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7月，国民党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调集近40万大军，准备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

于是，中央红军奉命从漳州千里回师北上，准备应对国民党的第四次“围剿”。

同年8月，苏区中央局在兴国召开会议，在周恩来的提议下，会议任命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同时组成了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四人的“军事最高会议”制度，周恩来任主席。

原本，中央局的作战思路是攻打南城（夺取中心城市），但会议却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改为在南城、南丰、宜黄之间分兵筹款，以壮大队伍，从而引发中央局的不满。

于是，中央局要求苏区中央局改变战略，将红军主力绕到乐安、宜黄等地迎敌，进而威胁和夺取吉安、抚州等中心城市。

▲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

对此，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四人从实际出发，于9月23日、25日、26日，分别三次联名致电中央局，并再三说明中央局的计划不能执行的原因：

在现有条件下，攻城打增援部队是无把握的；主张“赤化北面地区，逼近宜、乐、南丰，变动敌情，争取有利于决战以消灭敌人的条件。”

结果，中央局并不同意，反而要求红军主力“积极的出击敌军”。

这时，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毛泽东却发出了《在敌人尚未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其实，此训令相当于一个第四次反“围剿”的作战方案。可见，二人都是一个雷厉风行的人。

这下，更加引得中央局不满，认为这是违背临时中央的进攻中心城市与敌主力决战的“积极进攻路线”，是离开了原则的“极危险的布置”。因此，中央局要求红一方军暂停行动，并立即召开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

30日，为解决上述分歧，周、毛、朱、王再次致电中央局，提出在宁都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来决定第四次反“围剿”的军事行动计划。

于是，在10月上旬，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召开了全体会议，参会的有毛泽东、朱德、王稼祥、顾作霖、邓发、任弼时、项英等，史称“宁都会议”。

由于时任苏区中央局书记的周恩来在前线部署军事工作，所以没有参会。

▲刘伯承

会上，“左”倾领导人批评、指责以及歪曲毛泽东对“夺取中心城市”的方针是“消极怠工”，是“纯粹的防御路线”，“不尊重党的领导”，“组织观念不强”等。

同时，会议还作了三项决定：

10月26日，毛泽东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并由周恩来兼任。

不过，在这一过程中，有一个人投了关键的一票，他就是刘伯承。

1930年10月，刘伯承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三年归来后，先后担任中央军委委员、中共长江局军委书记、红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瑞金卫戍司令员，而这些职务几乎都不处于作战一线。

正所谓，正确的认知来自实践。所以，他对前线的战局了解不深也就很正常了，这才站在了中央局“洋派”的一边，投了反对毛泽东的一票。

又因，当时的中央一共分为两大派，一个是“井冈山派”，一个是“苏联派”，双方多有分歧。作为从苏联留学回来的刘伯承，自然也就站在了苏联派的那一边。

还因，刘伯承曾参加过辛亥革命、护法战争和北伐战争，参与发动和领导过泸州、顺庆起义，1927年8月还指挥过南昌兵变，因此他在党内的资历比较老，威望也比较高，甚至还有“党内吴孙”的美誉。

所以，他的投票就显得非常的关键了。

宁都会议后，朱德任中革军委主席，周恩来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刘伯承任中革军委参谋长、红军总参谋长。

▲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纪念馆

在第四次反“围剿”期间，刘伯承怀着提高红军战略战术水平的想法，先后在中革军委机关报《红星》、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中共中央局机关刊物《战斗》等报刊上，发表了针对毛泽东、彭德怀、林彪等人“游击主义”的文章，批评这是“一种狭隘守旧的经验主义战术”，“一种有害于反‘围剿’革命战争的右的倾向”，指斥这种战术的最大害处在于不能打正规战，不能实行大兵团集群作战。

也因此，彭德怀将攻打南丰在内的一系列军事指挥错误，都记在了刘伯承的身上。这也是彭刘之间鲜为人知的误会。

1934年，湘江战役后，8万中央红军被国民党打的只剩下3万，红军最终不得不踏上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刘伯承这才彻底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和片面性，而博古则痛苦到想要自杀谢罪，幸得周恩来及时劝阻。

1945年，在党的七大会议上，刘伯承坦承了当年宁都会议上的错误：“宁都会议投票的时候，我犯了错误，投了反对票，十三年来我始终后悔万分。”

但是，毛主席却胸怀坦荡地称刘伯承是“共产党人的楷模”，而这也正应了唐代孟郊的一句诗：“君子量不极，胸吞百川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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