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兵向政委喊话:你别啰嗦了,快向我开炮

真实战争近代史 2023-10-29 12:39:01

上月12号,我们通信连战友在贵州凯里相聚。

老战友重逢,大家都很开心,专门见了之前的老团长。

曾经带着我们一起冲锋陷阵的他,现在已经认不出大家了。

聚会一结束,我就赶到凯里镇远县,想去看看卫生员龙显英。

我在部队发动几十个人帮我找,也没找到。

后来又发动好多贵州的战友帮我找,也没找到。

1979年2月19号,是他把我从弹坑里救了下来。

他是我的救命恩人。

我是听着英雄人物故事长大的。

我们家,我二叔、三叔,我两个堂哥,我二哥,都是当兵的,村子里还有好多人在当兵。

他们每次探亲假回来,都要到我们学校去作报告,讲一些部队里面的先进人物英雄事迹,我从小看他们穿军装的样子,就有了当兵的想法。

再加上那几年战争电影看得也多,就跟现在年轻人追星一样,只是我们追的是战斗英雄。

所以高中毕业以后,我便报名参军了,直接从老家河南省周口市扶沟县到了云南服役。

因为高中毕业,在部队已经算有文化的了,新兵结束,就被分配在14军40师120团3营部通讯排步谈机班,因为通讯兵要背一些密码、密语这些。

步谈机班训练跟其他步兵稍微不太一样,比如爬山,他们是训练打枪啊这些,我们是背着电台,一人一个地方,就看信号好不好、在什么情况下能够顺利畅通这些。

训练了大半年,1978年11月,我们去到了边防前线,组织了一场实战演习。

我刚进部队的样子

那时候中越关系紧张,越南当局大规模驱赶华侨,强令在越华侨填写“自愿回国书”,还要对他们进行侮辱性搜身检查,甚至是趁机敲诈。

那些华侨从小在越南长大,甚至是世代生活在越南。可是越南政府丝毫不顾及这些,用武力手段强行拆除华侨的房屋,让他们没有容身之所,甚至剥夺他们的财产,断绝所有的生活来源,逼迫他们回国。

在这些暴力驱赶下,有些人甚至连行李都来不及收拾,拖儿带女地跨越边境线回归祖国。

奈何当时我国的经济实力还不够强大,没办法像现在这样用专机一个一个地接同胞回家。

我们部队驻扎的营房前面有两条公路,每天都有十几二十辆大巴车开过来,都是从越南方向来的,里面装着被驱赶回来的越南华侨。

火药味很浓,大家隐隐都有预感,可能要打仗了。

演习期间,当地的老百姓对我们特别照顾,提供米、面、油这些。

为了感谢老乡,部队给他们放了两场电影,就在第二场电影结束的时候,紧急集合号吹响了。

当夜我们便都集合到电影厂去了,那是79年2月16号的晚上。

我们到时,电影院已经停满了车辆,都编上了号,准备出发。

我被分到了7连尖刀排,是排里唯一的步谈机员。

团领导现场给我们宣布了中央军委对越作战的命令,即刻开赴前线。

大概八点钟,在工兵、侦察兵的配合下,我随部队渡过了越南和我们的边界南溪河,朝我们要攻打的3号高地行进。

那一路走得很困难,脚下都是敌军埋好的地雷,沿途还有敌军骚扰。

因为是夜间行进,一切要悄悄进行,不让说话,不可以发出声音。

我自幼在老黄泛区长大,别说是一座山了,我们那里连一个土丘也少见。

进入越南后这一路都是陡坡和深谷,还有密不透风的竹藤杂草扯绊腿脚,我摔了不少跟头。

眼瞅脚下又一滑的时候,突然一只有力的大手抓住了我。

我心里惊叹好险,扭头发现是身边是覃万强副连长。他一边扶着我,一边摸索着我背上的步谈机。

听到我低声说步谈机抱在了怀里,覃副连长才松了口气。他扯过一根藤条递到我手里,让我拽着往上攀,自己又蹲下身子,托着我的臀部往上举。

这么多年过去,我都忘不了这个场景。

我们的任务是在第二日凌晨偷袭占领3号高地,借着天险阻击主峰南面四个敌人的反扑,拦腰截断北面六个高地敌人的退路,从而控制住小曹地区和七号公路,掩护主力军砸开越南西北部的重要门户老街市。

我们一路小心行进,在17号凌晨六点半左右提前到达了目的地。

覃副连长安排好各班的位置后,看看手表,对我说道:“向指挥所报告。”

我拿过身上的电台,用嘴对着话筒吹出“一长声一短声、一长声两短声”的密电,报告我们当前的位置。

这是我在战场上发出的第一个联络信号。

报告完,我换了口气,抬头一看,前面3号高地主峰简直跟出发前看过的沙盘一模脱壳一样。

它像一条盘旋着的毒蟒,抬着墨绿的头,几根张牙舞爪横伸向夜空的枯枝,好似喷吐的毒舌。幽暗处,几个碉堡像灰黑色的豺狼,阴险地蹲伏着。不时闪动着的几点磷火,更增添了几分阴森恐怖的气氛。

我们尖刀排就巧妙地潜伏在与高地相连的鞍部上。

我的第一场战役就这样开始了。

上级收到我的信号后,给我们下达了命令,在7点钟以前,拿下3号高地。

我将命令传达给覃副连长,他正准备指挥全排继续向主峰靠近时,突然“砰砰”两声枪响,我们尖刀排被敌人发现了。

一时间主峰与四周高地上敌人的轻重火器都打响了,尖刀排处于十分不利的境地。

覃副连长赶紧让我向指挥所报告情况,步谈机里传来命令:“不与追来之敌纠缠,一定要拿下主峰,占领主峰,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

听到命令后,覃副连长立即喊着“跟我冲”,拿起手枪就带头重下了高地。

偷袭变成了强攻,我学着覃副连长的姿势,猫着腰,双目瞪着前方,紧紧地跟在覃副连长身边,以便及时传递信息。

没跑几步我感到身后猛地一扯,是衣领被树枝刮住了。

我挣脱几下都不开,干脆把衣领一把撕掉了,不顾一切地追上覃副连长。

我们刚刚冲下山坡,就见覃副连长满脸是血倒下了。

我冲过去抱着覃副连长,他头部中弹,费力地要抬起手指向前面,手还没抬起来就牺牲了。

真实的战争就是这么残酷,几个小时前托起我的覃副连长,现在就倒在我的怀里。

战场上根本不给你难受的时间。我必须立即放下覃副连长,去找事先指定好的,接替他指挥的一排蔡树明排长。

我正跑着,忽然听到主峰南侧一个小山头上有人朝他吼:“快卧倒!是谁,不要命啦?”

我一听心里有底了,正是我要找的蔡排长。

我也才是个新兵

我一边躲避着敌人的手榴弹,一边快速跃到了蔡排长身边,报告他覃副连长牺牲的消息。

蔡排长说了声,“我知道了,你就跟着我”。

我们冲到第一道堑壕的时候,蔡排长喊往上投手榴弹,随着喊声我们把手榴弹投了上去,趁着手榴弹爆炸,蔡排长大喊,“喊杀声,往上冲!”

我们完全是条件反射般,扯着喉咙大喊“杀啊”,冲向了3号高地。

我一直紧紧跟在蔡排长身边,跑着跑着我突然感觉到脸上有东西,伸手一擦,黏黏糊糊的,我就想肯定是蔡排长负伤了。

此时天还不太亮,我上去抓住蔡排长的手,发现右手的四根手指已经没了,就剩了一个大拇指。

我喊着排长你负伤了,排长连忙把我嘴给堵上了,叫我不要喊,这时候不能喊。

我心里着急,拿着急救包赶紧给他粗略包扎了一下,不管怎么样先扎紧,这样就不会淌血了。

蔡排长不能打冲锋枪了,接下来怎么办?

我把身上的步谈机背到排长身上,现场教学。

我指给他看,只要拿起话筒按下这个按钮,就可以把我们的情况向上级汇报,松开按钮就能听到指挥部下达的指示。

说完,我自己拿起蔡排长的冲锋枪走在了前面。

碰到有情况有洞口的地方,就先打上几枪,再让蔡排长跟上来。

我们这样在整个高地上基本转了一圈,每个战友需要注意什么问题、在哪个地方坚守,蔡排长基本都安排了一遍。

只剩最后不到二十米的地方,我看到有一个洞口,担心有敌人,恰好此刻我枪里没子弹了,蔡排长便从他身上拉出一个弹夹,给我换上。

我正换弹夹的时候,蔡排长继续往前过到了我的前面,我怕有危险,赶紧上去拉住他。

就在我拉到他的时候,蔡排长把头抬了起来,就这一秒钟时间,下边的洞口里就打出了机枪,正打在蔡排长的嘴巴上。

蔡排长的整个嘴巴都被打烂了,一句话都没说出来,倒在我怀里,牺牲了。

两位指挥者相继牺牲,我立马从蔡排长身上取回步谈机要跟上级报告。

结果一拿到手傻了眼,耳机被子弹打碎了,天线也折了。包里倒是还有一副备用耳机,可是没有天线步谈机也用不成啊。

幸好临出发前我带了一节包皮电线。旁边的战友还疑惑这个有啥用,我自顾自地把电线缠在脑袋上,然后迅速手动开机呼叫指挥部,真的跟上级联系上了。

我立即报告连队当前情况,上级指示,由一班班长鲁加林带队指挥全排战斗。

我找到几个班长,将指示传达给他们,其余班长都表决心,一定听一班长的指挥。

因为前面我们冲锋是喊着杀声上去的,敌军也不知道我们究竟有多少人,他们听着声势浩大,有的就逃了,有的躲在山洞里。

此刻已经7点多钟了,天完全亮了,敌军看清了我们,发现山上的人很少,并不像我们喊杀声听起来那么多人,于是开始向我们刚刚占领的3号高地反扑。

这时候我们要做的就是坚决守住阵地,把敌人的进攻打下去。

因为阵地比较宽,我们人又少,一共才29人,加上牺牲的、负伤的,减员也比较厉害,战友和战友之间都相隔100到150米。

我跟一班长说,我手里有排长的冲锋枪,排长牺牲的地方,我来守。有什么事你就让通讯员通知我就好,上级有什么指示我再给你汇报。

我在排长牺牲的地方坚守到上午10点钟左右,期间敌人几次进攻都被我们打下去了。

敌人组织了一次大反扑。

具体来了一个连还是一个营我也说不准,反正下边黑压压的,大概有两三百人。

我刚一露头对面的高射机枪顺着我的脸就打到后面的堑壕上了,泥巴都弹过来了。

旁边战友看到了就拼命跑过来,拽着我的腿往下拉,说太危险了叫我下来。

我赶紧叫他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去,敌人马上就要上来了。

战友回去以后,这次我学聪明了,不再出堑壕了,我用手把土堆起来一点,用手在中间掏一个洞,从洞里面去观察。

我看下边这么多人,光我和战友根本就打不下来,就叫战友们注意隐蔽,我准备要炮来支援我们了。

要炮要走流程,得先报告班长,再汇报营长,然后再报给指挥所里的参谋长、团长,他们再下达给炮兵指挥所,最后才到炮阵地。

炮阵地在我们国内边境上,距离我们大概5公里。

这样转一圈下来得两三分钟,敌人已经往我们高地上冲出去很多了。

我正在冲着步谈机喊话

等炮打过来以后,我发现炮弹都落在了敌人屁股后面。

我赶紧呼叫他们,我说你们是追着敌人往上打的,打远了,近一点。

炮兵那边说:“再近一点就对你们有危险了!“

我说顾不了那么多了,不然阵地要守不住了。

炮兵又一次开炮,我一看打的还是远,就着急了,说要近一点,再向我近上50米开炮!

指挥所的政委接过话筒,要我们注意安全,说再往近打比较危险,代表团党委向你们表示感谢,表示慰问。

大家都知道意味着什么了。

我心里着急呀,就跟政委说:“你不要啰嗦了,快打炮啊!”

政委说从现在开始,让我直接和炮兵指挥员联络,中间转的环节都不要了。

我说好。

炮兵就要我报坐标,我一个新兵,第一次上战场,没学过这个,不懂,我就只能说我在3号高地面向4号高地,敌人是从4号高地冲上来的。

现在,你们再向我这个高地近50米开炮,就你们刚才打的地方,再近50米。

结果他们打的还是有点远。

知道炮兵兄弟也是下不了手呀,毕竟阵地上还有自己的战友。

我继续要他们往我这边打近,他们就说再近就不能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了。

我说什么生命安全,现在都没有考虑这个问题,就是考虑怎么守住这个山头,完成任务。

最后他们说好吧,你们注意隐蔽,注意安全。

炮弹一颗接一颗地向3号高地打近。

其实已经打到我们阵地上了,当然也正打在进攻的这些越南兵中间。

我一看打中了,太开心了,但也因为炮弹就在我眼前,我已经听不到耳机里的声音了。

我跟炮兵指挥说,我现在耳朵里已经都听不到了,你们不要问我,我叫你们往哪个地方打你们打就行了。

此时越南兵受到炮兵打击,已经不再进攻,开始后退。我看他们退下去了,就指挥炮兵,退30米打,退50米打。

敌人一直退到4号高地上,那边有个小房子,我发现敌军大部分都往里面跑,就猜测那一定是个暗堡什么的。

于是开始指挥炮兵,往左、往右,一发一发地纠正位置,最后打中了这个房子。

那里果然是敌人的藏身地,里面连人带枪都被炸起来了,就这样敌军彻底被我们打下去了。

战友都高兴得不得了,过来抱着我,拿着我的话筒就说谢谢炮兵老大哥,我们给你们庆功了。

事后炮兵那边还埋怨过我,说我一个劲儿要炮,他们一个基数是96发,都是要按基数打的。

我当时哪懂这些啊,我就知道炮兵能打多少打多少,把敌军打下去,我们任务就算完成了。

这一场仗打到了快12点,敌军没有再往上上了,可能在调整战术,我们也在3号高地上休息。

连长带了2排和3排过来支援我们,两边战友一见面,大家都高兴地抱住,激动得掉眼泪。

那时还年轻的我们

连长把情况掌握了一下,对我们所有人做了重新安排,修整工事。

一直到晚上6点多,我想起排长的惨死,想着地堡里还有敌人,就找到连长,说就是这个洞口打出来的枪,排长牺牲了。

连长下令去把它炸掉,几个班长都争着去,不仅成功炸掉这个洞,还抓到了三个俘虏。

原来这里也是敌人的一个指挥所,之前因为这里有他们的人,所以没有用炮,现在他们得到消息,这个洞被端了,就开始向我们开炮。

连长叫来翻译和地图,根据敌人坐标开始指挥炮兵作战,结果其中一发打中了敌人的一个弹药库,一下子就爆炸了,响了足足两三个小时。

这下我们的威胁不大了,继续坚守到第二天凌晨5点多,我收到团指挥所消息,派5连来接替我们,让我们回去休整。

没想到这个情报被敌军听到了。

敌军派了一支连队,冒充我们的人上来。

到了阵地前,我们连长就问,他们是哪个连的,连长叫什么。

问了几遍他们也不说,就光说“自己人,不要打”。

连长心里有数了,就叫我们做好准备,把他们放过来。

等他们离我们很近的时候,连长突然喊了声“打”,我们的轻重武器、手榴弹什么的就一起往下打,把他们稀里哗啦地打了下去。

想当初我们援越的时候,从大米到武器到电台,都有支援他们,他们的电台基本和我们都是相似的,同类型的,所以他们才接收到了我们的频率,破译了换防的情报。

真是一群白眼狼。

坚持到六七点钟,天已经亮了,5连终于上来了,我们正式交接,连长带着我们撤退休整。

这一路上敌军还在追着我们打,不过我们还是顺利到达了南溪河,工兵把我们接了过去,在指挥处休息了一整天。

我把电台坏掉的耳机、天线重新配好了,19号下午4点多,我们再次接到命令继续进攻。

连队又配给我们一个副连长,我们来到了又一处高地上,在那里坚守了一晚上。

第二天部队要向前开进,同时进行地雷扫除任务,好让大部队顺利前进。

我还是紧跟着副连长,小心翼翼地往前探,可在走出不到20米的时候,突然感到脚下有东西,我踩到地雷了。

我只好保持姿势不动,喊副连长。

副连长递给我一个大长柱子,让我抓住这个柱子,他一拽,我就往外跳,卧倒。

结果他还有一米多递到我面前的时候,敌人发现了我们,朝我们打枪,副连长喊我卧倒。

我当时脚下踩着地雷,心里紧张,脑子一懵,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地雷就炸了。

直接把我炸到了一个弹坑里面,眼睛、鼻子、嘴、耳道,七窍都流出血,人当即就晕了,后面的事情全不知道了。

等我再醒来的时候已经在野战医院了。

我问身边的战友自己怎么下来的,他们也不在场也不清楚。

我真是太幸运了,多少战友踩上地雷,不是牺牲,就是缺胳膊少腿,我身上一共受了八处伤。

大的弹片当时都取出来了,有些小的当时没发现,现在也都还留在我身体里,有时过安检还会“滴滴”引起警报。

我在野战医院住了一段时间后又转到昆明的空军医院治疗,40多天身体就基本痊愈了,也没留下明显的后遗症。

回到部队以后,上面给我记了一等功,中央军委还授予我“英雄步谈机员”的称号,这是很高的荣誉了。

我荣获的勋章

我一直坚守在中越边境,直到1989年转业回到老家周口市人事局工作。

那次被地雷炸伤,除了身上,耳膜也穿孔了,但因为当时年轻,就没有修补,后面自己长出来了,也就没有在意。

没想到50岁以后,左耳开始明显听力下降,如今我67岁,左边耳朵已经基本听不到了,剩一只耳朵也不影响我生活。

每当想到覃万强副连长、蔡树明排长,还有一个个在我身边牺牲的战友,我就很想知道,当初是谁将我从战场上救下来的。

我很想找到我的救命恩人。

像我这样受伤的,大多数都已成了烈士。

有一次我去北京出差,吃饭时有人走过来敬酒,说得跟我道个歉。

我心里好奇,我都不认识他,道啥歉?

原来他是部队里负责保密工作的,他说当年把“海水干”给划到了伤亡名单里。

直到后来看到了关于我的报道,才知道我还活着,又给挪了出来。

不仅是他,到现在我们通讯兵的群里,还有年轻战士把我当成烈士了。

战场上生命分秒必争,受伤能第一时间被抢救,真的就是幸运,不是我命大。

所以,心里还是想着找找救命恩人。

直到五年前,连队的一个卫生员老战友龙显莫联系上了我,给我打电话叙旧,就说到了这个事儿。

我这才知道当年就是他和另外一个战友一起把我给救下来的。

终于找到我的救命恩人了。

这个老卫生员老家在贵州农村,退役后就回了老家,那些年过得很艰难。

我们联系上后,我就特别想见他一面。

可惜当时我岳父患病住院,我走不开,就问他方不方便来郑州,我们好好聊一聊。

他说他也走不开,一是身体不太好,二来家里情况也不太好。

我听了心里还挺难受的,就想着早日去贵州看看他。

我岳父的病越来越严重,那段时间我一直陪在医院里,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再跟那个救我命的老战友联系。

后来我岳父走了,又赶上疫情,我和老卫生员就一直没能见上面,等我再想起来给他打电话的时候,那个号码已经拨不通了。

我心里一直想着这个事儿,前前后后发动过几十个战友帮忙找,但大家也都联系不上。

我很想念老战友

直到上个月12号,我们通信连战友正好在贵州凯里聚会,我做好了一切准备,就打算去看他。

我隐约记得他家好像是在天柱县,就在那附近一圈挨个县里找,到退伍军人事务局去查,也拜托那里的战友帮我找。

终于找到了他的信息,可惜两年前,他已经得病去世了。

这次我去参加战友聚会,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去见他,还特意带了红包打算给他,没想到成了永远的遗憾了。

我纠结要不要去他家里看望一下。又怕勾起他家人的伤心难受,想想还是算了,带着遗憾回了河南。

我让贵州的战友帮我关注一下他家里,什么时候觉得家里人情绪好一些了,我再抽时间去看望他们。

上了年纪,人更重那些旧感情了。

说来,这些旧感情可都是过命的交情。

不一样。

我们都称呼他为“海英雄”。

战争中极致的紧张,战斗中可贵的情谊,我们记录了很多。

当海英雄向我们描述他生命中最难忘的三天时,我依然被感动了。

一直都知道,英雄在战场上都是“无我”的,只有胜利,没有自己。

但究竟能“无我”到什么程度?

伙伴说,当她听到海英雄一声声“再近50米”“再近50米”时,才有了真实的体会。

随时准备牺牲,真的不只是一句口号。

得知海英雄左耳基本听不见时,伙伴小心翼翼地问他,有戴助听器吗,会影响生活吗。

他直愣愣地回答道:“还有一只耳朵啊。”

不只是在战场上,战场之下,面对平凡生活,他依旧是那个“向我开炮”的英雄。

这更加值得我们学习。

编写:佳汇 霞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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