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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生产运动中，竖起了两面特殊的红旗，农业上是“吴满有方向”，在工业上，则是“赵占魁运动”。

所谓“赵占魁运动”，是以边区特级劳动模范赵占魁的名字命名的“新劳动者运动”，简称“赵运”。从1942年到1948年，“赵运”在工业战线上可谓家喻户晓。

在当时，毛泽东对于“赵运”给予了高度评价：

“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但是我们渡过了困难。这不但是由于边区人民给了我们粮食吃，尤其是由于我们下决心自己动手，建立了自己的公营经济。我们就用这些办法战胜了困难。”

从这段论述中可以看到，对于公营经济在大生产运动中的作用，毛泽东甚至将其重要性置于农业生产之上。

和身败名裂、郁郁而终的吴满有不同，有着“中国的斯达汉诺夫”之称的工人阶级代表人物赵占魁，解放后官至陕西省总工会副主席，并曾经担任第一、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注：

斯达汉诺夫：前苏联被载入史册的采煤工人。1935年8月31日，斯达汉诺夫在一班工作时间内采煤一百零二吨，超过普通采煤定额十三倍。

至今，他仍然被视为是爱厂如家、艰苦奋斗的工人先锋典范。

不过，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个“新劳动者”模范人物的挖掘，源于中共中央职工委员会在“整风运动”期间对公营工厂工人发动的一次罢工和怠工工潮的调查，是一次严惩工会中暗藏的“反革命坏分子”行动的意外发现。

而此次运动的目的，则是为工人群体建立新的行为规范，改造工会，迫使工会从工人利益代言人的角色转为工厂行政决策的执行者。

今天，中国工人阶级关于无限忠诚于党，只讲奉献不求回报的“新式劳动者”的社会记忆，正是从大生产运动中的赵占魁叙事开始的。

1938年末，日寇相继占领了中国大批中心城市和铁路干线，上百万的学生和工人逃亡西部。此时，随着红军的到来，陕甘宁地区人口急剧扩张，对工业产品的需求大为增加，而本地除了少数手工业作坊外，现代工业几乎是一片空白。

为了填补空白，延安迫切需要大规模吸纳受过训练的技术工人，于是在安吴堡成立了“战时青年短期训练班”职工训练大队，在西安设点招收工人。同蒲铁路失守之后，沿途榆次、太原、介休等火车站的大批铁路工人流散到西安。

在这里，他们了解到了关于延安招收工人的信息，不少人决定前往。赵占魁就是这样在介休失守之后来到安吴堡青训班职工训练大队的。

当时的资料显示，这个职工训练大队的1000余名学员来源遍布全国各地，包括山西、河北、河南、陕西、山东、江苏、安徽、辽宁、四川等16个省市，绝大部分是大城市的熟练产业工人，还有少数从泰国、南洋为抗日归国而来的爱国华侨青年。

从职业上看，包括铁路、海员、矿工、兵工、机器、纺织、缝纫、印刷、电气等17种产业的工人。他们的出现，为延安的工业生产提供了最为亟需的劳动力。

应该承认，选择前往经济水平低下、生活艰苦的延安，在谋生因素之外，这批青年工人心中大都怀有热切的抗日理想。

不过，他们的思想觉悟，则未必都符合党的要求。因此，党委派了刚刚从苏联归来的张浩(即林育英)为大队长，曾经在国统区担任地下工作的曹瑛为指导员，安排职工训练大队的课程，对这批青年工人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以使这些城市里的产业工人能够及早适应边区的要求。

为了留住这批人才，边区给予了特殊的待遇。一个熟练工人的工资，高于当时边区供给制下任何一级政府工作人员，也较全国其他地区略高。

在1942年以前的延安，就工资标准比较而言，最高的是技术工人，其次是知识分子，再次才是拿津贴的政府工作人员。一个熟练技术工人的月工资是18到38元不等。

红军出身的各级领导干部，一般每月的津贴费，最高不过4~5元，而对一部分外来的知识分子，当教员或主任教员的，如艾思奇、何思敬、任白戈和我这样的人，津贴费每月10元。1938~1939年间，延安的物价很便宜，猪肉每斤只值二角，鸡蛋一角钱可买十来个。所以，这10元津贴费，是很受用的。

从上述资料可以看出，熟练工人的工资达到了军队干部的4~8倍，也是知识分子的2倍以上。

此外，工人的工余生活和活动也颇为丰富：

他们有充分娱乐运动的机会，厂方购置各种乐器和体育用具，他们在工作之余，一样能够像普通学校中游戏运动，经常可以看到活泼的晚会和运动会，恢复工作的疲劳。工人生活也逐渐改善，一般的工资比抗战以前增加了两倍，工人待遇，高过任何政府工作人员。

工作彻底实行八小时，青工六小时，童工禁止，男女同工同酬。

每逢工人出席各种工会及政府会议，不算缺时不扣工资。每月休息四天，纪念日例假，以及疾病、妇女生产前后两个月休养、工人每年两星期的休养，这一切工资全照给。

公营工厂有医务所、托儿所、澡堂、膳食，和政府工作人员同样待遇，得出该机关证明请政府救济，或得社会保障基金救济。工人子弟入学，政府供给一切学膳宿费用。这样，工人自身及家属的生活问题，都有了保障。

工人们每年还能够得到配发的冬夏两季衣服各一套。公营工厂组织了工人俱乐部，娱乐之外也进行文化教育，以及讨论政治问题。

边区工人现在没有政治上的压迫，他们有完全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他们有顺利地提高自己的政治文化水平的条件，并且还得到边区抗战的民主政府的积极的援助。边区工人的生活也得到了适当的改善，没有失业的恐慌。

在这种优厚的待遇之下，工人们情绪是比较积极的。

在1939年6月陕甘宁边区政府给行政院的呈文中称，工人们“自动提出每日多生产一小时，以帮助抗战。”

1940 年底，边区工人工资达到了延安时期的最高点。1940 年11 月由边区总工会通过的在公营工厂执行的《陕甘宁边区战时工厂集体合同暂时准则》规定，工人每天工作八小时，星期日休息，此外还享受规定的各种假期，加班的工资加倍。工人最低工资标准为 16 元，最高40元，“有特殊技术者，可另行估价”。

“工资之大小，根据技术之高低与熟练程度以及劳动热忱由估价委员会估定，经厂务会议议决公布。”“估价委员会由工务科长及技师、工会生产委员、工会组织委员、工会主任等组织之”。除临时估价外，估价委员会正常工作是每六个月估价一次。

可以看到，当时被称为“职工会”的工会组织掌握着工资估价组织和程序，拥有一定的独立性和自主权利，在组织结构上并非党支部和厂方的附庸，工会干部时常不愿听命于工厂行政领导的指挥。应该说，这是当时“三三制”民主制度在基层的一个很生动的体现。

独立性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利益上的矛盾和冲突，在战争时期的特殊情势下不但导致生产效率降低，还可能激化双方矛盾，引起突发事件。

后来中央职工委员会于1945年9月29日发布的文件《中央职委关于公营工厂职工会的问题》中即在总结1943年厂长联席会议前的工作教训时指出：

“由厂长、支部书记、工会主任三人组织”的三人团作为领导工厂的核心，“三者之间的关系没有明确的规定，在工作过程中发生‘三权鼎立、各行其是、互不协调’的现象”。

“有些工会的权力很大……工会在工厂居然成为一个独立单位，而不会和工厂步调一致去为共同的生产任务而奋斗。此时的工会，一般对生产过问少，而注意的却是工人的日常生活问题。工厂无法满足工人的生活要求，于是和厂方发生摩擦，处于对立状态。”

双方不断的摩擦，在这个时间段内使得矛盾愈演愈烈。

1938年底，延安的难民工厂工人认为工资偏低，生活待遇尤其是伙食太差，工会主任刘遐龄遂领导工人与厂方交涉;；1942年3月，振华纸厂又再度爆发矛盾。由于物价上涨，工资的实际购买力大为下降，工会委员高承明、宋俊杰，就领导工会向厂方提出要求增加工资并组织工人怠工。

在1941年9月公布的《陕甘宁边区公营工厂工人工资标准的决定》中，工资采用实物与货币混合制，并且详细地规定了实物的数量，在食物的项目中包括小米45斤（16两计)，盐一斤，油十二两，肉一斤，柴80斤，蔬菜1斤，菜干四两等。

此外，还发给一年单衣、衬衣及棉衣三套服装的所需五丈五尺布匹及一斤半棉花，货币部分，则有轻重工业工人之分，轻工业工人每月收入为15元至50元，重工业工人收入为25元至75元不等。

应该说，这些收入比起军队干部的收入，还是相对丰厚的。

不过，这些实物其实都是按当时的市价折合为货币进行发放，而在货物奇缺，物价飞涨之时，显然工人拿到手的工资与能够购买的实物之间仍有相当差距。

到1942年5月，由于工资和工时等问题上的分歧，延安出现了相当普遍的罢工工潮。

罢工的导火索是1942年5月5日到9日召开的公营工厂工会干部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重点讨论了工人的教育工作和工会的“整风”问题，并自上而下地对工人工资标准和劳动合同作出修改。

修改后的《陕甘宁边区战时公营工厂集体合同准则》有几点重大变动：

一是工人每天每天劳动时间增加了2小时，从8小时改为10小时，取消了一年14个休息日的规定，此举使工人增加了四分之一以上的工作量；

二是工资标准的估价由原以工会人员为主的估价委员会决定改为厂方决定。

三是针对原《合同准则》脱离战时艰苦环境、对工人福利待遇规定过高，而工人对工厂应承担义务却未被提及的不足，增加了有关工人有遵守劳动纪律与管理规则的义务的一章。

这份修改后的《准则》随即引起了各个公营工厂工会领导人的激烈反弹。

率先发难的是中央印刷厂的工会组织部部长孙铁林。中央印刷厂承担着当时边区和中央系统的报刊、书籍、文件资料、地图、月历、表册和包括钞票在内的各种有价证券的印制任务，是中共中央及边区的核心部门之一。

公营工厂工会干部会议后，孙铁林公开向工人表示自己的不满情绪，指责厂工会的“妥协退让”态度，并代表工人要求厂方兑现此前签订而未能兑现的劳动合同。

遭到拒绝后，孙发动了怠工。紧接着，光华印刷厂也爆发了工潮，在工会干部路明、江琳的带领下，该厂抵制执行新的劳动合同，导致该厂大半年生产数量大减。此外、难民工厂、边区机器厂及新华化学厂等均发生了罢工工潮。

最为激烈、影响巨大的是边区农具厂（手榴弹制造厂）的“狄德建事件”。

工作勤奋的狄德建曾经被选举为边区劳动模范，后又因为他愿意为工人的待遇出头说话而当选为这家兵工厂的厂工会主任。

1942年6月16日，边区农具厂行政部门与工会讨论执行新合同准则，狄德建认为这是剥削工人劳动，指责“共产党一天不如一天，剥削工人；总工会不代表工人利益”。

于是组织工人召开大会，公开表示反对。会上，工人们纷纷指责留守兵团侵害了工人的合法权益，并贴出了标语，一时震动延安。

其时蒋介石正指挥胡宗南向陕甘宁根据地发动进攻，情况万分紧急。军委命令兵工厂要在短期内造出十万颗手榴弹，以应御敌之需。在这个节骨眼上工人闹事，严重影响了军火生产，时任留守兵团司令的贺龙一怒之下打算枪毙狄德建。

边区农具厂事件后，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派出李颉伯和边区总工会干部章萍两人进驻该厂，清查狄德建及其他“坏人”的群众运动随即开始。

就在清算“坏人”狄德建的同时，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发现了“好人”赵占魁。

赵占魁，1896 年出生于山西省定襄县张村，和吴满有不同，他不是因为活不下去而逃难到陕甘宁边区的流亡难民，而是边区政府为解决工业生产问题而招募的技术工人。

赵占魁家境贫寒，17 岁就学习了铁匠技术，后来又去太原铜元厂当学徒，去兵工厂学翻砂，到同蒲铁路介休车站修理厂当火炉工。

1939年4、5月间，赵随职工训练大队来到了延安，进入桥儿沟工人学校学习；这一年的 12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0年6月，赵占魁被分配到陕甘宁边区农具厂当翻砂工、翻砂股股长，先后被陕甘宁边区政府和边区农具厂评为模范工人，并于1941年当选为边区参议会候补议员。

他“经常每天工作在十二小时以上，大热天，穿起棉衣代替石棉衣，汗水不停地滴在熔铁炉前，从没有叫过半声苦”，认为“为革命多做些工作，正是自己应有的自我牺牲精神，为抗战和人民的需要而多增加生产，亦是自己应尽的义务”。

最重要的是，在狄德建事件期间，他没有跟随狄德建闹事，坚守工作岗位。

1942年9月11日, 《解放日报》发表了《向模范工人赵占魁学习》的社论。

随后，作为“扬善惩恶”的示范，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边区政府在农具厂隆重举行颁奖大会，奖励了赵占魁。

毛泽东立即给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邓发打电话说：

“奖励赵占魁这件事做得很好，这不是奖励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全边区和其他根据地提高生产、改进工作的新生事物。平时我听说你们要找斯达汉诺夫，赵占魁同志就是中国式的斯达汉诺夫。你们把他的优点总结起来，树立标兵，推广到各工厂各生产单位去。”

1942 年 10月 10日，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发出了《关于开展赵占魁运动的通知》。

通知明确指出，应“认识这一运动不同过去各次普遍的生产竞赛，而是一个深入的思想教育工作，借以克服少数工人中经济主义、平均主义、不安心工作等现象，以达到提高工人政治觉悟，稳定生产情绪，激发劳动热忱，增加生产质量，改造工会工作的目的”。

这显示，“赵运”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一次以提高生产效率和质量为目的的行动，而是对其中出现的“工友们的生产情绪和工厂中存在的问题”，建立在“有条件的有目标的发动”的基础上的一次政治行动。

1943 年，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邓发在纪念“二七”罢工大会上，专门作了《响应生产号召开展赵占魁运动》的讲话，随后的边区政府直属工厂厂长联席会议上，朱德、洛甫(即张闻天)、邓发等均就在公营工厂中如何开展赵占魁运动进行了指示，《解放日报》随即大幅刊载，张闻天甚至亲自为难民纺织厂的几位工人制定个人生产的计划。

据研究者统计，到 1943 年5月 25 日，延安市已有农具厂、中央印刷厂、边区被服厂、工艺实习厂、中管局实验厂、光华印刷厂、八路军制药厂、难民工厂、新华化学厂、边区纺织厂、边区弹花厂、华侨毛纺厂等 12个公营工厂开展了“赵占魁运动”，参加的工人达数百人。

此后，各地公营工厂应者云集，到1944年2月，全边区所有公营工厂都开展了赵占魁运动，报名参加运动的工人共1041人，在这些参加者中，涌现出袁广发、孙云龙等近300名赵占魁式的劳动英雄。

赵占魁运动的影响之大，及于陕甘宁边区之外，太行区的“新劳动者运动”、晋绥区的“张秋风运动”、晋冀鲁豫区的“甄荣典运动”等，都是“赵占魁运动”扩展的体现。

这一阶段，赵占魁运动的目的主要是旨在建立新的劳动态度、提高生产率。

其效果是相当明显的。

从数据上看，各工厂工时普遍延长、产量有所增加，质量也有明显提高。仅仅以难民纺织厂为例，在1942年发动赵占魁运动后，每月用机油由原来的200斤减少到70斤；每天的废纱由原来的20至25斤，减少到 1 至7斤，而且在两个月内，共节省办公费用 7000元（边币)。

从1943年5月起，该厂产品数量逐月增加：

5月份，共生产土毛布552匹； 6月份，生产650匹；7月份，生产908匹；8月份，生产 1006匹。

八路军印刷厂年度生产量，平均增加了30%至50%。中央印刷厂排字部生产率提高了30%,机器部则提高了59%。该厂用纸，由过去每印 1000 张要损坏 8 至 10 张，减少为1.5 至3张。仅1943年第二季度，该厂就节省纸张1.8 万张，价值边币8万元。

根据当时的报纸刊载, “广大职工纷纷要求增加工时和做义务工。如工艺实习厂分厂，1943 年 6 月有 54 人共加工 549 小时，7月份有 68人共加工812小时。1944年2月，全厂做的义务工共达3700小时。”

由于“赵占魁运动”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和明显效果，在1943年11月和1944年12月召开的陕甘宁边区两次劳动英雄、劳动模范工作者表彰大会上，赵占魁均被评为边区劳动英雄和特等劳动模范。

在大会上，赵占魁的肖像和毛泽东的画像一起挂在了大会主席台的红色帷幕上。如此特殊的政治优遇，在边区工人群体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随后，《解放日报》对“赵占魁运动”长达七年的宣传，不仅把淳朴木讷的好人赵占魁塑造为中国式的“斯达汉诺夫”。

还获得了两个重要的成果：

一是使工会从当时工人的代言人角色转为党的政策及工厂行政决策的执行者；

二是让工人们“树立群众观点”、“建立新的劳动态度”。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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