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甘岭战役结束后，一位老战友找到我，给我提了一个难题。

他说你是医生，你看看我的脸。

这个老战友是个战斗英雄，他被选为“最可爱的人全国巡回报告团”成员，要回国进行巡回报告。

他当时的形象确实有点“不可爱”。

长着红红的大酒渣鼻子不说，还满脸都是疙瘩，乍一看有些害怕。

倒不是以貌取人，是老战友自己觉得这样有损志愿军形象。

可我是学外科的，在战场上最擅长截肢麻醉。

看看老战友的脸，我能有什么办法。

因我们关系很好，我开玩说：“其他我做不了，把你鼻子割下来还可以。”

老战友一脸苦笑，非常诚恳要我帮他想想办法。

看着老战友如此苦恼，我也只好勉为其难去研究皮肤科了。

没想到，这一玩笑，竟改变了我的一生。

最开始，我也只能是采用书本、教科书上的一些方法来为老战友施治。

各种方法都用了，始终不见效。

他着急，我更是着急，究竟是什么原因，为什么治不好？

我冥思苦想不得其解。

因经常和老战友在一起，发现他有一个习惯性的动作，跟人说话的时候，总是不自然去挠挠脸。

为什么要去挠脸呢？这个动作提醒了我。

我们在上甘岭战役几乎打的都是坑道战，在那种恶劣环境中，可能会出现各种像细菌、微生物、寄生虫等。

这些都可能会造成皮肤上的各种疾病。

战友的脸上肯定有东西，不然不会痒。

但当时没办法确定，条件不允许。正好这个时候，部队调我回国学习，机会来了。

我回到军医学院后，马上给老战友打电话，叫他赶紧过来，对他的面部进行全面检查。

结果，在显微镜下，我发现他的皮肤上密密麻麻地布满了一种虫子。

只见虫子八只爪子在爬，嘴在那里吃东西，吃皮脂，尾巴逛逛当当的，太多太多了。

这种虫子就是“人类蠕形螨”，后来被人们称作为酒渣鼻、青春痘的发病诱因的罪魁祸首。

这是我第一次发现，也是最早发现记录的。

“哎呀，找到病因了”我非常高兴地和战友说。

医学就这样，发现病因肯定是要找到方子的，一代人不行就两代人，两代人不行就三代人……直到彻底解决为止。

怎么杀死虫子，这成了我的心病。

说起来，我还是医学世家出身。

我老家在河南省南阳市唐河县湖阳镇张家湾村，父亲是有名的中医，尤其以儿科擅长。

我上面还有一个姐姐两个哥哥，父亲给我取名中州，意为“国之中，华夏之中”，这也是我老家河南的古称。

我们家里除了父亲行医赚钱，也种着二十来亩地，条件还可以。

我小时候对学医也没什么想法，也没问过父亲，父亲也没让我学。不过每天耳濡目染，多少对中医也有一点点认知。

父母很重视教育，打小就让我们姐弟几个上了私塾，后来学校里建了洋学堂，我们几个就开始转到洋学堂里念书。

我的童年时期，正是日本人侵略中国的时候。

日本人平时不常在那里，但是每到夏收、秋收的时间，他们就会进村扫荡，来抢粮食。这时候我们就全家逃进山里躲避。

我们叫跑“老日”。

学校也经常停课，原本六年的小学，我读了八年才读完。

有一次日本人又来了，我们正往山里跑，父亲发现药箱落在家里了，折回去拿，结果就碰上了一个日本兵。

父亲同日本兵周旋着，趁其不备，把他给干掉了，等跟我们会合的时候，父亲身上都是血，把母亲吓坏了。

后来日本人连续几天对我们村子进行了搜查，好几户房子都被烧掉了。

我父亲害怕他们报复，更怕遭村里人埋怨，所以一直隐瞒着此事，没敢跟任何人讲过。

但那把日本战刀我们家一直收藏着，现在都还在，上面写着“昭和十五年佐藤小太郎”。

收藏在家里的日本刀

等我好不容易高小毕业，抗日战争也迎来了胜利，解放战争打响了。

我跟着村里人一起，给解放军送粮食、送担架什么的。

到了1948年5月，开始有大批解放军集结在南阳东部这一带，我便决定干脆去参军，成为了中原野战军一纵队2旅的一名战士。

新兵分配的时候，让每个人写一下自己的名字信息什么的，好多人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

部队一看我文化比较高，就说，你到卫生所去吧。

命运安排，没跟父亲学医，我还是走上了这条路。

父亲的医术有跟师父学的，也有自己专研总结出来的。我发现这个“人类蠕形螨”后，就全身心搞起这个研究。

回国学习的时间也就是几个月的时间，几个月以后，还要马上重新返回朝鲜前线。

这段时间，我查阅了大量的医学资料，也拜访了很多专家教授，在军医院进行多方面的研究，反反复复地试制。

有时候几天几夜不睡觉，就是想让老战友能早日恢复光荣形象。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有一天，老战友笑呵呵地来了，说：“赵军医，看看我的脸是不是好了？”

我一看，确实好了，马上对他进行重新的镜检，发现螨虫已经大大减少了，而且看他的鼻子已经不太红了，脸上的疙瘩已经没有了。

这让我非常兴奋，继续让他用药。

在我学习结束以后，返回朝鲜前线之前，老战友面部已经基本全部好了。

想到老战友容光焕发，以最可爱的人的英雄形象站在授勋台上，以及在祖国各地巡回报告的舞台上自信满满地讲演，接受阵阵掌声和鲜花时，我由衷高兴。

当时我也想不到，这个药物几十年后，竟成为了国家保密专利，享誉全球。

我从军医院返回朝鲜前线后，驻守在上甘岭后面的五圣山坡上。此时，朝鲜正处于停战状态，我系统地将整个研发过程、配方、配比及工艺整理出来。

1958年10月22日，我们作为最后一批回国的志愿军官兵，顺利回到祖国。

回国后，我面对的患者，还是最可爱的战士们，不管见到任何患者，我都要给他们进行镜检。

几十年如一日，最终发现酒渣鼻患者螨虫感染度都非常非常高。

我把配方、配比和制作工艺又多次进行调整，使其对螨虫感染的治愈率高达80%以上。

我和战友回国后的照相留念

我76年转业，到了辽宁辽阳市兵器工业部三七五厂153医院当院长，还在继续研究治这个病的药。

此时，青岛医院有一个教授，叫曲魁遵，也在研究这个病，但他的药品治疗几率在31.9%。

他听说我的药治愈率这么高，就很好奇，专门打电话、写信叫我去青岛做学术交流。

一开始曲教授是不相信我的，因为在成分上我们基本相同。

见面交流后，他提出要我们互相交换药品使用，同时试验试验。

结果经过一段试验时间，我的药品治愈率不但没降，反而提高到了93.46%。

曲教授是个非常真诚的人，看到我的药效果真的好，发自内心地高兴，跟我说，以后你这个药品可以作为全国的治疗药品，我那个可以作为预防药品。

他提醒我，叫我赶快申报专利，于是我才想到向卫生部审批。

经卫生部指定权威医院进行一期、二期、三期临床观察，总有效率达98%。

并且不含铅、苯、汞、砷、镉等重金属，不含激素，不含抗生素，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

能达到如此之高的治愈率，当时医学界都震惊了，经卫生部、专利局研究决定报请国务院。

1988年12月，国家专利局受国务院委托，给我下达了《保密处理通知书》。

通知书规定，该项发明按国家保密专利处理，其配方、配比、工艺过程不予公开，被定为国家级保密专利。

专利局工作人员杨英利对我说，国家保密发明专利必须是涉及国家安全和重大经济利益的发明，要经过国务院审批后才能下发。

“赵教授，您的发明属于涉及国家重大经济利益的发明，您很了不起，太伟大了，祝贺你！”

当我激动地接过“保密处理通知书”时，也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的发明竟然与国家重大经济利益联系在了一起。

我郑重撕下了当天的日历：1988年12月28日。

我获得国家专利的新闻报道，让时任辽宁省省委书记的李长春同志很是振奋。

他亲笔给我批示：“尽快转化为商品，造福人类！”

第二年，我60岁，按级别应该住在干休所，颐养天年了。

然而，我决定放弃一些应有待遇，下海创业。

很多人不解，也惊叹我的决定。

我想，我参加革命的目的难道就是只图个人的安逸和享受吗？

我们的国家还并不富裕，减少政府对我的照顾，是我想尽的义务。

更何况，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一名国家保密专利发明者，没让这科技成果造福全人类，我愧对那些受病痛困扰的患者。

可去哪里创业呢？

我十几岁参加革命离开家乡，家乡现在仍然还十分贫穷，如果我能回乡创业，带动乡邻一起致富，也算我对家乡的回报。

于是，我与老伴带着1500元钱回老家创业了。

但让我没想到的是创业会如此艰难，那是一场不见硝烟的战场。

第一站，我选择了郑州。

一个亲戚说愿意出一部分资金。我去看了，他有场地建厂，居住条件也很好，于是答应合伙。

但亲戚说，还需要我自筹一部分资金，我利用自己的技术和声望，剩下的资金很快筹集到，门诊部很快就开起来了。

郑州是一个大城市，人口很多，患者也非常多，口口相传，效益非常好。

正当我满怀希望之时，一场轰轰烈烈的反贪污、反腐败在全国开展了起来。

我才发现亲戚并非真的有资金，他是准备动用公款来跟我合伙建企业。

这样坑害国家的事情我绝不会参与，我找到亲戚说我们必须用自己的钱来建企业，违法的事我不会去干的。

亲戚很生气，让我们立马搬走。

那天，正是除夕之夜，我和老伴带着行囊和医疗检验设备，冒着寒风离开了。

我买了点饺子，坐在马路边上吃着饺子，就算是过年了。

老伴很难过，我心里也非常难受，到了半夜才找到一个旅店住了下来。

我和老伴的年轻合影

出来创业的第一战役是以失败告终。

这让我想起我参军后，参加的第一场大战。

那是1948年10月，淮海战役前夕，蒋介石决定固守徐州，他命令黄维的12兵团向河南确山、驻马店地区集中。

津浦线以西地区解放军的防御比较薄弱，如果黄维的兵团从蒙城闯入，后果不堪设想。

在这种严峻形势下，陈毅、邓小平命令中原野战军一纵日夜急行军，赶到蒙城板桥集、唐集地区。

我也随着所在的一纵二旅，于18日赶到了蒙城。

根据当地的水情和地形，部队决定依托涡河障碍建立防御工事，阻击敌人向北岸进攻。

当天下午黄维的12兵团便控制了涡河南岸，并在附近90余里范围内摆开阵势。

晚上，涡河阻击战正式打响。

国民党的兵力多，装备也比较好，坦克大炮都有。我们部队都是以整连、整营的速度减员。

杨勇司令员4次挥泪进行战场缩编，团凑成营，营缩成了连，连又变成了排。

面对如此大的战斗减员，我们卫生所压力很大，随时都会有伤员下来。

伤情严重的，包扎固定好后就要转移。轻一点的就地包扎、止血，然后再回部队继续战斗。

我抬着担架跟着部队冲锋，前面有战友倒下，赶紧把他抬下战场紧急救治。

流弹像爆米花一样散开，我耳边只有爆炸的轰鸣声，根本听不清战士说话。

有时候炮弹就在不远处炸开，人全身上下瞬间就浮上厚厚的一层土。

一次我正在战场上进行抢救，一颗炮弹擦着我的脑袋就飞过去，万幸我只是被余波震倒了。

等我回过神的时候，感觉小腿一凉，伸手一摸才发现，原来一颗子弹穿透了我的小腿飞出去了。

紧接着就有一排子弹往我这边扫过来，指导员眼疾手快，一个翻滚把我拉近了掩体里，救了我一命。

我一看，裤腿都已经被血染红了，我简单地给自己包扎了一下，就继续回去战场抢救伤员。

战场上，“时间就是生命”，我们医护兵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关系着一位战友的生命。

很多时候，根本来不及多想。

但现在创业不一样了，开始没有想好，就会有很多困难。

1991年初，在郑州管城区卫生局领导的帮助下，我的门诊合法合规又开设了起来。

这时我开始与全国各大医院开展联合门诊，效果非常显著。河南医科大学金牌教授、省人民医院皮肤科教授等各大医院知名专家也纷纷慕名而来。

我那小小的门诊已经成为了专家教授们学术交流的重要场地了。

这也引起了一些制药企业的关注。

某国营制药企业前来洽谈联合办厂事宜，经省委、省政府领导的帮助，我很快便与药厂签订了“联合办厂协议”。

我很开心，这对实现“尽快转化为商品，造福人类”的目标更近了一步。

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我年岁也高了，就让两个孩子放弃优厚的工作，辞职下海来到了身边。

一家人配合乙方进行新药申报，车间里购买设备、系统装修、设备安装、调试等。

在新药毒理、药理实验、动物实验、皮下实验及二期临床实验等均已完成，马上进入专家评审阶段时，车间也已进入调试阶段。

恰在这个时候，乙方药厂进行了改制，原国营药厂被另一私人药企兼并，企业全部私有化。

新入主药厂的老板对“联合办厂协议”给予了否认，要求甲方必须将国家保密专利的配方、配比、制作工艺全部交给乙方。

否则，不得召开“专家评审会议”。联合办厂就此进入了停滞状态。

时任河南省省长的李长春同志，为此非常气愤，在我给省政府的信中，做了亲笔批示：“要重合同，守信用，尊重知识产权。”

李省长的批示并没有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为此，李省长再次批示：“责成省秘书长亲自督办此事。”

在省政府秘书长的督促下，专家评审会议才得以顺利进行，下发了“豫卫药准字文号”，药厂进入了正式投产销售。

仅生产３个月，净利润达380多万，按协议甲方45%、乙方55%的利润分成。

但乙方仅仅发给我1700元的工资，理由还是要我交出保密配方。

在我严词拒绝后，对方干起了鸡鸣狗盗的下劣行为。

一日深夜，儿子赵军在市内夜校学习回到工厂，深更半夜见车间保密室的灯却亮着。

他走到车间一看，见保密室的门锁已经被撬开。

乙方老板、药厂厂长、工程师、技术员、车间主任及技术骨干等，正在保密室内分别翻阅抄录生产记录等，偷窃保密资料。

儿子还算冷静，悄悄退了出来，回到家里拿起照相机，装上胶卷，再次来到保密室。

他一脚踹开房门，迅速将其偷盗行为全部拍了下来。

乙方老板怒不可遏，指着儿子问，你要干什么？

儿子迅速来到他们面前，抢下他们还没有来得及收起来的资料，掖进衬衣怀内，质问道：“你们在干什么？偷保密资料吗？你们的行为，我已经拿到了证据。”

乙方老板恼羞成怒，拿起了大哥大，打给了保安室：“你们所有保安，带上警具，马上到保密室来。”

接着，指着儿子威胁道：“马上把相机和资料交出来，否则，你今天走不出这个门。”

儿子挣脱后，迅速来到车间大门，此时保安携带警棍、警具已经将赵军给围了起来。

之所以要来到车间大门处，是因为，原来锁门用的铁门栓也正串在大门上。

当老板下令手下“给我打，把他的东西必须给我抢回来”时，儿子顺手抽出了铁门栓，左右开弓，一群保安顿时被打得四处逃散。

儿子回到车间保密室，屋里的老板、工程师、技术员马上夺门而逃。没来得及带走的资料，全部被他装进袋子带走了。赶回家中，儿子叫醒了他的妹妹和妹夫，让他们赶紧把资料和胶卷带走。

这才再次返回到办公大楼前，此时，警笛伴着警车一辆辆开了进来。

原来，老板已经报警，说有人行凶。警察围着儿子问：“刚才是你在行凶吧？”

儿子很冷静地说：“刚才有人盗窃，被我抓住了，他们要行凶，我为了保住国家级的保密资料，是自卫，没有打伤任何一个人。”

儿子把事情的前前后后经过讲了一遍后，警察也很无奈，问今天这事你看要如何解决呢？

儿子说，此事一定要经过法律程序来解决，你们解决不了，你们撤警就行了。

儿子怕我着急当晚没告诉我，第二天我才得知情况，我去找对方理论。

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起，他们自知理亏，开始耍起了流氓。

关闭了我家里的水、电、气，掐断了我与外界联系的电话。无奈，我只能搬出药厂，联合办厂就此夭折。

下海创业第二役，再次宣告失败。

我在战场上什么凶险都遇到过，但没想到商场中人性竟如此之险恶。

战场上身边都是过命的兄弟，人与人绝对的信任。

记得解放战争中，我们从淮河战役、渡江战役、一直打到福建，中间一天没休息过。

平均一天追击敌人100里地，怎么走下来的都不敢想。

到了福建后，天气热，蚊虫也多，北方的士兵水土不服，吃了饭就要吐。

霍乱、疟疾、痢疾等各种疾病都有，团里、营里的伤员病号，都接收到我们这里输液、打针、护理。

我们卫生处的护士算起来一共也有五六个人，但真正上手完成度比较高的、接受伤患比较快的，就我和另一个战友。

他原来还是国军的一个班长，解放过来的。他上班我就休息吃饭，我休息好了他就吃饭，一刻也不停歇。

后来，我也感染了痢疾，正好赶上部队要行军，没办法只能走一路拉一路。

走不动也不行，部队行军，总不能自己一个人掉队了，全靠战友帮忙坚持下来。

军医时候的我

记得到1949年底，我们二野奉命进军大西南剿匪，我们16军141团进驻贵州毕节。

因为整个团分散驻扎，形成了很多兵力真空地带，蒋军特匪有了非分之想，战斗也很残酷，牺牲了很多战友。

有一次，贵州省委和五兵团领导到重庆西南局参加会议，在川黔交界处受到土匪阻击。

为保护领导们，我们100多人的连队坚守阵地，等到领导同志们全部安全撤离后，我们才开始边打边撤。

结果撤到山里时，被800多土匪给包围在了大山里，打了三天三夜，弹尽粮绝，后来大部队赶到，才消灭了这股土匪。

记得部队刚刚撤到一个小山林里时，发现一个战士不见了，听一名战士讲，掉队的战士受伤后滚到了山下。

连长让我马上返回去寻找救治，连队在此休整等候。

当时，随处都有可能与土匪遭遇，我小心地穿梭于山林之间，在一个山崖边上，找到了那位掉队的战士。

他的大腿部被子弹击穿，我给他包扎后，发现很远的一个山边处，有一户农家。

确定安全后，我将他带到农民家里安置，因战场上随时会有伤员，我必须马上返回战场。

我连夜回到小山林时，发现连队已经早已离去了。

为了找到部队，只能摸索着在山林中寻找，幸遇一个猎户的小茅屋，猎户见我几天没吃东西了，便送给我一个玉米粑粑。

正要吃时，忽听山头上一阵冲锋号响，枪声大作，我赶紧顺着枪声，找到了部队。

我把这个玉米粑粑交给了连长。连长舍不得吃，全部分给了伤员。

几十年后，当年的连长已经是某坦克师师长，他带领部下来到我家看望。

家里准备了丰盛的佳肴招待老战友，师长感慨说：“现在你们这么丰盛的一桌佳肴，也赶不上当时的那一块玉米粑粑呀，当时分那块玉米粑粑时，我把手上的渣渣给舔了舔，真香。”

这就是我那些可爱、淳朴的战友们。

短短两个月贵州剿匪时间，我们就牺牲2000多战友。

想到这些恶战我都活下来了，现在遇到困难能退缩吗？

想来想去，我决定自己办厂。

我带着老伴、二儿子赵军，开始了全国各地的考察工作。

直到1994年，我决定把制药厂落地云南昆明。这是座美丽的城市，云南人的淳朴也打动了我。

落户昆明到现在一晃过去三十余年过去了，我从1500元钱开始的，到有上亿资产的正规制药企业，药品也享誉全球，出口多个国家。

期间，经历的风风雨雨，艰辛难以言表。

先进的保密生产技术，谁都想知道；经济建设中所创造的财富，谁都想占有，这是商场现实。

但无论遇到怎样的挫折，我从来没有退缩过。

我们一家五口

这几年抗美援朝很热，有年轻人问我，你们在战场上枪林弹雨的，你们工资是不是很高？

这是时代的代沟，我也愿意多出来讲讲。

那时候不要说我们没有钱，多少牺牲的战友，他们跟谁要过钱？

记得我们跨过鸭绿江时，大家嘴里唱着歌，眼睛却不断回头望向祖国。

谁也不知道还能不能活着回来，能多看一眼是一眼。

刚到朝鲜，没有防空洞，也没有掩体，都是要现挖的，手术室也要现搭建。

不仅医疗条件差，更重要的是药品还供应不上，我从早到晚不停抢救伤员，还是不能救下所有人。

很多战士只是因为没有进口的药，不得不无奈截肢。当时就想祖国什么时候能够强大就好了。

我在上甘岭一待就是5年，说起来连婚都是在上面结的。

那是1955年，我回家探亲，就经朋友介绍，认识了我现在的妻子。

她18岁，还在上学，但两家还是说定了婚事。

第二年，我给她寄去了一张军官妻子入朝证，她从老家南阳一路坐火车到上甘岭找我了。

营长知道后，提出要给我们举办婚礼。战友们一听很高兴，帮忙到朝鲜老百姓家里买了鸡啊、肉啊、糖果这些。

因为不远处就是美国的军队，大家不敢松懈，营长便只抽了一部分干部来参加婚礼，其余的人继续坚守岗位。

婚礼虽然简单，却也被传为上甘岭上的佳话。

说起来，风风雨雨几十年，妻子跟着我没少吃苦。

经历了战场、商场，我们是夫妻，是亲人，更是生死与共的战友。

今年我已经94岁，每天还是9点准时去办公室，和工人一起吃食堂。

空闲时刻，我常常想起踏上朝鲜的国土时，美国飞机在头顶低空盘旋，时而激烈扫射，时而狂轰滥炸。

沿途都是残垣断壁的房屋，大片被毁的农田，断塌的桥梁，多少朝鲜家庭流离失所，家破人亡……

当时我们就一个心思，把强敌挡在国门外，不让祖国的百姓再受战争的屠戮，建设好新中国。

我们，做到了。

赵爷爷属于最早的那批创业者，他能到94岁高龄还在掌舵，让人不得不心生敬佩。

不管是战场还是商场，每一场“战争”都有其不足，也都有值得学习的地方。

我想，不管是战士还是创业，只有在战争中不断总结经验，才可能去应对更加残酷的“战争”。

借赵爷爷的故事，也祝愿每一个行在路上的朋友，都能——

凡心所向，素履以往。生如逆旅，一苇以航。

编写：霞姐 佳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