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裕，这个名字在胡族中如雷贯耳，令人胆寒。
刘裕生活在东晋十六国这一动荡的时代，凭借武力征服了四个王国，并以极为残酷的手段处决了三位国王和一位皇帝。
他还通过缢死和刺杀的方式终结了两位东晋皇帝的性命，因此在历史上留下了“皇帝杀手”的恶名，同时也开创了诛杀禅位皇帝的先例。
刘裕出身卑微，早年是个游手好闲的赌徒。然而，他从一名普通的北府军司马起步，参与了镇压孙恩起义的战斗。在这场声势浩大的平叛行动中，他屡次追击义军，甚至跨越大海，最终成功击败了敌军。
后来，刘裕作为一位赋闲在家的军官，他仅凭一百多人的力量，在京口发动起义，推翻了桓楚政权，从而改变了历史的走向。
刘裕还两次北伐中原，攻占西川、围困广固、平定岭南、进军关中，彻底消灭了慕容鲜卑和羌族姚氏两大皇族，拯救了濒临覆灭的东晋王朝。
在那片历经沧桑的山河之间，曾经涌现出无数英雄豪杰，但如今却难以寻觅他们的踪迹。孙权（字仲谋）曾据守之地，那些舞榭歌台上的风流人物，终究也抵挡不住岁月风雨的侵蚀。夕阳西下，映照着荒草丛生的小路和普通的街巷，人们传说这里是刘裕（即“寄奴”）曾经居住过的地方。遥想当年，他率领铁骑，气势如虹，仿佛猛虎般吞并了万里江山。
南宋时期著名的豪放派词人辛弃疾登上京口北固山，俯瞰滔滔长江，心潮澎湃，写下这首千古传诵、充满悲壮与豪情的词作。他满怀崇敬之情，赞美了南朝刘宋开国皇帝宋武帝刘裕，称其以武力收复中原，攻占两京的辉煌成就，足以与这片壮丽的山河交相辉映。
这位昔日“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英雄，就诞生在这片被斜阳映照、绿树环绕的平凡巷陌之中。
京口，即今天的江苏镇江，坐落在东晋都城建康的东方，雄踞于长江南岸。这个地方三面环山，一条江水贯穿其中。在这群山环绕的地方，有一座不起眼的茅屋，这便是南朝奠基人刘裕的出生地。
刘裕的小名叫寄奴。刘裕，字德舆，其祖先是彭城人，属于汉楚元王刘交的后裔。
在八王之乱期间，刘氏家族南迁至晋陵郡京口。刘裕的祖父刘靖曾担任东安太守，父亲刘翘则是本郡的功曹，母亲赵宗安是平原太守的女儿。公元363年，即东晋哀帝兴宁元年的三月，赵宗安生下了唯一的儿子刘裕。然而，这份喜悦并未持续太久，因为赵宗安因难产去世，年仅二十一岁。
刘裕的父亲刘翘深受打击，甚至认为刘裕带来了不幸，打算抛弃他。幸运的是，同族兄弟刘万的妻子见状心生怜悯，她将刘裕接到自己家中抚养，并停止了对自己亲生儿子刘怀敬的哺乳来喂养刘裕，还为他取名“寄奴”。
这个善良的女人的行为不仅拯救了一个婴儿的生命，也为后来的南朝历史埋下了重要的伏笔。如果没有她的帮助，刘裕可能无法存活，那么南朝的历史或许会完全不同。尽管没有神龙护体或六丁六甲的庇佑，但这位仁慈的母亲改变了刘裕的命运。
在南北朝时期，人们起名时偏爱使用“奴”字，这与新中国成立后人们喜欢用“建国”为孩子命名的习惯相似。由于刘裕被寄养在他处，因此得名“寄奴”。然而，他的养母未曾料到，“寄奴”这个名字会在历史长河中流传千古。
两年之后，刘翘迎娶了洮阳县令之女萧文寿作为续弦妻子，并接连生下了两个儿子，分别是刘道怜和刘道规。萧文寿虽出身庶族，却知书达理，她成功说服丈夫将刘裕接回身边抚养。她对这个命运多舛的孩子充满同情与关爱。然而，命运无常，正值壮年的刘翘突然因病去世。
面对家境衰败、生活困苦的局面，萧文寿虽为寡妇且育有幼子，但她坚守贞节，拒绝再嫁他人。为了维持生计，她白天耕种农田，夜晚则编织草鞋。
而身为兄长的刘裕也早早地承担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他通过耕种、砍柴、捕鱼以及贩卖草鞋等方式来支撑整个家庭度过艰难岁月。尽管生活贫困潦倒，但这些磨难并未消磨掉刘裕内心深处的豪迈气概。
成年后的刘裕体格健壮且胸怀大志，时常发表宏图伟愿，甚至有些言过其实。他还热衷于樗蒲这种赌博游戏，这使得街坊邻居对他并无好感。毕竟，一个只会说大话且沉迷赌博的人，又怎能赢得他人的尊敬呢？
刘氏家族自称是汉室的后裔，但东汉已经灭亡接近两百年了，谁还会在意这样一个所谓的皇族成员呢？根据九品中正制的标准，在刘裕的时代，他们连低级士族都算不上，最多只能算是没落的庶族。
在东晋时期，社会等级非常分明，实行的是九品中正制。那时候做官并不需要通过考试，而是基于世袭制度，“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这正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
作为庶族的一员，刘裕顶多能在官府担任一些低级别的职务，类似于现在的科员或办事员，最高也不过是个副科级的小官。
刘裕不喜欢读书，却热衷于赌博，并且常常欠债不还。因此，郡县的官府自然不会任用这样的人，他只好选择从军。当兵在当时被视为一种苦差事，那些有地位的人都不愿意去参军，因为在东晋的社会观念里，武人是被人看不起的，无论是士兵还是军官，地位都不高。
刘裕住在京口，而京口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北府兵，这支军队曾在淝水之战中击败了前秦的大军。刘裕加入军队后并没有成为普通的士兵，因为士兵是由专门的兵户担任的，他成为了下级军官，尽管起初并不出名。虽然他是庶族出身，但由于他是京口本地人，凭借这一点关系，他最终做到了北府将军孙无终的司马一职，相当于今天的师部参谋。那时他已经三十六岁了。
古人的生命周期较现代人短，为了能够早日接替家族重任，他们往往成熟得更早。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许多人在十六七岁时就已经能够独当一面，到了三十六岁，距离退休也就不远了。
自孝武帝之后，东晋在与北方各国的对抗中主要采取战略防御姿态，大规模的战争较少。
若不是孙恩发动的大规模起义，刘裕可能已经在北府军中退居二线，并最终被迫转业回到家乡。然而，历史总是充满了机遇，时代呼唤着像刘裕这样的英雄。随着孙恩起义震撼全国，刘裕迎来了展现自己才能的机会。
信仰对人类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它赋予人们生活的方向和目标。然而，宗教这种形式的信仰常常被一些心怀不轨的人所利用，以达成他们个人的目的。例如，在东晋末期，一股强烈的宗教狂热席卷了整个社会，一位名叫孙恩的五斗米道大师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江南起义。
孙恩，字灵秀，出身于琅琊，作为五斗米道这一教派的大师级人物，他领导了一场真实且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而非虚构故事中的情节。五斗米道，即后来被称为天师道的道教前身，孕育了诸如武当派、华山派以及全真教等诸多道教分支，这些分支在历史上逐渐发展壮大。
五斗米道由张道陵创立，其总部设在四川鹤鸣山，始于东汉时期。张道陵自称受到太上老君的任命成为天师，并要求信徒加入时需缴纳五斗米，因此该教派得名五斗米道。
张道陵被视为道教的首位掌门人，而到了第三代掌门人，也就是他的孙子张鲁手中，五斗米道得到了极大的推广和发展，成为了当时最具影响力的教派之一，张鲁也因此成为三国时期著名的诸侯之一。
张鲁并不满足于仅仅担任一个江湖领袖的角色，他依靠教派内的众多高手，攻城略地，最终在汉中地区建立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并以宗教治理这片土地。张鲁自封为“天师”，运用所谓的“鬼道”来教化民众。
新加入道教的人被称为“鬼卒”，与一般的教派不同，这里没有香主或坛主这样的职位，而是设有“祭酒”和“大祭酒”。这些祭酒们教导信徒诵读老子的《道德经》，并用符咒和圣水为人治病。同时，还设立了“净室”，让生病的人可以在其中反省自己的过错。而“鬼吏”的职责则是为病人向神灵祈祷，倡导民众诚实守信，不得欺诈。
此外，还设置了“义舍”，里面放置了米粮和肉类，供路上的行人免费取用。对于触犯法律的人，会先给予三次赦免的机会，之后才会执行刑罚；而对于那些犯有轻微过错的人，则可以通过修筑一百步的道路来赎罪。
经过张鲁的一系列改革和发展，五斗米道得到了极大的扩展和壮大。在三十年的时间里，汉中的各族人民都纷纷信仰这一教派，使得汉中几乎变成了一个政教合一的独特政权。
然而，随着曹操攻克汉中，张鲁选择归降，汉中的政权也随之瓦解。尽管如此，巴蜀地区的五斗米道并未因此消失，反而随着张鲁及其追随者迁徙至北方，这一教派也传播到了中国北方地区。
在曹魏和西晋时期之后，五斗米道在东晋得到了显著的发展。当时，江东地区的五斗米道不仅继承了早期的教义，还融入了新的信仰元素，比如相信可以役使鬼神、获得神兵相助，并且尊崇天官、地官、水官，尤其是对水仙的信仰尤为突出。
信徒们坚信通过修炼长生不死之术，能够成为“长生人”。他们认为只要信奉天师道就能成仙，那些投水而亡的人被称为“水仙”，被杀害的人则称为“尸解”或“蝉蜕”。
总之，这种信仰的核心观念就是追求永生不灭。
不仅是普通百姓，就连皇室成员和豪门士族中也有不少五斗米道的信徒，形成了多个著名的天师道世家，例如琅琊王氏、孙氏，陈郡谢氏、殷氏，高平郗氏，会稽孔氏，义兴周氏，丹阳许氏、葛氏、陶氏，东海鲍氏等。
在这众多的士族信徒之中，钱塘人杜子恭是其中一位极为重要的领袖人物。他被视为神明一般的存在，拥有大量门徒，其中不乏来自江南名门望族之人。
《晋书》记载了一个关于杜子恭神奇事迹的故事：有一次，他向一位船上的旅客借了一把瓜刀用来切西瓜。这位旅客急于赶路，便询问何时归还。
杜子恭回答说很快就会归还。然而，船只启程后并未停留等待。
当船行至嘉兴时，一条大鱼突然跃入船舱，人们剖开鱼腹竟然发现了那把借出的瓜刀。尽管从现代角度来看，这样的事情似乎难以置信，但在《晋书》中，类似充满神秘色彩的故事还有很多。
杜子恭几乎被视为半个神仙，他的徒弟孙泰，以及孙泰的侄子孙恩，都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孙恩出身显赫，他的家族源自孙秀一族，是五斗米道世家。孙秀在八王之乱期间担任赵王司马伦的谋士，曾借助五斗米道的力量帮助司马伦登上皇位，但最终失败，被齐王司马冏处死。
随着中原地区的战乱不断，孙氏家族迁徙至江南三吴地区定居。他们既不属于司马越一系，也不是最早一批南迁的中原人士，在江东并未受到当地士族的重视，因此仕途受阻。
孙恩的叔叔孙泰利用家族背景拜杜子恭为师，并积极传播五斗米道。
创立和推广宗教通常有三个目的：拯救众生、参与政治、聚敛财富。若
以救赎为目的，则该宗教会被视为高尚并得以发展壮大；
若教义富含哲理，则会历久弥新，如基督教、佛教和道教。然而，如果只是为了敛财，这种行为就显得极为卑劣，因为这是在利用人们的脆弱心理进行欺骗，就像一些邪教所做的那样。
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即宗教与国家紧密结合，从诞生起便成为国家扩张和掠夺财富的工具。
孙泰的目标就是让五斗米道成为一种可以干预国家政治的宗教，从而进入权力核心。
孙泰确实非常有手段。
为了祈求福祉，普通百姓不惜倾尽家财，甚至将自己的孩子奉献给五斗米道，而这一切都是出于对美好未来的期望。在孙泰的推动下，五斗米道迅速壮大，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这也引起了贵族阶层的警惕。
司马道子听从了王珣的建议，决定将孙泰流放到广州。那时的广州远非今日这般繁华昌盛，而是一片荒凉之地。然而，孙泰就如同一颗璀璨的明珠，无论身处何地都能发光发热。他在广州依然勤勉地传播教义，使得“南越亦归之”。
孝武帝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急需人才的支持，他意识到孙泰的能力，于是召回了他，并授予其辅国将军的职位。
当王恭发动叛乱时，孙泰坚决站在朝廷一方，组织了数千人的队伍对抗王恭。由于他的英勇表现，赢得了司马元显的好感，两人常常一起探讨长生不老的秘密。借此机会，孙泰更加大胆地扩展五斗米道的影响范围，几乎整个江东地区都成为了他的势力范围。
随着孙泰领导下的五斗米道日益强大，这引发了贵族们的极大担忧。尽管如此，由于孙泰与司马元显关系密切，并且在平定王恭叛乱中有功，没有人愿意首先站出来反对他。
直到有一天，有一个家族终于无法忍受，挺身而出，那就是陈郡谢氏。
谢氏家族主要在三吴地区发展，特别是在会稽（即今天的浙江绍兴一带），他们的庄园和经济来源都在那里。作为显赫的门第，如果没有雄厚的财力支撑，很快就会走向衰落。因此，他们不得不采取行动来维护自身的利益。
谢氏家族的代表人物谢玄在淝水之战结束后放弃了兵权，转而在会稽地区大量购置田产和山水，致力于建立一个庞大的庄园，以确保家族未来的稳定与发展。
其孙谢灵运在其作品《山居赋》中描绘了这一庄园的壮丽景象
“北山二园，南山三苑……田连冈而盈畴，岭枕水而通阡，阡陌纵横，塍埒交经。”
随着孙泰势力在会稽地区的扩张，引起了谢氏家族的高度警觉。为此，时任会稽内史的谢辅向朝廷举报孙泰谋反。谢辅是谢安所倚重的人。
面对谢氏家族与孙泰之间的冲突，朝廷迅速做出了决定，司马元显下令诱捕并处决了孙泰。孙恩则逃往舟山群岛避难。
为何选择海岛？或许是因为传说中的神仙多居住于海上。尽管孙泰已死，但他的信徒们并不相信这一事实，反而认为他已羽化登仙，继续支持其侄子孙恩，为他提供粮食和其他物资。
孙恩在海岛上聚集了一百多名追随者，时刻准备复仇。若非东晋内部矛盾激化，孙恩恐怕难以有所作为。然而命运给了他一次机会——东晋各阶层矛盾全面爆发。年轻且冲动的司马元显无意间触发了一场可能摧毁整个晋朝的巨大危机。
鉴于以往王敦、桓温、王恭等人的教训，以及当前桓玄、殷仲堪、杨佺期等人占据荆、江、雍、秦、梁、益、宁等多个州郡，掌控赋税大权而不服从中央政府的情况，司马元显决心改变自东晋成立以来士族豪门控制军队的局面，试图组建一支完全由自己掌控的新军。
组建一支新的军队需要大量的人力和财力支持。
然而，对于东晋来说，这个问题尤为复杂。考虑到当前的战略布局，新军的人员和装备不可能从以上七州获取，江淮地区也需要保持战备状态，并且已经有北府军驻扎，因此也不太可能提供支援。唯一可行的选择是三吴地区。
自东晋建国以来，面对北方的威胁，历次北伐多由荆州承担重任。桓温去世后，谢安掌权，北伐的责任逐渐转移到了江淮地区。而支撑江淮战场的所有物资供应都来自三吴地区。
谢安利用三吴地区的财富成功打赢了淝水之战，谢玄也用这些财富进行了北伐。司马元显则试图利用三吴地区的财富来对抗王恭和殷仲堪。
由此可见，三吴地区在东晋政权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成为赋税徭役的主要负担区。
由于朝廷和门阀士族对三吴地区的双重剥削，居住在这里的国家编户农民生活异常困苦。他们不仅要承担繁重的徭役和赋税，甚至一年中几乎没有三天的休息时间。这种情况下，五斗米道在三吴地区迅速传播也就不足为奇了。
魏晋时期实行世兵制，将士兵与普通百姓分开管理，入伍的士兵及其家属被称为兵户。兵户世代为兵，男子年满十六岁即可随时被征召入伍。士兵的生活条件极其艰苦，行军作战时居无定所，衣食无着，生死未卜，被视为畏途。
此外，兵户还需承担各种国家徭役，一旦士兵逃亡，其家属也会受到牵连。总的来说，兵户的处境十分艰难，导致“好汉不当兵”成为当时社会的普遍认知。
在南北方长期的战乱中，兵源逐渐枯竭。东晋时期实行的是庄园经济模式，大量土地和农民被豪强地主所掌控，而国家直接管理的编户齐民数量极少。
自由民对参军毫无兴趣，这直接导致了东晋正规军队组建困难重重。司马元显注意到一个特殊群体——那些从奴隶身份转变为“客”的人。“客”虽然比奴隶地位稍高，但仍然受制于主人，没有自主迁徙的权利。
于是，司马元显以朝廷名义颁布诏书，允许这些“免奴为客”的人脱离原主人，条件是必须加入军队。他下令强制征召浙东地区“免奴为客”的青壮年前往首都建康服役，这些人被称为“乐属”。
王莽改革时曾将奴婢称为“私属”，司马元显则把这批新兵称为“乐属”，表面上看似自愿，实则强制。这一政策引发了民众强烈不满，“东土嚣然，人不堪命，天下苦之矣”。这种描述并非夸大其词，而是真实反映了当时的民愤。
浙东地区的贵族与地主阶层一致反对这项政策。首先，他们质疑为何仅在浙东实施；其次，这些“客”作为他们的财产，朝廷无权随意征用；最后，“免奴为客”的农民本身已获得一定自由，却被迫成为地位更低的士兵，他们自然不愿接受所谓的“乐属”称号。
随着浙东地区社会动荡加剧，孙恩察觉到了机会的到来。
公元399年十月，孙恩从舟山群岛率领一百多人登陆大陆。这一幕让人联想到拿破仑从厄尔巴岛重返法国的情景。孙恩所到之处势如破竹，沿途百姓纷纷响应，几乎兵不血刃便攻占了上虞城，并进一步占领了会稽郡。
当时担任会稽内史的王凝之是著名书法家王羲之的儿子，琅琊王氏家族世代信奉天师道。因此，这场冲突也有了“孙天师遇到王天师”的说法。
当王凝之听闻孙恩起义的消息后，他选择了不抵抗政策，既不出兵也不设防。面对官员们要求派兵出城讨伐的请求，他们发现王凝之待在道堂里磕头念咒，口中念念有词：“我已经请来了得道大仙，并借来鬼兵守护各个险要关卡，每个地方都有数万鬼兵把守，贼寇不足为惧。”
王凝之对五斗米道中役使鬼神、召唤神兵的方法似乎掌握得很熟练。然而，他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孙恩同样出自五斗米道世家，且是天师级的人物。在这种情况下，那些鬼兵又怎敢阻挡孙恩这位天师呢？
直到孙恩的军队突破了所谓的“鬼兵”防线，攻破了各个关隘，王凝之才匆忙发兵抵抗，但此时已为时过晚。孙恩的大军迅速攻克了山阴城，王凝之和他的几个儿子都被杀害。
令人惋惜的是，王羲之一代名士，以其书法成就闻名于世，《兰亭集序》更是被唐太宗誉为天下第一行书，成为了唐诗宋词晋字汉文章中的典范之作。然而，他的儿子王凝之却未能继承其父的智慧与才能，最终落得如此下场。
王凝之的妻子谢道韫，是那位以“未若柳絮因风起”这一佳句闻名的才女。她在评价自己的丈夫时曾感叹：“没想到天地之间，竟有王郎这种人！”
初入王家时，谢道韫对王凝之颇为轻视，回到娘家后依然闷闷不乐。她的叔叔谢安试图安慰她：“王郎是逸少的儿子，相貌和品德都不差，你为何对他如此不满？”
谢道韫回应道：“我们谢家一门叔父中有阿大、中郎这样的杰出人物；兄弟们中也有封、胡、遏、末等优秀人才，却未曾想到在这世间，竟然会有王凝之这样的人！”她所列举的人物皆为谢家的佼佼者，意在表明自己从未见过像王凝之这样的人。
这似乎说明，一个人不能过于专注于某一方面，比如科学、哲学或宗教，否则可能会忽略身边人的感受。最好能够陪伴伴侣享受生活中的美好事物，但这似乎并不容易做到。
然而，提及谢道韫并非因为她对丈夫的不满，而是因为她做了一件非凡之事。
当得知孙恩杀害了她的丈夫和儿子们后，谢道韫并未惊慌失措，反而冷静地命令婢女抬着肩舆，手持佩刀出门，亲手斩杀了数名敌人。
尽管最终寡不敌众被俘，但谢道韫面对乱军威胁要杀她的小外孙刘涛时，坚定地说：“此事与他族无关，如果要杀，先杀我吧！”孙恩因此改变了态度，没有伤害刘涛。
孙恩，历史评价为“毒虐”，极其残忍。作为农民起义军的领袖，他与陈胜、刘邦、张角、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等人一样，都有着相当的残暴性——毕竟，如果不是狠角色，谁敢挑起造反的大旗呢？孙恩也未能例外，他称自己的义军为“长生人”，寓意他们永生不死。
对于那些不愿追随他的百姓，哪怕是婴儿，他也毫不留情地予以杀害。
为了满足义军复仇的愿望，他甚至将一些县令的尸体剁碎，并强迫他们的妻儿食用，如果有人拒绝，就会遭受分尸的命运。起义军还掠夺财物，焚烧房屋和官方仓库，砍伐树木堵塞水井。
当军队向会稽进发时，由于队伍中有妇女和婴儿行动不便，孙恩竟下令将婴儿投入水中溺亡，随后祷告道：“祝贺你先登仙堂，我随后就来。”
誓言一旦许下，不久之后，孙恩真的成了“水仙”。
值得注意的是，孙恩并非出身于社会底层的农民，而是士族出身，擅长写作，后世还流传有《孙恩集》。起义失败后，他在逃往海岛时带走了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许多书法作品，这表明他对书法有着浓厚的兴趣。
尽管如此，他对王、谢等高门士族的男性们却表现得极为冷酷无情。不过，他不会伤害自己尊敬的人，例如才名远扬的谢道韫及其孩子，他就没有加害。
孙恩起义获得了三吴地区庶族地主的鼎力相助，深受当地客佃与奴隶们的热烈支持，浙东地区的农民也纷纷响应号召，纷纷举起义旗。会稽的谢铖、吴郡的陆瑰、吴兴的丘尪、义兴的许允之、临海的周胄、永嘉的张永以及东阳、新安等八郡同时起兵，他们杀掉当地的官员以响应孙恩，短短十五天内，起义军的人数就达到了数十万之众。
起义军对三吴地区的豪强官员进行了诛杀，谢家子弟成为了首要目标。面对起义军的强大攻势，各地的官军望风而逃，于是浙东八郡皆被孙恩所掌控。
然而，孙恩并没有建立政权，他代表的是浙东庶族地主的利益，这使得他无法与东晋朝廷彻底决裂。
一时的成功让孙恩有些得意忘形，他自封为征东将军，并向晋安帝上表，将起兵的责任全部推给了司马道子和司马元显父子，列举了他们的罪行，请求处决二人以告慰天下。他还得意洋洋地说：“从此天下再无战事，我们将穿着朝服前往建康。”
起义爆发后，京都及其周边各县的盗贼也纷纷起事，许多人响应起义军的号召。然而，孙恩缺乏长远的战略眼光，未能及时巩固并扩大战果，错过了直接进攻建康的最佳时机，从而给了东晋王朝喘息和重整旗鼓的机会。
一个月后，司马元显指挥谢安之子谢琰与刘牢之分别率领大军从建康和京口出发，向南进军，相继攻占了义兴、吴兴及吴郡。刘牢之的北府军迅速推进至钱塘江一线。
起初，孙恩寄希望于钱塘江的天然屏障，意图效仿越王勾践，占据会稽并割据江东。他对部下夸口说：“我割浙江，不失作勾践也。”
然而，他未曾料到的是，北府军迅速渡过钱塘江，直逼会稽。
面对强大的北府军，孙恩选择不与其正面交锋，而是决定放弃浙东地区，带领二十万义军及其家属撤退至海岛。在撤离之前，他引用了曹操赤壁战败后的名言：“孤不羞走！”这句话表明了他的态度：即使撤退也不丢脸，因为他还打算卷土重来。
曹操依靠的是北方雄厚的资源支持，包括北中国的财力、物力和人力。而孙恩所依赖的，则是他计划建立的一支当时世界上最为强大的海军力量。
起义军中有很多家属，孙恩由于行动迟缓，在撤退时命令将抢夺来的大量金银财宝和美女都丢弃在路上，这些财物和美女在道路上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北府军看到后非常高兴，纷纷去争抢，没有人再去追击孙恩，使得他得以安全地登上船只逃回了海岛。对于北府军而言，能够光明正大地抢劫财物是非常难得的机会，他们原本就是由流民组成的部队。刘牢之竟然放纵士兵进行烧杀抢掠，导致许多郡县几乎空无一人。
孙恩退回舟山群岛后，秘密训练出一支强大的海军力量。东晋朝廷担心他会再次登陆进攻，于是任命谢琰为会稽太守，率领一支军队驻守浙东沿海地带。
谢琰曾参加过淝水之战，是一位具有丰富作战经验的将领。然而，朝廷任用谢琰却是一个错误的选择。孙恩主动撤离浙东地区，给谢琰造成了错觉，让他误以为孙恩并不足为惧，因此没有加强防备措施。
尽管有将领建议：“敌人就在附近的海边，随时可能发动攻击，应当给他们提供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但谢琰与孙恩之间有着深仇大恨，谢家多人被杀，庄园也被毁坏，他不肯轻易罢休，在其管辖范围内对义军展开了大规模报复行动，并且还傲慢地对众人说：“苻坚拥有百万大军，尚且在淮南战败身亡。孙恩这个小贼，失败后逃入海中，怎么可能再出来！如果他真的敢出来，那就是老天爷要惩罚他了。”
孙恩言出必行，次年五月，他率领军队从浃口（今浙江镇海东南）顺利登陆，直奔余姚，并再次攻破上虞，迅速推进到距离山阴县仅三十五里的邢浦。谢琰派遣参军刘宣之迎战，但义军未能取得胜利。几天后，义军再度进攻邢浦，击败了上党太守张虔硕，随后乘胜追击，向山阴进军。
当时谢琰正在用餐，听到晋军失利的消息后，愤怒异常，饭也不吃了，立誓道：“先解决他们，再吃饭！”
孙恩洞察到谢琰的骄傲与急躁心理，故意引诱其深入狭窄的塘路，使官军只能单列前行，难以施展骑兵和步兵的优势。而义军则凭借水战专长，在战船上发射箭矢，切断了官军的进退通道，进而包围并歼灭了他们。
晋军在这场战斗中惨败，谢琰和他的两个儿子都阵亡了。
这场会稽之战震动了整个东晋朝廷。司马元显任命刘牢之为都督会稽五郡军事，调动各路兵力围剿起义军。北府兵开始行动，刘牢之指派刘裕由孙无终府司马晋升为都督府司马，参与军事参谋工作，这意味着刘裕被调入军区担任参谋一职。
在北府军迅速推进的过程中，他们从京口出发，一路打到了吴郡（今天的苏州）。孙恩的守军在大路上扎营，刘牢之派遣刘裕带领几十名士兵去侦查敌军的情况。没想到，在侦查过程中遇到了数千名义军正在出动。
面对如此众多的敌人，一般的侦察兵可能会选择撤退，但刘裕却勇敢地迎了上去，并立即发起了攻击。尽管孙恩的部队多为未经训练的乌合之众，但他们人数众多，对刘裕及其少数士兵来说仍然是巨大的威胁。
刘裕和他的士兵们边战边退，最终大部分人都牺牲了，刘裕自己也被迫跳入河中。然而，他在水中突然发起反击，用长刀砍倒了几名追兵，随后一跃上岸，怒吼着冲向敌军，吓得数千名义军纷纷后退。
刘牢之的儿子刘敬宣因为担心刘裕的安全，率领骑兵前来接应。他正好目睹了刘裕单枪匹马对抗数千敌军的英勇场景，令在场的所有将士都感到震惊不已。
历史上，三国时期的孙坚虽被誉为猛将，但他最多也只是吓退了几十个海盗；而赵子龙在长坂坡七进七出的故事更多是评书中的描写。相比之下，刘裕一人独战数千人的事迹被正式记载于史书中，充分展现了他非凡的勇气和胆量。
如果你因此认为刘裕是一位像张飞那样鲁莽神勇的将领，那可就大错特错了。刘裕的城府之深、谋略之远，即便是曹操也难以企及，堪称南北朝时期的头号奸雄。曹操尚未篡位时，外界已经议论纷纷，曹操不得不公开辟谣。
而刘裕直到登上宋王宝座，天下间仅有北魏的大臣崔浩和夏国的谋士王买德洞悉了他的真实意图。他的挚友刘穆之临终前才恍然大悟，宠臣傅亮也是在旁敲侧击之后才有所领悟。你能说刘裕仅仅是一名勇士吗？
刘裕凭借一战成名，正式成为了一支部队的指挥官，北府军借此机会向孙恩发起进攻。孙恩见北府军来袭，故技重施，再度退回大海。东晋朝廷任命刘牢之督管会稽五郡军事，并驻扎在上虞，袁山松则在沪渎垒（今上海市）构筑防线以抵御孙恩。
刘牢之派遣刘裕戍守句章（今浙江宁波市南），作为第一道防线。浙东地区重新被晋军控制。孙恩不可能一直待在海岛上不出动，公元401年二月，起义军第三次登陆，从浃口出发攻打句章。句章城小，仅能容纳数百名战士。
刘裕身披铠甲，手持武器，带领守军拼死抵抗，每次战斗都冲锋在前，身先士卒，成功将起义军阻挡在句章防线之外。刘牢之趁机对孙恩发起攻击，义军再次撤回海岛。
孙恩久攻句章未果，于是避开刘裕的水军，转而北上进攻海盐。得知这一消息后，刘裕意识到这是个绝佳的机会，他深知击败孙恩对他的事业至关重要。
于是，他迅速率领军队以急行军的速度赶往海盐，并在旧城基础上加固了城墙。
孙恩的海军抵达杭州湾时，并不知道刘裕已经到达海盐。轻率地发起攻击却遭遇失败，义军大将姚盛战死。孙恩愤怒不已，仗着自己兵力众多，连续不断地攻打海盐。然而，城内的守军数量有限，眼看城池即将失守，刘裕心生一计，决定采用空城之策。
夜晚，刘裕命令士兵们收起旗帜、停止击鼓，并把精锐部队隐藏起来。次日清晨，城门大开，仅有几名老弱残兵出现在城墙上。义军远远看到这一幕，派人前去询问刘裕的下落。那些老弱残兵回答说：“昨天夜里他们就已经逃跑了。”
如果当时有京剧的话，义军或许会识破这是“空城计”。但义军并未察觉到这是个陷阱，纷纷涌入城内。此时，刘裕突然发动反击，成功地击溃了敌军。孙恩意识到在刘裕的防守下，无法攻克这座要塞，便转向沪渎进发。刘裕随即放弃了海盐，追击孙恩而去。
刘裕意志坚定，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他决心要在孙恩事件中崭露头角。
然而，一个名叫鲍嗣之的人却给他的计划带来了麻烦。鲍嗣之是当地豪强鲍陋的儿子，他渴望立功，主动请求带领一千吴地士兵担任先锋。
刘裕拒绝了他的请求：“敌军战斗力强，而吴地的士兵缺乏实战经验。如果先锋部队遭遇失败，将会动摇整个军队的士气。你们可以在后方制造声势。”
鲍嗣之对此感到不满，他认为这是在贬低吴地士兵的能力，暗示他们只能跟在别人后面摇旗呐喊。他反驳道：“过去我们的祖先夫差能够称霸中原时，并没有提到京口人的战斗能力更强。你刘裕是不是担心我抢了你的功劳？”尽管如此，刘裕还是不得不妥协。
为了防止可能出现的危机，刘裕提前布置了许多隐蔽的旗鼓伏兵，每处仅有数人。当先锋部队与敌人接触时，刘裕命令这些隐藏的伏兵举起旗帜并敲响战鼓，以增强气势。
孙恩误以为四周布满了伏兵，急忙撤退。鲍嗣之见状，觉得孙恩不过如此，并无特别之处，便率领军队追击，刘裕也只得跟随其后。然而，孙恩迅速重整部队，展开激烈反击，由于起义军人数众多，鲍嗣之战死，官军遭受惨败，只能边战边退，伤亡惨重。
眼看即将全军覆没，刘裕急中生智，想出一计。当军队撤回到最初交战的战场时，他命令士兵们脱下阵亡者的衣物带走，以显示从容不迫。这一举动意在让敌人看到，他们还有余力在路上捡拾装备。
孙恩果然心生疑虑，怀疑是否有伏兵存在，因此不敢贸然逼近。这时，刘裕突然大喝一声，指挥军队反身杀回。起义军被这突如其来的反击吓得惊慌失措，纷纷转身逃窜。就这样，刘裕成功带领残部安全返回。
虽然刘裕保住了军队，但损失极其惨重，无力再与义军抗衡。
刘裕在沿海地区击败孙恩后，收获颇丰，不仅声威大振，还赢得了浙东诸郡当地士族和庶族贵族的广泛赞誉和支持。有人可能会疑惑，孙恩的主要支持者不是浙东的庶族贵族吗？
实际上，虽然有一部分庶族贵族支持孙恩，但还有一部分仍然忠于朝廷。由于各地战乱不断，北府军的军饷并不充足，许多将领借平定孙恩之乱的机会，肆意劫掠当地财富。
如果军队不遵守纪律，与强盗无异。
然而，刘裕处理军民关系非常出色，严格禁止士兵劫掠百姓。良好的军民关系对战争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你越能获胜，地方豪强和平民就越愿意支持你，捐款捐物也会随之增加。这种鱼水情深的关系，也是刘裕能够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刘裕是一个极具心计的人物，尽管他没有嫡系势力、土地和财富，也没有足够的资源来养活士兵。在朝廷中，如果被重用，他就是一位将军；若不被重用，则什么都不是。
因此，刘裕努力与地方上的势力建立良好关系。例如，他与会稽的庶族地主山阴令孔靖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据史书记载，“高祖（刘裕）东讨孙恩，屡至会稽，季恭（孔靖的字）以礼相待，给予丰厚的支持”。
即便他知道鲍陋的儿子不适合担任前锋，可能会导致战败，但为了获得地方豪强的支持，他还是做出了让步。
后来，当桓玄称帝时，刘裕计划起兵反抗。他的朋友何无忌建议他在会稽发动起义，因为刘裕在那里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回到当时的情景：孙恩摆脱了刘裕的追击后，北上攻破了沪渎垒，并斩杀了守将袁山松，歼灭了晋军四千多人，这是自山阴之战以来的又一次重大胜利。凭借这次胜利的余威，孙恩率领十余万大军，乘坐上千艘战船，从沪渎逆流而上，直逼建康。
这一举动震惊了朝廷，内外戒严。将领们纷纷率兵驻守石头城、秦淮河入江口以及长江南岸和白石等关键地点。他们紧急命令刘牢之从山阴迅速回师阻截孙恩。
由于刘牢之的部队远在山阴，行动速度较慢。于是，刘牢之指示刘裕集合附近的精锐部队赶往京都增援。
刘裕挑选了一千多名精兵，从海盐出发，日夜兼程，几乎与孙恩的部队同时抵达丹徒。这段急行军展示了刘裕及其部下的战斗力和决心。
刘裕的部队人数较少，且长途跋涉后已疲惫不堪，原本驻守丹徒的士兵士气也不高。孙恩的大军登陆后，呐喊着向前推进，迅速占领了城西的蒜山。面对数倍于己的敌军，刘裕不顾旅途劳顿，在孙恩尚未站稳脚跟之时果断发起突袭。孙恩完全没有预料到晋军会主动出击，毫无防备。
刘裕大获全胜，义军中许多人跳崖投水逃命。孙恩仓皇逃回船上，依旧采用老办法，避开刘裕继续率船队向京城进发。他打算攻破对方的都城，摧毁其核心据点，以此削弱对方的力量。
孙恩擅长水上作战，在途中多次击败东晋的水军，一路向建康逼近。相王司马道子惶恐不安，效仿当年淝水之战时的做法，不分昼夜地在蒋侯庙祈求神灵庇佑。
不要嘲笑相王，这实际上是一种精神寄托。那天，东风突然刮起，风急浪涌。东南风带来了大雨，江面变得一片苍茫。
孙恩后悔自己小时候没有好好学习自然知识，否则怎么会不知道这几天会有强烈的东南风呢？他原本计划趁着东晋兵力分散、各地官军未能及时支援京师之际，以海军迅速占领建康。然而由于逆水逆风，庞大的舰队行进速度缓慢，从丹徒到白石短短十几里路竟然走了好几天。
此时，各地前来救援的晋军纷纷赶到建康。刘牢之率领的北府兵驻扎在江中的新洲。孙恩出奇制胜的战略目标难以实现，于是他率船队沿海北上，攻占广陵（今江苏扬州），消灭了三千官军，随后又北上至郁洲。
在遥远的海域之上，有一座神秘的仙山，它仿佛悬浮于云雾之中。古代的郁洲，即今日江苏连云港东边的云台山一带，曾经是大海中的一座巨大岛屿。孙恩作为五斗米道的正宗传人，本应如水中的仙人般超凡脱俗，如今却回到了这片神仙般的故土。
然而，即便是拥有至高无上法力的大罗金仙，也无法逃脱刘寄奴的追击。东晋朝廷历经劫难后，终于发现了一位杰出的人才——刘裕。由于他屡次取得胜利，朝廷决定封他为建武将军、下邳太守，并派遣他前往郁洲平叛。
刘裕获得了独立指挥军队的权利后，充分展现了他的军事才能，接连取得了多次胜利。孙恩无法在郁洲立足，被迫再次登船南下。刘裕率领步兵和骑兵沿海岸线追踪，在沪渎和海盐地区追上了孙恩，大败起义军，俘虏并斩杀了数万人。孙恩无力回天，只得乘船从浃口撤退到舟山群岛，从此势力衰落。
与此同时，东晋朝廷正忙于应对孙恩的起义，而桓玄则击败了殷仲堪和杨佺期，独霸荆州，并控制了包括江州在内的八个州的土地，几乎占据了东晋半壁江山。
桓玄的军队实力强大，野心日益增长，他封锁了长江通往京都的漕运线路，并积极训练士兵，准备随时发动攻势。当他得知孙恩的大军正逼近建康时，立即集结部队，向朝廷上书，请求出兵救援。然而，司马元显怎会允许他进入京城？这无异于引狼入室，就如同董卓进入洛阳一样危险。因此，朝廷下诏禁止桓玄出兵，双方的关系变得异常紧张，战争一触即发。
东晋时期连年战乱不断，王恭、殷仲堪、桓玄和孙恩等人相继起兵，战火蔓延至整个江南地区，百姓的生活陷入了极大的困境。即便是官员们也无法幸免于难，自司徒以下的官员都被迫实行基本生活保障制度，每人每天仅能领取七升粮食。
尽管国家局势如此艰难，掌握朝政大权的司马元显却依然沉浸在平定王恭和孙恩后的胜利喜悦之中。他与父亲司马道子共同担任录尚书事，名义上共同执掌政权，人们称司马道子为东录，而司马元显则被称为西录。
司马元显对高门士族持有强烈的排斥情绪，这使得他的府邸中聚集了许多出身低微的人。这些阿谀奉承、心术不正的小人将司马元显捧为一时的英雄和名士。随着司马元显变得越来越骄纵奢侈，他不顾百姓的困苦，不断搜刮民脂民膏，积累了比皇室还要多的财富。
朝廷内部人心涣散，民间也是怨声载道。著名的大名士桓玄写信给司马道子，表面上表现得忧国忧民，实际上在信中严厉批评了时下的弊端，并且直指司马元显。他在信里讽刺说，司马元显所谓的功绩其实是夸大其词，孙恩撤军是因为天气原因，而不是因为司马元显的功劳；他还指责执政大臣无端处死王恭，重用奸佞之人，这才导致了国家的困境。
桓玄毫不谦逊地声称自己深受民众爱戴，名声远扬，是国家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认为只有他才能拯救这个国家。这封信实际上是一篇讨伐司马元煥的宣言，令司马元显感到极度恐慌。
面对桓玄显露出来的入主朝廷的野心，司马元显的谋士张法顺建议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主动出兵攻打桓玄。
司马元显采纳了这个建议，派遣使者前往联络刘牢之。然而，刘牢之认为讨伐桓玄并非易事。当张法顺从京口返回后，急忙向司马元显报告：“通过观察刘牢之的态度，我怀疑他对我们的计划并不忠诚，不如找个借口将他召入京城除掉，否则可能会破坏我们的大事。”但是，司马元显还指望依靠北府军的力量来对抗桓玄，因此拒绝了这个提议，转而下令大规模组建水军并征召士兵、装备战舰。
将责任推卸给他人是无法成就大事的。司马元显没有听从张法顺的建议除掉刘牢之，最终却被刘牢之所背叛，导致全家覆灭。临终之际，他竟然责怪道：“张法顺误我！”
然而，张法顺曾建议他除去刘牢之，但他并未采纳。失败后一味地抱怨他人又有何用？不仅自己丧命，还连累了他人，这样的领导者怎能赢得下属的信任？
司马元显自封为征讨大都督，任命镇北将军刘牢之为前锋，谯王司马尚之为后援，向荆州发起进攻。
在出兵之前，张法顺提出了一个策略，建议司马元显命令刘牢之在建康城中铲除桓氏兄弟，以此表明与桓家势不两立的决心，并测试刘牢之的忠诚度，从而将刘牢之牢牢绑在自己的阵营中。
但司马元显反复权衡后并未采纳此建议，反而任命了桓氏家族的桓谦为荆州刺史，试图借此收买荆州的人心。
荆州方面接到朝廷即将出兵的消息，这让桓玄感到十分震惊。他原本以为，经历了孙恩之乱后，地方上粮食短缺、漕运中断，再加上自己控制了长江通道，使得江东地区粮食匮乏，就连军队也只能依靠麸皮和橡实勉强维持生计，朝廷根本无力发动讨伐。然而，在突如其来的危机面前，桓玄迅速下令部队在江陵城集结，准备坚守。
此时，长史卞范之轻蔑一笑：“主公威名远扬，司马元显不过是个乳臭未干的小儿，而刘牢之则已失去民心。若我军直逼京畿，敌方必将迅速瓦解。我们怎能让他们轻易踏入我们的领土？”
桓玄听罢恍然大悟，意识到不应示弱。于是立即向朝廷呈递奏章，并向天下发布檄文，揭露司马元显的罪行，随即率军东进。
司马元显看到檄文后十分惊恐，登上战船却不敢启程。两军交锋时，首先要在气势上压制对方，绝不能表现出怯懦。你若害怕，或许敌人比你更惧怕。谁能保持镇定，谁就能赢得胜利。司马元显的成功在于他拥有年轻人的锐气，而他的失败则是因为失去了这份锐气，在未开战前就已经败下阵来。
桓玄率军出征，心中满是不安，毕竟他的行动缺乏正当理由，担心这次军事行动难以成功。一旦进入决战阶段，胜负将一锤定音，连翻盘的机会都没有，因此他心里一直想着退回到荆州坚守城池。
水师行至浔阳，但朝廷军队却毫无踪影。桓玄得意洋洋，士兵们的士气也因此大增。
朝廷派遣使者前来议和，桓玄下令将其斩首，并指挥部队包围历阳，与谯王司马尚之的军队展开激烈战斗。
此时，北府军已经进抵溧洲（今南京西南长江中），刘裕请求出战，但刘牢之并未同意。司马尚之战败被俘，历阳也随之沦陷。
刘牢之拒绝了刘裕的出战请求，他心中自有盘算。当他的儿子刘敬宣建议进行决战时，刘牢之顿时大发雷霆：“难道我不知道这个道理吗？消灭桓玄对我来说轻而易举。但击败桓玄后，我怎么对付骠骑大将军司马元显呢？”
刘牢之对儿子发火，显示出他内心的极度焦虑。他是东晋时期少数出身庶族却成为一方大员的武将之一。《晋书》评价他“沉毅多计”，说明他行事谨慎且深思熟虑。
在东晋时代，社会崇尚门第和名士，将军往往需要兼具儒雅风范。因此，像桓温这样的英雄人物，甚至以自己比不上刘琨为憾事。
那么，刘琨究竟有何才能？其实，他在军事上的表现并不出色，辜负了人们的期望。然而，他志向远大，诗歌和辞赋方面却超越常人，这使他成为了文化高门的一员。至于桓温，用谢弈和王述的话来说，只是一个“大兵”。即便是出自名门望族的桓温尚且如此，更何况是出身庶族的刘牢之呢！
在东晋时期，刘牢之因受到朝廷内外的排挤，只能紧紧握住北府军的指挥权以自保。他在平定孙恩叛乱的过程中，纵容士兵肆意掠夺，这使得他在士族和平民中声名狼藉。
司马元显虽然任命刘牢之为先锋，并赋予他重要职责，但这并非出于真心的信任，而是为了利用他的军事才能。有一次，刘牢之从京口前往建康求见司马元显，却遭遇了闭门羹，原因是司马元显当时喝醉了酒。
作为副帅及一支关键部队的指挥官，这样的待遇显然不合情理。特别是在大战前夕，主帅与将领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交流，这种情况令人担忧。
直到皇帝亲自出面为司马元显送行时，刘牢之才有机会与他会面，但这次会面也十分仓促。尽管刘牢之曾帮助司马元显父子铲除了王恭，然而司马元显的态度却令他深感失望，他担心一旦击败桓玄后自己会被彻底抛弃。
桓玄洞察到了刘牢之内心的忧虑，便派人前来劝降：“自古以来，那些拥有足以威胁君主权威的力量、立下无法被赏赐的大功的人，有谁能保全自己呢？越国的文种、秦国的白起、汉朝的韩信，他们的结局如何？无论你现在是胜是败，最终都难以逃脱死亡的命运。何不改变主意，这样可以长久地保住荣华富贵。况且我和你之间并没有什么旧仇。”
刘牢之不顾众人劝阻，执意让儿子前往荆州军营投降。为了安抚刘牢之，桓玄特意设宴招待刘敬宣，并展示了许多名人字画供其欣赏。在场的荆州官员们相互交换眼神，暗自嘲笑，而老实巴交的刘敬宣却浑然不觉。
随着北府军的投降，桓玄率领水师向东进发，顺利攻占了石头城，这意味着建康的最后一道防线已被突破。
士兵登上桓玄的旗舰汇报，石头城的守将梁王司马珍之已经逃离。此时大局已定，战舰上笳鼓齐鸣，乐声悠扬。
桓玄站在船头，背手凝视着江面上连绵不断的战船，心中满是得意。他高声吟诵阮籍《咏怀》中的名句：
“箫管有遗音，梁王安在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