大骂起来:朱彦夫呀朱彦夫,你没良心。为抢救你,你知道输了多少血吗?你还算个党员吗?你可是举起拳头宣过誓的人。

我马上举起了右手的残臂,哆嗦着嘴唇说:“马政委,我还哪来的什么拳头了啊?”

马政委一把抱住我,泪流满面,说我还不知道你没有拳头吗?你没有拳头,不是还有心嘛!你这样了断,你对得起牺牲的战友吗?”

靠在马政委的怀里,我嚎啕大哭起来。指导员在长津湖畔交给我的任务,我还没有完成呢。

完不成,我哪有资格死!

我到长津湖,是1950年12月初。

3日凌晨,突然接到战斗命令:去一个叫下碣隅里的地方,下碣隅里具体在什么位置,不用说我,就是连长和指导员也并不清楚。

当时我是志愿军26军77师230团1营2连的一个班长。好在有团里的参谋带路,我们只管跟着走。

零下几十度,部队在齐膝深的积雪中艰难行进,一路上不断遇见前线下来的担架队,说前面的20军和27军打得十分惨烈,好多部队已经失去了战斗力。

我14岁参军,15岁入党,16岁当班长,跟随部队打过不少的恶仗,但美军到底是什么样并不清楚。

前两天,部队还是夜行晓宿,可到了12月4日后半夜,突然命令下来:昼夜不停急行军。

5日早晨,部队刚经过新兴里不久,上百架美军飞机飞临上空,成波次地开始了扫射与轰炸。

我们行进的道路西边是冰封的长津湖,东面是悬崖峭壁,除了就地卧倒根本无处藏身。

我瞅准敌机投弹的间隙,将班里的战士带到了一个炸弹坑里隐蔽。

几个小时的轰炸中,眼睁睁看着熟悉战友被活活炸死。这时我才明白,美国佬真的不是什么纸老虎。

敌机刚飞走,连长和指导员就爬起来,招呼我们继续行军。一天一夜的急行军,到12月6日凌晨,我们到达了250高地。

这时,我们才明确了具体任务——在此阻击逃跑的美军陆战1师。

我在村里开会讲话

爬上250高地后,我的第一感觉是饿了,全连已经断粮两天,路上捡的美军罐头也早已经吃光。

战士们肚子里空空的,怎么去守阵地呢。

这时,通讯员跑了过来,说连里命令打开棉被吃棉花。许多人不知道战场上的纪律,掏棉花吃也是需要命令。

一听说吃棉花,战士们都愣住了,即便是再困难的抗战时期,部队也没吃过棉花啊。

可这是朝鲜战场上,不用说是吃棉花,就是下火海也得服从。

只是干棉花絮絮粘粘,粘在嗓子里,刺得喉头痛痒难止,恶心得让人难以下咽。

一旁的“杜鲁门”急得抓起把雪,不由分说就塞进了我嘴里。有这把雪连压带冲,第一口棉花总算咽下去了。

可这个“杜鲁门”不是美国总统,而是战士杜玉民的外号。

由于名、姓与美国总统杜鲁门谐音相似,所以大伙都喊他是杜鲁门。他也不恼,还说要真是美国总统就好了,他一声令下,这场战争就甭打了。

杜玉民也是山东人,算是我的老乡。他个子挺高,但瘦瘦弱弱的,像个大个儿书生,平日里诙谐幽默,打起仗来却凶猛顽强。

看着吃着棉花的杜玉民,大伙都被逗乐了。

他让棉花噎得脖子一梗一梗地,像是个打不出鸣的公鸡,可那话还是硬从缝隙中往外钻个不停:

“这东西比牛肉干还扛消化,弄上点,三天甭吃饭了!”

我干脆拔出刺刀挑出了一块棉花,又抓起了一把雪将棉花硬吞了下去:“棉花就白糖,越嚼越香。”

这时,指导员走了过来,激励一时迟疑的战士们:“向你们班长学习,吞几口棉花好有劲,打退了敌人我们就有吃的了。”

指导员转身将我叫到了一边:“你们班守卫主阵地,担子不轻啊!”

我只答了一句话:“人在阵地在。”

指导员郑重地拍了拍我的肩膀,没有说话,又朝附近的阵地走去。

坚守到后半夜,毗邻长津江的250高地竟下起了大雾来。

这时,我们前方76师防守的一个山包突然响起了密集的枪声,原来敌人借着浓雾掩护成功偷袭,接着又故技重施,企图再次偷袭250高地,岂不知,我们早已有了准备。

因为大雾天气,美军的夜航机和远程榴弹炮失去了作用,单凭步兵攻击只能白白送死。

战斗到上午9点,我们连伤亡不大,我带领的主阵地上的班更是一枪未放。直到太阳出来,我才依稀看清了附近的地形。

如果天气持续大雾,没有飞机和榴弹炮强有力的支援,敌人单凭步兵根本无法拿下250高地,而若拿不下250高地,陆战1师将寸步难行,灭顶之灾就在眼前。

可上天却眷顾了不顾一切逃跑的陆战1师。

上午10点,细雨般的大雾开始变得稀疏起来,已经盘旋在天空多时的敌机随即开始了低空俯冲,2个小时的轰炸后,又是刮风一般的榴弹炮,将250高地打成了一座活火山。

真正的生死考验来到了。

战斗持续到下午,美军始终没能拿下250高地,但我们2连的前沿阵地全部丢失,连长被炮弹炸得不见了人影,除了身负重伤的指导员,其他的班排长和战士也无一生还。

我参军第二年火线入党,还当上了战斗班长,这全靠指导员一手培养,他是我的战友和恩人啊,我说什么也得把指导员背下来。

趁着炮火停息的间隙,我爬到前沿阵地,终于找到了身材高大的指导员。

他侧卧在沟底,左腿蜷缩在身下,右腿直愣愣地平伸着,从大腿根部涌出的鲜血已将整条腿染红。

胸部的军衣已被撕烂,血像是快流干了,外翻着的伤口上是一块块几近凝固的血块。

我赶紧将指导员背到了主阵地的反斜面隐蔽处。

见到我来,指导员已经散乱的眼神里重又聚起了光亮,嘴角在颤动着,但一直没能发出声音。

我一边焦灼地喊他,一边扶住他的肩头,用力把他扶起来,慢慢靠到壕沿上。

指导员的呼吸稍稍流畅了一些,开始大口大口地喘出粗气,呵出的阵阵热气很快又在他胡子眉毛上结成霜花。

眼看指导员快不行了。我强忍着涌到眼眶里的泪水,握住指导员的手。他的手,已像冰一样冷硬了。

指导员挺起最后的精神,断断续续地叮嘱我说:

“打仗就会有牺牲,我们连打光了算不了什么。你若活下来,要把战士们的壮举照实记录成文,传给后人,这比牺牲更有价值,那么我闭上眼睛,也不枉一死。”

指导员是苏北人,曾经是一名中学教员。因为看透了国民党的腐败和无能,毅然投笔从戎,加入了栗裕将军的队伍。

我完全没想到,指导员临终前会嘱咐我这样一件事。

战斗还没有结束,最后有没有人能活着都很难说,即使活下来,可我们会武不会文,再说,这种生死关头,谁还顾及这些事情呢?

眼见指导员已经快不行了,我怎么忍心违背他的命令呢。

我流着眼泪答应了,接着又问指导员还有什么要交待的,可他已经闭上了眼睛。

送走了指导员,我似乎已经不知道该怎么悲伤了

阵地上到处弥漫着血腥气和烧焦皮肉的焦煳味。

被炸得翻了几番的山头早没了原先的模样,厚厚的冰雪早被炙烤得无影无踪,焦黑的土地上,到处是未燃尽的火、硕大的坑,到处是被炸碎的冻土、石块、枪支、衣物、肢体……

原本就灰蒙蒙的天空,被滚滚浓烟遮蔽成了一张巨大的黑幕。

没有办法,我只能把指导员的遗体放进黑洞洞的弹坑里,堆上积雪碎土,就算是“革命烈士陵墓”了。

一堆黄土掩忠魂。我多么盼着洁白的雪花能再厚厚地铺下来啊!这是他们仅有的棺椁了。

刚安顿好指导员的遗体后,美军的步兵就开始了新一轮攻击。

杀到最后,我只剩下了愤怒。

此时,我们班还有7个人,杜玉民、万中祥、徐风明各自带领一名战士守住成扇面的三个点,我在高地的主峰上瞭望机动。

与美军枪对枪,刀对刀,我和战士们半点不怵,等居高临下打退了美军的再次攻击,已是黄昏时分。

此时,美军索性停止了步兵攻击,将下碣隅里方向的榴弹炮全部调了过来,炸得250高地如同白昼。

成排的炮弹划破灰蒙蒙的天空,劈头盖脸地飞进阵地。孤注一掷的敌人,这次好像再也不允许这片高地上再有任何活人存在。

等炮声停止,整个250阵地安静地只剩火烧的噼里啪啦声。杀声停了,嘶吼声停了。

只剩下了我一个人......

这片被炮弹一遍遍耕翻过的土地就这样成了他们永远安息的坟墓。

整整一个白天,陆战1师的1个营止步250高地不前,这让他们十分纳闷,一个不到100平米山头至多可以隐蔽一个连,而其抵抗力却远远超过了一个营。

于是天黑之前,调动所有的兵力实施割裂战术,三面同时发起了攻击,并让会中国话的南朝鲜士兵喊话:“中国的兄弟们,投降吧!”

去你妈的!让老子投降,休想!

眼看美军要实施割裂战术,我四处搜集阵地上的弹药,并将三挺轻机枪分别架在不同的方位,每个射击点都撂下几个压满子弹的弹夹和几枚手榴弹,然后,只等敌人喊话结束发起攻击。

这是我能做的最后的事情了——人在阵地在!

我知道,一个人想保住这块阵地,是不可能的。

但我每守一分钟,就能多拖这群鬼子一分钟,消灭不了他们,我就往死耗他们。

因250高地一面是悬崖,所以美军夜间的第一次攻击成西北东南的扇形,而这恰好正是三挺机枪的扫射界面。

我没有顺序地打了这边打那边,这让一时摸不准火力和人员配置情况的敌人又停止了进攻。

美军的攻击一停下来,我一头扎进了半米深的积雪里,好让自己头脑清醒下来。

突然,我一个机灵爬了起来,经验告诉我,敌人接下来的主攻方向将是背面的悬崖。

果然不出所料,片刻过后,美军便开始了攀爬悬崖实施更加隐蔽而凶狠的侧击。

我卧伏在临近悬崖的那挺机枪后面,并调转好机枪的射界面,屏息静气地等着美军靠近。

眼见躲躲闪闪的美军摸到了离我只有30米的距离,我猛然开火,直至打完了剩下的弹夹。

还没等惊恐慌乱的敌人做出反应,我撂下机枪,又迅速扔出了早已准备好的手榴弹。

等攀爬悬崖上来的美军雨点般的子弹狂射了过来,我已经跑到了第二挺机枪的位置,随即调整枪口又是一阵猛扫。随后,第三挺机枪也炒豆般地怒吼起来。

我虽然声东击西,打退了攀爬悬崖上来的美军,但正面靠上来的美军却摸清了是一个人在打三个火力点,于是蜂拥而上,毫无顾忌地三面合围过来。

打完了子弹后,我快速换上弹夹,可枪托刚刚顶到肩窝正要勾机时,一枚手榴弹落在了眼前。

我抓起嗤嗤冒烟的手榴弹扔了回去,提起机枪一个翻滚还没等起身,就听见一阵巨响。

我的眼前闪过一道火光,在火光中我被撕裂了,身子飞了起来,一阵轻飘飘的恍惚骤然而至,又重重地落下,我再也没有任何感觉了……

但我却没有死。

老年的我在写字

猛烈的撞击过后,我一下子清醒过来,躺在那里的只觉得胸闷口渴,四肢尚有知觉,右眼里则是一片腥红的血幕。

肚里像是升腾起一把熊熊灼烧的大火,水呢?水在哪里?黑暗中我茫然四顾,不知所措。

但奇怪的是,真能想什么来什么!一股液体从我头顶流了下来。我迅速张开嘴,冰冰凉凉的,几口咽下去,剧痛大缓。

“水流”慢慢变得纤细起来,居然还稠稠的,咸咸的,黏糊糊的,还有一股腥味。

混沌之中,我下意识地扬起双手去触摸眼睛,但毫无知觉的十指,根本摸不出双眼是睁是合。幸而两臂还有一些知觉,我用两臂来回搓揉眼睛,想看清点眼前。

搓着搓着,突然觉得左眼下方荡下一个黏糊糊的东西,随即越拉越长,竟荡向了自己的嘴边。

肚子里火烧火燎的我,想也没想,张口就把那东西舔进了嘴里,滑腻腻地 “哧溜”一声就落进了肚里。

恢复意识后才明白,我喝的是自己的血,吞的是自己的左眼球。

这就是我昏死前的记忆。

医院马政委的话,让我彻底放弃了寻死的念头。我还有最后的任务没有完成,我不能死,得活下去。

活下去这句话好说,可失去四肢的我做起来困难重重。

我首先必须学会自立。我先要学会自己吃饭,我用双臂夹勺子,用嘴叼勺子,上百次的练习后,终于可以凭臂碴夹紧勺子,自己能吃饭了。

我向护士姐姐说了一个目标——用两个月的时间站起来,自己走路!

上千遍反复训练,我学会了自己安装假肢,然后开始学习走路,从一步,一米,再到十步十几米,伤口结痂了再破,破了再结痂,两个月后,我终于可以自己走路了。

我在自己穿戴假肢

到了1952年的春天,我除了穿衣服和大小便,吃饭、喝水和走路已经完全可以自立了。部队病房紧张,只好将我送回了山东军区泰安荣军医院。

临走的时候,医院马政委特地来送我,说:“朱彦夫,我只有一句话送给你,你我都是举过拳头的人!”

护士姐姐更是舍不得我,一直将我送到了火车站的月台上。我多想去拥抱一下护士姐姐啊,没有她我可能早就去和牺牲战友作伴了。

多少年都过去了,我至今记得这位护士姐姐,大大的眼睛,脸上有一对酒窝,还有长长的辫子。

这一年的五四青年节前,泰安荣军医院的院长找到我,让我去一所中学做报告。这次报告,让我在泰安出名了。

我作报告从来不只讲大道理,我讲长津湖战役的天气和没有东西吃,讲美国佬飞机大炮的凶狠,讲连长和指导员以及战友是怎么牺牲的,讲真实的战争有多残酷。

这样的生活过了几年后,我又烦躁起来,除了报告会,我只是个累赘,除了等死还能干嘛呢?

我想起了自己的老家——山东省沂源县的张家庄,那里有我多病的老妈。

我申请回家。

荣军院长知道我的老家特别穷,不允许我回去。我只好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我回老家,不光是陪我老妈,是想看看能不能帮乡亲们拿下那些穷山头。

老八路出身的荣军院长,这才理解了我的心思。

我的老家处在深山里,街道上除了石阶还是石阶,送行的工作人员,只好将我背到了自己的院子里。

看着只有一米几的我,老妈半点思想准备也没有,好半天还是不相信:“彦夫,这是你吗?”

我张开一双断臂说:“娘,我是彦夫啊。”

可老妈却没有抱我,含着眼泪说:“你这个样子回家干什么啊?”

我说:“儿想娘了,回来尽孝啊!”

老妈道:“娘身板不好,也活不了几年了,娘怕养活不了你啊,你还是回荣军院吧!”

为了逼我回荣军院,老妈除了给我送点吃的,竟狠心不和我住在一个房屋里,也不和我朝面说话。

我欲哭无泪,我深知老妈的苦衷,她压根不是嫌弃我,她是担心养不活我。

这样在家呆了几天后,我心里生出个念头。

一天傍晚,我挪到老妈房间的窗下说:“娘,荣军院里来车接我了,我走了,你把门锁上吧!”

老妈信以为真,蹒跚地走进我住的小房子里,划着火柴照了照炕上没有人,然后锁上了房门,喃喃自语地说:“老天爷 保佑俺儿活得好好的。”

岂不知,我偷偷躲进了小屋一个破筐里。听到老妈锁上了房门后,我这才又爬回了土炕上。

从此,10几斤生地瓜干,一桶井水,伴我度过了半个多月。

最后地瓜干吃没了,井水也喝干了,又饿又渴的我晕倒在了房门边,等待饿死。

也许是我命不该绝吧。

两天后,家乡下了一场暴雨,时任沂源县民政局局长的武宪德,突然想起了我,担心我家住的房子漏雨,于是第二天就从县城来看我。

也多亏了这场大雨,雨水从漏风的门里刮进来,我拄着拐杖来到门口,贴在地面上喝了几口雨水,这才没有死去。

武宪德局长突然到访,听我妈说我早就回泰安荣军院了。武局长立即意识到出事了,急忙撞开了我的小房门,只见我已经昏迷在房门后的一滩渗进的雨水里。

老妈当场瘫在地上哭了起来,说自己这是作孽啊,对不住我,更对不住我死去多年的父亲。

武宪德局长和工作人员,立即将我送到了县城,一番抢救后,这才保住了我的命。

出院回家后,老妈再也不撵我回荣军院了,说死活我们娘俩都在一起。

我下决心说,下来第一件事就是学习做饭,好好孝敬老妈。老妈半开玩笑说,等我有了媳妇再孝敬她也不迟。

我给老妈打气说,等着吧,我一定娶个媳妇回家。

这话把老妈乐得眼泪都出来了,说我能娶上个媳妇,那得是多大的造化啊,那感情是祖坟上冒青烟了。

其实,我就是那么一说,管它能不能娶上媳妇,只要老妈能高兴就好。

可这一天,竟不知不觉地来了。

我跟妻子陈希永和女儿的合影

一天,武宪德局长突然又来到我家,这次他没有带工作人员,而是带来一个漂亮的姑娘。

她叫陈希永,是武宪德局长妻子的侄女。

我用仅有0.3视力的右眼盯着除了口音之外,其它各方面都像护士姐姐的陈希永,一时间仿佛回到了长春的部队医院。

事后我才了解到,原来武宪德局长那次救我回去后,与家人说起了我的事,来探亲的陈希永听得泪水涟涟。

听完我的事情后,陈希永就跟姑父局长说,能不能带她来看看我。起初,武宪德局长还以为侄女只是崇拜志愿军战斗英雄,没往深处想就答应了。

见面后,十分单纯的她竟有了照顾我的想法。

武宪德局长也是一位老革命,对牺牲的烈士亲属和残废军人十分地关心。但婚姻大事,他多少有些犹豫,让她回去征求父母的意见。

父母当然也不同意,但陈希永告诉家人,朱彦夫虽然是功臣英雄,可太可怜了,看了心里难过,不图他啥,就是想照顾他,让他过得好一点。

第三次来到我家时,武宪德局长单刀直入地说,这一次是来提亲说媒。

一听是局长为提亲而来,我和老妈先是目光一亮,可马上又暗了下来。老妈既高兴又顾虑,说:“闺女是好闺女,可嫁给我没手没腿的儿子,以后可怎么过日子啊。”

我则一口拒绝了,说:“武局长,俺是个废人,结了婚只能连累人家。”

见我态度坚决,武宪德局长只好打道回府,将情况如实告诉了侄女。

几天后,陈希永竟独自一人来到我家,一进家门叫了一声我老妈,就一边搀扶着我一边和我聊天。

也许是修来的缘分吧,我们两个人很谈得来,天南海北,往往是我说一句,她能说上十句。

接下来的日子里,陈希永只要有时间就会来看我,有时候天晚了,就和我老妈睡在一个炕上住上一夜。

一段时间的接触后,我渐渐喜欢上了陈希永,可怎么也打消不了心中那种深深的自卑。

陈希永是铁了心跟我过,什么困难都阻止不了她。1955年的冬天,我们结婚了。这一年我22岁,陈希永21岁。

妻子希永是我的大恩人,是我的保姆,也是我的养母。

婚后,我们相继有了五女一男6个孩子,我做梦都没想到自己能有这样的生活。

我们家生活安稳了,可家乡张家庄的贫苦深深刺痛了我。

当时,村里的绝大多数人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我利用大队部的两间闲屋和自己的特等残废军人津贴,办起了沂源县第一个农民夜校,教农民识字。

为了能带领全村致富,1957年,我被全村的8名党员联名推选为村支部书记,一干就是25年。

这25年,我先后用坏了7付17斤重的铁假肢,但却在全县71个村庄中创下了许多个第一:

第一个办起了农民夜校,第一个全部实现了水浇地,第一个家家户户装上了电灯,第一个开始种植经济果木,粮食的单亩产量和人均收入也都名列全县第一。

我也终于累到了,一病不起被送进了县医院。

在那不久,为了身体,我不得不辞去了村支书,县委当即决定,将我们全家迁到了医疗条件较好的县城所在地——南麻镇。

南麻镇是一个英雄的小镇,当年著名的南麻战役就发生在这里。我又开始了四处做报告,尤其是参加朝鲜长津湖战役的报告。

我在做报告

1987年的五四青年节前,我又应邀到县城的一所中学做报告,事后,在这所中学读书的外甥跑来问我:

“舅姥爷,不少同学议论说,当年你们去朝鲜打仗那么拼命,是不是太傻了?您到处给人家作报告,是不是拿了人家钱了?”

这一下刺激了我,我突然明白了指导员牺牲前的话:要把战士们的壮举照实记录成文,传给后人,这比牺牲更有意义。

如果说指导员的话是个人的临终嘱托,那么重外甥的话却反映一代青年人的问题。我必须告诉更多的孩子们,决不能一切向钱看,世上还有比钱更重要的东西。

我想到了写书。

我当教师的女儿也说,一旦书写成了,其传播速度和影响力将远远超过报告会。

我之前也写过一些短篇战争小说,全部都是我十分熟悉的战争故事。见我要开始写一个大部头了,妻子婉转地劝我,希望我好好休息。

我掏心窝地说:“这两年,我老梦着指导员来找我,一遍遍地问我,朱彦夫,我交给你的任务完成了没有?

我说还没呢!

指导员发火了,说好你个朱彦夫,你活下来,就把死去的战友们给忘记了!你完不成这个任务,我和战友们非找你算账不可!

你说,我不写能行吗?

妻子一听赶紧说,写写写,俺明日就去给你买纸和笔墨来。

而我要动笔了,却连坐了几天也没写出几行字来。

这一年的五月,我长津湖战役的老战友——时任国防部部长的迟浩田将军去参观孟良崮战斗遗址后,特地来南麻镇看我。

迟浩田将军来看望我

交谈中他说,你不用写别的,也不用写别人,就写长津湖你自己的亲身经历,我相信不光我们这一代人喜欢看,年轻人也一定喜欢看。

我也当场表示:“权算再打一个250高地,有生之年不拿下这本书,我就枉为曾是一名志愿军战士。”

迟将军回北京后,又接连给我写了三封信,说全力支持我写,有什么困难,尽管写信告诉他,他等着看我的书。

而我却感觉到了写一本既符合历史又感动人的书的艰难,首先是难在构思——我必须先有一个很好的故事大纲。

我翻看了很多文学名著,用整整2年的时间,才写好了故事大纲。

一天早晨,我最后修订了故事大纲对妻子说:“ 我年轻时拿过锄杆子和枪杆子,但这两杆子过早地夭折了,从今天起,我正式开始用笔杆子了。”

因为失去了双手,我只能在截肢上垫上被子,再放上纸夹,用嘴衔着笔来“拱”写,好半天才能“拱”出一个字。

我就这样用嘴写字

而嘴含笔的时间稍长一点,口涎便顺着笔杆而下,浸湿了稿纸模糊了字迹,起初写作进展极慢,每天至多只能写出十几个字。

后来,妻子给我想了一个办法,将钢笔绑在右胳膊的断臂上,嘴、臂交替并用,每天能写出上百个字来,熟练了能写500字。

长津湖战役的惨烈令我刻骨铭心,写作的过程,让我又重新回到了战场,有天半夜睡梦中,竟喊着“冲啊,杀啊!”地从床上滚下来。

妻子惊醒后,看着我碰开了的手臂截断面,着急问我疼不疼。

我说疼得狠了才好,我才知道自己活着,只要活着就好办。我只要活着,我就能写下去。

妻子流着眼泪说,你以后做梦了就喊俺,俺抓住你,你就不会掉下去了。

我开玩笑安慰她说,梦里除了战友,就是美国佬,我那顾得上喊你啊。

我和妻子

打那一天开始,妻子每天夜里都搂着我的断胳膊睡觉,只要我一喊“冲啊!杀啊”,断胳膊刚一动,她就将我抱住了。

在妻子和家人的帮助下,1996年,我33万字的自传小说《极限人生》正式出版。

等待样书的日子里,我问妻子,这9年用了多少笔墨纸张。

妻子说,我究竟咬坏了多少支笔,碰翻多少墨水,已经记不清了,但用的稿纸她却有数,足足有半吨多。

拿到新书的那一天,我将自己关在屋里,恭恭敬敬地在扉页上写满了牺牲战友的名字——

指导员高新坡,战友杜玉民、万中祥、徐风明......

然后我扔掉拐杖,卸下假肢,跪倒在地上,擦着火柴点燃了一本。

透着徐徐燃烧的火苗,我流着泪自语道:“指导员,你交待的任务,我终于完成了。我真的很想你们哪。”

生者之苦,在于不能遗忘。

这些我们常人完全无法想象的真实经历,大家只读一下都感觉受不了,甚至有读者质疑为什么要把这些东西写出来,说我心理阴暗。

作为一个前媒体女记者,我十几年坚持记录下战争阴影下的真实人生,只因为我见到太多的参战老兵,我想替老兵们告诉大家一个事实:

战争到底有多残酷。

这种残酷,是任何演员也演不出的。其他角色演员或许能靠体验生活弥补演技,但真实的战场他们是无法体验的。

至于如何看待真实和虚构,这是另外的一个问题,但对一场战争的回忆,不管是什么形式,都应该建立在对个体生命的尊重之上。

回忆历史,不是为了重蹈覆辙;回忆战争,更应该是为了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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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战争近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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