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时期，无论职务高低，大家普遍以“同志”相互称呼，人与人之间显得都很亲切，没有隔阂和距离感，也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更没有官僚壁垒。

然而，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同志”的称呼正在逐渐变少，取而代之的是更多以职务为标准的称呼方式。

1954年9月，刘少奇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委员会委员长，秘书长杨俊向他汇报工作时以“委员长”相称。刘少奇听了，非常生气，装作没听见，依旧低头看着文件。

于是，杨俊又小心翼翼地连续喊了两声“委员长”。

这时，向来温文儒雅的刘少奇再也忍不住了，一拍桌子，猛地站了起来，严肃地盯着杨俊，并当着所有工作人员的面，毫不留情地将杨俊给训斥了一顿：“杨俊同志，以后请称呼我‘少奇同志’！”

从此，无论是官员，还是身边的工作人员，都会称呼他一声“少奇同志。”

还有“小平同志”的称呼，应该也是这么来的。

▲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

1957年，周总理主持一次大会，他还未走进会堂，就听到参会人员正在以职务相互称呼，并且还有相互恭维、攀比之声。

当周总理走进会堂时，参会人员又都热烈地称呼他“周总理”。

看着眼前的场面，周总理不免眉头微微一皱，心中甚是不悦，于是他在会上非常严肃地问大家：“同志们，我们因志同道合参加了同一个革命队伍……从井冈山到延安，再到北京，我们一直都称呼对方什么？我们最亲切的称呼又是什么？”

会场一片安静，大家低着头，没有一个人说话。这时，周总理用力拍了一下桌子，大声道：“是‘同志’这个称呼，同志！”

听到这声“同志”，大家的思绪似乎一下回到了曾经的那个革命岁月，一个个神情肃穆地望向了周总理。

周总理接着又道：“所以，我非常不喜欢你们称呼我‘周总理’，以后你们可以称呼我周恩来同志，我也称呼你们为‘同志’，这样显得更加亲切，也感觉我们是在为理想奋斗，而不是变成一个新的官僚。”

▲周总理、朱老总

1959年8月3日，针对此事，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彭真、杨尚昆等领导，专门开会商议：全面取缔使用职务的称呼，无论官职大小，一律使用“同志”。

不过，也有几个人是例外。

一个是毛主席。因为从红军时期开始，大家亲切地称呼他为毛主席了，并且称呼习惯了。这个称呼，没有职务高低贵贱之分，有的只是发自内心的敬仰敬畏之情。

一个是周总理。早在革命时期，在讨论以后成立人民政权的问题时，毛主席就曾说过：“恩来以后一定要参加的，职务一定是内阁总理。”

新中国成立后，也是毛主席亲自带头喊他周总理的。不过，毛主席的这声称呼，既是庆贺新中国的成立，也代表曾经诺言的实现。于是，大家都称呼他“周总理”了。

但是，自1957年周总理在大会上强调“同志”的称呼后，除毛主席、邓颖超、朱老总私下称呼他“恩来”以外，其他人都称他为“同志”。

▲刘少奇与时传祥

同时，也因他的威望和贡献，大家称呼他“周总理”，如同称呼毛主席一样，都是发自内心的敬仰之情，并非是敬重总理这个职务，而是敬重他这个人，是期盼他能一直担任下去，就如同古代百姓想留下那些清官而称他们为某某青天的心情一样。于是，“周总理”的称呼便成了他的专属称呼。

一个是朱老总。从1930年8月，朱德担任红一方面军最高指挥官开始，大家就开始称他为“朱老总”了。此后，他一直都是总司令级别的三军统帅，因此大家都由衷地、发自内心地、习惯性地称呼他“朱老总”，似乎不这样称呼，反而感觉不自在、别扭。

一个是彭老总（彭德怀）。应该也是习惯性的敬称，并不关职务尊贵之事。

同时，对于以上几人的称呼，陈毅也曾说过，几十年来形成的习惯，改也改不过来了，也没有必要改。但对其他人，必须一律互称同志，没有任何余地，更不得讨价还价。

▲变味的称呼

不得不说，在“同志”这个称呼非常普遍的那个年代，人与人之间，几乎很难看到高低贵贱的界线，尤其在婚配上，只有那个年代没有门当户对的概念，高官子女与普通百姓婚配的现象，比比皆是。这不禁令我想起了刘少奇与掏粪工人时传祥的对话：“你掏大粪是为人民服务，我当国家主席也是为人民服务，只是分工不同。”

也可以说，那时社会几乎没有“低层”的概念，可如今有些人张口“低层”，闭口“低层”，人与人高低贵贱的界线也越法的明显了。

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对领导的称呼，几乎很难听到“同志”的声音，称呼领导职务已是普遍现象，取掉职务中的副字直接称呼正职更是普遍现象，甚至还有下属称呼自己的领导为“老板”、“老大”、“大哥”、“头儿”、“总管”等，这简直也太变味了。

曾经的“同志”不仅是一个简单的称谓，更是人与人之间平等、尊重与亲密无间的象征。如今它的渐行渐远，无疑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社会风气与人际交往模式的微妙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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