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北斋

编辑| Talk君

虽然在议会圈地发起阶段提出反对是成本最低且最有可能达到目的的方式，但是在很多情况下也并不能阻止圈地支持者们将圈地议案提交到议会。

然而，反对圈地的人们并没有因此而气馁或者善罢甘休。

在圈地的拥护者们积极地准备圈地议案并将其提交到议会的时候，圈地的反对者们也在紧锣密鼓地筹备陈述自身情况并表达反对意见的反圈地议案或请愿书。

双方在议会中的角力使有关圈地的地区博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也是议会圈地时期的反圈地行动与18世纪以前的类似行为相比的一个最突出的特征。

例如1845年剑桥郡福麦尔地区圈地的反对者们花费了20英镑聘请律师草拟了一份反对圈地的请愿书。

但是之后他们发现把请愿书送到42英里之外的伦敦还需要另外支付一笔不菲的费用，可是这些人已经无法拿出足够的钱了，因此最终只能作罢。

在议会圈地的发起阶段未能成功阻止圈地的情况下，向议会提交请愿书在早期成为有产阶层阻止圈地的重要手段，而且往往能在一段时期内奏效。

白金汉郡辛普森地区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该地在1762年第一次向议会提交了圈地请愿书，支持圈地的主要有当地的庄园领主、教区教堂的牧师和其他几位土地权利保有者。

很快，当地反对圈地的土地权利保有者就向议会提交了反圈地请愿书，他们在请愿书中表示他们持有该地区土地权利的五分之四。

如果该地区的圈地议案获得批准成为法案，将会对这些反对者的财产和权利造成巨大的损害并导致他们中的很多人走向毁灭。

议会指派了一个专门的委员会去调查当地的实际情况，调查结果表明当地除了少数利益相关者之外大多数人都因为各种各样的理由而反对圈地。

一名当地妇女表示她怀疑自己是否能够保住圈围之后分给自己的土地；另一个人表示他不同意圈地是因为不想违背他父亲的观点和意愿，而他的父亲是一个激进的圈地反对者。

还有人说自己在丢掉土地之前就会首先丧命；村庄中调查的8个穷人中有6个都反对圈地。

按照土地税的价值来计算，反对圈地的人们占有的土地税价值342.5英镑，而当地全部的土地税价值799.75英镑，显然这一比例不足以使当地的圈地法案获得议会的通过，虽然它被提交到了议会上院，但最终还是搁浅了。

1765年这一地区的圈地支持者们进行了第二次尝试，反对者们也再次针锋相对地提交了反圈地请愿书，这一次反对者们胜利得更加明显，圈地议案只在下院进行了一读就被否决了。

1770年该地第三次提交了圈地议案，虽然该地的圈地反对者们也又一次向议会提交了请愿书，但是此时他们所占有的土地税价值已经大大降低了，所以这一次议会最终批准了当地的圈地请求。

虽然辛普森地区的圈地反对者们没能延续同圈地支持者们斗争的胜利，但他们通过向议会提交请愿书的方式把该地的圈地进程推迟了近8年的时间。

同样在白金汉郡的艾维尔，这个经历过“掘地派”运动的地区的圈地反对者们用请愿书把当地的圈地进程拖延了半个多世纪（当地在1746年第一次提出圈地议案，但是直到1800年才获得议会的授权）。

像辛普森地区这样圈地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利用请愿书的形式在议会反复进行博弈的例子还有很多，在莱斯特郡的古姆雷，当地的庄园领主、教区牧师和其他一些富农于1760年和1771年两次向议会提交圈地议案，但是都被反对者们用反圈地请愿书予以驳回。

同样在莱斯特郡的查恩伍德原野，圈地支持者们在1805年和1807年两次提交圈地请愿书，但都因为反对的声音而在议会二读之前就被撤回了。

1808年支持者们第三次提交了圈地议案，不出意外地议会又收到了两份反对的请愿书，其中一份被议会通过了。

直到1844年，参与这份圈地案的一位圈地委员在接受议会下院委员会的问询时仍然清楚地记得反对的声音是多么强烈：“反对十分激烈，有很多的人都在反对它（圈地议案）。”

由于上文提到的成本的原因，完全由底层贫民提交给议会的反圈地请愿书比较少见，而且即便穷人们克服重重困难提交了请愿书，他们的声音也极有可能被议会选择性地忽视。

“圈地议案很少因为小土地所有者的反对而被修改，却经常迎合大人物的需要。”

有的时候穷人们会得到地方上一些热心的乡绅的帮助，这些乡绅们通常在当地没有特别切身的利益，圈地与否对他们不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但是他们不希望看到传统的生活状态因为圈地而被打破，所以就利用自身的影响力，尤其是在议会中的影响力帮助穷人们反对圈地。

虽然乡绅的帮助并不能保证圈地一定被议会否决或推迟，但是至少可以使议会正视乡村底层人民的诉求。

例如1803年沃里克郡巴顿·拉蒂默村庄的领主约瑟夫·哈珀及其支持者准备圈围当地的土地，但是当哈珀的代理律师去向当地的一个头面人物——议会议员威廉·道本爵士寻求支持时，道本爵士却拒绝在议案上签字。

他还告诉这个律师他已经收到了该地其他一些土地权利保有者提交的反对圈地的请愿书，他理所当然的要把它提交给议会。

道本爵士是附近另外一个庄园的领主，他在巴顿·拉蒂默村并不持有任何土地，但他是当地首席牧师的保护人和一些慈善财产的托管人。

道本爵士很快把当地反对圈地的居民们（主要是共有权的持有者们）的请愿书提交到了议会，并代表穷人们提出了对圈地的三项要求。

一是每个土地权利保有者要在自己分配到的土地上种植一定面积的树木。

二是用于教区慈善的土地圈围时必须免费。

三是穷人们在当地800英亩的荒地上的权利必须得到承认并得到充分的补偿。

这些要求当然不会被领主所接受，领主的另一个代理人在议会的委员会上反驳了道本爵士的意见。

最终该地的圈地议案还是获得了通过，虽然当地的穷人们没能实现阻止圈地的目标，但他们在热心乡绅的帮助下让议会和领主充分地认识到他们的诉求。

表面上看，乡村地区向议会的反圈地请愿是乡村的中下层平民希望借助议会的力量阻止圈地进程的继续进行，议会在这里具有决定性的权力。

但实际上这种反圈地的请愿和圈地议案仍然是乡村地区内部的博弈，只不过舞台延伸到了议会而已。

村庄中的下层民众们敢于在国家最高立法机构面前继续和自己的领主做斗争恰恰说明了他们本身握有充分的自主权利，即使是国家层面的机关也不能剥夺他们的权利，反而要充分尊重他们。

虽然18-19世纪的议会圈地是顺应时代潮流的大势所趋，贫民们的反圈地请愿即便一时奏效，也只不过是能暂时延缓一下圈地的进程，很难从根本上阻止圈地的不断推进。

但是他们的自治权利是实实在在的，他们为了维护自身的传统权利而付出的努力也是真实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被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