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贤任职正统、景泰、天顺和成化四朝。

不论是景帝还是英宗，李贤都能结知帝意，天顺年间，景泰朝臣非死即谪，夺门功臣最终也无法保全。李贤自入阁以来，八年间历经人士更迭，却独得英宗宠眷。主要是他奏疏切对时弊，政务能力突出。天顺朝他担任内阁首辅期间，是与皇帝接触最频、对朝政影响最大的时期。在正统到天顺间明朝的政治经济军事形势下，内阁中英宗独赖李贤一人。

而在内忧外患、灾荒频仍之时，明朝的政局不致动荡、阶级矛盾没有进一步激化；在政权几次突变、人才屡遭清洗以后，朝廷能够重新任用被贬黜贤才、使其得以展布才华；在边境不安、虏寇屡次来犯的情况下，能够从容调兵、保证京师安宁；在宦官、佞幸、权贵势力大张此起彼伏的天顺朝，皇帝大权不致旁落，朝政依旧有序运行。

李贤身为内阁阁臣，诸事大政皆得参与，确实对此有扭转之力。李贤突出的政务能力，是英宗一直对其倚重信赖的根本所在。关于李贤政绩的具体内容，前此学者多有论述，在此兹不赘述。李贤之婿程敏政在文中提到：“论者谓，自天顺以来，所以正君德、恤民生、进贤才、广言路、抑佞幸、却戎狄，皆公之力。”虽不免有过誉之嫌，但此诸种方面，李贤确实曾参赞其中。

他谨守自身职责权限，权归主上。中国古代政治中，相权与皇权的争夺由来已久。明初废除了丞相制度，创立了内阁，其初衷是为了给皇帝“备顾问”，而后期的内阁首辅却多被冠以“宰相”之称，说明内阁在发展和政治运作过程中，借主上之威福而权势日大，那么与皇帝的权力瓜葛也就在所难免。

李贤在担任内阁首辅期间，能做到谨守自己的职责权限，尽量将内阁的职权缩减为初创时的设想，尽量使其符合皇帝理想中的内阁职守。他深谙英宗个性，适时顺承上意。英宗重视人伦亲情。李贤深谙英宗的性格特点，在相关事情上的处理多顺应英宗性情。他劝说英宗废除了汪妃为景帝的陪葬、支持英宗释放建庶人。

静慈先师为宣帝的废后、英宗的母后，英宗想为母后上尊谥，众人皆认为此举不妥，唯独李贤支持英宗的决定，“更谥恭讓章皇后”，“且曰，以臣之愚，陵寢享殿神主皆如奉先殿之式，庶几称陛下之明孝，不然为虚文。”几次皇家事务的处理中，李贤都提出了符合英宗想法的建议。

对于朝政和权臣，英宗个性懦弱而又多疑，不能杀伐果断。初，杨瑄弹劾曹吉祥、石亨二人，皇帝深为赞许。然而曹、石反戈一击，声称受徐有贞和李贤陷害，在皇帝面前痛哭不已，英宗便动了恻隐之心，加之其一以贯之的多疑性格，反而将徐有贞、李贤二人下狱。幸而李贤平素为人沉稳，言语简当务实，加之有上天示警和王翱劝谏，英宗遂悔悟，不久将李贤官复原职。

然而经过杨瑄之事后，李贤深知英宗虽不满曹、石，却又多有不忍之心，因此只能循序渐进地劝主上独断，绝不自己赤膊上阵。岳正以纵横之术离间曹石的失败更是给了李贤诸多警示。因此当英宗不满于石亨、曹吉祥侵夺其权力，诉之李贤时，李贤的处理就颇为得当，提出使趋附曹石之人减少的方法，便是英宗应当自己独断，除此之外，李贤并没有过多的建议和行动。

李贤与权贵的关系是其政治生涯中至关重要的环节，他能够从景帝到英宗的政权过渡中得以保全甚至入阁，又屡次遭受构陷甚至几乎不免，都是李贤与权贵关系的变化所致。这种关系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一是入阁前与权贵的合作。

二是入阁后与权贵的周旋与较量。

明朝经历了土木堡之变后，京师人心惶恐，对外于谦主持了北京保卫战，对内王振余党得到清除，朝政为之一清，政局复稳。而七年之后，又有夺门之变，英宗复位，人事再度更迭，一批新兴权贵凭借夺门之功粉墨登场。李贤在朝政风云变幻、景泰重臣非死即谪之际，不仅能够保全自己，并且能“以人望入内阁”，不仅说明了他才学过人，堪孚众望，更说明了他与新贵之间有着微妙的关系。

李贤并未参与夺门之变，后与英宗谈起夺门之事，李贤坦言“当时亦有邀臣，臣不敢从。”李贤虽然没有参与夺门之变，但如此关系重大之宫廷政变，李贤也在被邀之列，至少说明李贤与曹吉祥、石亨、徐有贞等人关系匪浅。在那场风云变幻的政治漩涡中，石亨等夺门功臣与李贤是相互利用的关系，他们以荐其入阁为契机试图将李贤拉入他们的阵营，借以控制内阁，而李贤也利用这些夺门功臣的推荐得以进入内阁施展政治抱负。

入阁之后，李贤与石亨、曹吉祥以及徐有贞的关系更为复杂。夺门功臣内部首先开始分化，李贤在与曹石相处中，始终保持不卑不亢的态度，谨慎持重，甚至表现得很友好。曹石等人对于深受皇帝信赖的李贤，也终究找不到恰当的攻讦理由，无奈之下只能与之结交。

张軏的碑文、曹吉祥侄子曹钦父亲的碑文都是李贤所写，石亨引荐名士吴与弼，也是李贤为其代草的章奏。徐有贞被贬谪三年后，英宗已不堪忍受石亨等人的熏天权势，而此时清除其势力的时机也已成熟。

天顺五年七月曹钦发动叛乱，是为夺门功臣与英宗矛盾的总爆发，最后叛乱得以平息，以夺门之功而得势的权贵至此被消除殆尽。后期英宗又宠幸锦衣卫都指挥门达，此时李贤已经进一步得到英宗的信任，地位稳固，能够更为客观地提醒英宗锦衣卫的恶行，终使门达一党得以清除。

李贤入阁以后，对于外朝的行政机构六部九卿，以及监察机构六科十三道而言，李贤所代表的是皇帝的密勿机构内阁；而对于内廷司礼监为代表的宦官集团而言，李贤既是内阁掌票拟的首辅，又是文官系统中的重要人物。与他们的关系更能够代表他对于自己在朝政格局体系中的定位。

李贤作为内阁首辅，时称宰相，他以宰相之任责己，却并不握宰相之权。《皇明书列传》称其“虽上倚毗，未尝侵九卿事权。”事实上，英宗时时召对李贤，且票拟章奏本内阁职责所在，军国大事李贤皆得参与其中。只是对于六部九卿之事务，李贤并不擅自干预，且能把握好进退尺寸。首先六部人选之中，多有李贤举荐之人，可以说六部九卿各司其任，是有李贤的功劳的。

在明朝的政治设置中，吏部和兵部是关乎文武官员任免的尤其重要的部门。其尚书的选任，便都有李贤的举荐之功。其次，李贤并不将其所处的内阁凌驾于六部之上，也不擅自干预六部之权。以用人为例，在举荐人才时，李贤都要与吏兵尚书商量而行。因此，李贤与六部九卿的关系，并非是完全的撇清界限不予干涉，而是并不过分扩张个人的权势和内阁的权威。

明朝初建，朱元璋曾严禁宦官干政，且不许其识字。但专制君主对于文武百官永远保持着戒备，总是倾向于使用宦官，朱棣靖难之役也多得力于宦官从中帮助，因此登极后便对其委以出使、监军、镇守地方等使命。宣德时，宣宗又破太祖祖制，设内书堂教习宦官识字。于是，宦官便逐步具备了干预中央到地方军政事务的能力。

到正统年间，英宗年幼，司礼太监王振掌国，遂造成明朝历史上首次宦官弄权事件。自土木之变后，王振余党被彻底清除，宦官势力遂被打压。然而英宗复辟后，曹吉祥借夺门之功，掌管京营，宦官再次干预军国大政。正统初年，三杨作为托孤大臣，地位愈加提高，但是却无力抑制随后的王振专权、土木之变等一系列政局动荡。

因为内阁在机制设置上，就不具有干预决策的功能，因而对朝政的影响并无保证，三杨远不如“王先生”能得到年幼英宗的信赖。英宗复辟以后，李贤在担任内阁首辅期间，凭借个人的能力德行获得英宗的信赖，因之能够一定程度上抑制宦官的权势。另外，李贤作为内阁首辅，与次辅彭时、吕原的关系也极其融洽。

内阁之中无倾轧排挤，阁臣都能够悉心辅佐皇帝处理政务。李贤“通达，遇事立断”，吕原“内刚外和，与物无竞”庶政称理，彭时“孜孜奉国，持正存大体”有古大臣风。内阁成员团结一致，不为权奸、宦官、佞幸所左右，一心辅政。“与学士吕文懿公原，陈公文，彭公时相处十余年，未尝失辞色。”暴鸿昌先生称其为“相协型内阁”，认为与后期相比，“天顺朝内阁体势较重，大概与此不无关系”。

李贤身处国家多难之际,危机四伏、国家忧恤,已见衰靡之端倪，但李贤一人心系安危，辅佐英宗，终使朝野处于安定,祸患迭息。在一定程度上将偏离轨道的明王朝重新拉上了正轨，然而轨道前方依然存在的障碍——北方的边患、奔徙的流民、伺机擅权的宦官权臣，对于这些，李贤却都已无能为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