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恩令，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个政策，号称“无解阳谋”。推恩令正式颁布是在汉武帝时期，它的颁布，基本解决了西汉初年开始就一直存在的各地诸侯王威胁中央的问题。

汉武帝时期的推恩令被称作无解阳谋，但令人奇怪的是后代帝王却再没有采用

但让人不解的是，这样一个号称无解的策略却并没有被后来的统治者借鉴，除了汉武帝以及之后的西汉几个皇帝，历史上再没有人使用推恩令这一策略，这似乎和它的无解阳谋地位不相符，那这背后又隐藏着有什么原因呢？这还得从刘邦建立西汉开始说起。

刘邦可以算作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故事性的开国帝王了，围绕在他身上的各种传奇故事，两千千年来一直在坊间流传，直到今天依然是热度非常高的历史人物。他从一个小小亭长起家，最终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统一大帝国汉帝国，充分展现了他的过硬本领。但在他建国之后不久，却在搭建大汉帝国未来统治框架方面给子孙们留下了一个大坑，让文帝、景帝、武帝这三代一等一的优秀帝王都在给他擦屁股，那就是恢复了西周的“分封制”。

我们都知道，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力排众议遵从了李斯施行郡县制的意见，开创了以后两千多年的崭新局面，郡县制优于分封制也成为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但中国历史上，有两个王朝却逆历史潮流，又玩起了分封制，一个是西晋，另一个就是汉高祖刘邦。

楚汉战争结束之后不久，刘邦在关中称帝建立了汉朝，但在击败项羽的艰苦战争中，有七个人出力很多，又控制大量军队的实力派人物没法处理，不得已，刘邦就采用了项羽的办法，把这七个人一口气全给分封为王，号称“七大异姓王”，也就是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韩王信，赵王张敖，燕王臧荼，长沙王吴芮。

这七个人在东，刘邦在西，七个异姓王控制的领土加起来比刘邦直接掌控的土地还要多，比如燕王臧荼就控制了广阳、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和辽西6地，韩信此时也控制着东海、会稽、泗水、陈郡和薛郡5地。七王控制的郡加起来足足有22个，刘邦控制的是汉中、巴蜀等24郡，此时的局势说是战国末期秦国和山东六国对峙的翻版并不为过。

刘邦直领的郡在西边，七大异姓王的封地在东边，这几乎就是战国末期秦国与山东六国的翻版

所以汉朝建立之后第一件头等大事，就是削平这七大异姓王，而刘邦也基本完成了这一历史任务，逐个剪除了异姓王的羽翼，把土地和人民都控制在了汉朝中央手中。这本来是一件大好事，但却在最后时刻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翻转，那就是刘邦又继续采用了分封制。面对着去掉了异姓王之后的权力真空，刘邦转头就决定把老刘家的男性成员们，主要是刘邦太子之外的儿子们立为诸侯王，和周公大建封建一样，刘邦也搞起了封邦建国的套路。

从高帝六年（公元前201年）刘交被封为楚王、刘肥被封为齐王开始，在不到六年的时间里，刘邦一口气封了赵王刘如意、代王刘恒、梁王刘恢、淮阳王刘友、淮南王刘长、吴王刘濞和燕王刘建7个同姓王，加上楚王、齐王以及没被灭国的长沙王吴芮，到了高帝十二年，汉帝国内部整整出现了10个诸侯王，这里面尤其以9个同姓王势力最为庞大。

和后世封王只不过就是食邑，也就是收取封邑内的粮食相比，西汉初年的这九大同姓王可是实打实地“封邦建国”之王。这九个同姓王，也就是刘邦的儿子们，在被分封的时候明确具有了两大特权:

第一点叫做自置吏，也就是说这几个诸侯王有自行设置王国内官员的权力，而且官员级别有的达到了两千石。两千石已经是汉朝的高级别官员了，诸侯王凭借这一点掌握了王国内的人事权。

第二点叫做得敛赋，也就是说诸侯王可以自行征收王国内的赋税。这里尤其要注意一点，就是刘邦这些子侄诸侯王征收的赋税不仅有田租，还有以前只有皇帝才能征收的“算赋”，也就是人头税。田租其实在往后两千年都是帝王赏赐给功臣良将的重要手段，比如史书上常见的“食邑多少户”，就是这些农户要把田租交给这些食邑的大臣，而不用交给朝廷。但人头税意义就不一样了，这意味着这些老刘家的同姓王掌握了封邑内的财政权。

在这两点加持之下，刘邦让这九个子侄们构建起了一个令人恐怖的庞大集团，随后的汉文帝、汉景帝乃至汉武帝，无不殚精竭虑意图解决这些同姓王们，并相继推出了各自的解决方案，推恩令正是汉初诸帝解决诸侯王问题的第三代政策。

上面说了，严格来讲，推恩令是汉初解决诸侯王问题的第三代解决方案，也是最后的、完成了解决诸侯王问题的方案。但最艰苦的工作，其实是在文帝时期的“众建诸侯”政策和景帝时期的“削蕃”政策下完成的。

让我们先把目光对准刘邦，简单解释一下汉初精英统治集团为啥会做出来大封诸王这样的蠢事。刘邦不蠢，张良等人更是人精，这个不需要我再强调了，刘邦做出分封诸王这个决定，只能说是受到了他们历史局限性的影响。

中国人历来喜欢从历史上总结经验，秦末汉初，刚刚迎来了胜利的汉初精英集团们非常注意总结秦朝失去天下的教训。当时的主流观点认为，秦国二代而亡的原因，除了残暴苛政这一原因，还和彻底推行郡县制废除分封子弟有巨大关系。在项羽、刘邦等人起兵反抗秦国统治的时候，秦始皇并没有和他血脉相连的家族成员站出来勤王，成了真正的寡人，最终让秦国人迅速失去了天下。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和周朝一样把庞大的资源分给皇帝的儿子兄弟，出现问题的时候才会有人站出来拱卫王室。

今天我们当然知道，秦帝国二世而亡和郡县制没有啥联系，不仅没关系，郡县制反而才是更好的统治方案。但血浓于水这个观念真的是太自然、太符合人们的常识了，所以刘邦以及当时的人真的认定，必须得有老刘家其他皇族成员掌握权力才能巩固王室，所以在汉朝灭掉异姓王之后，立刻就开始分封刘邦的儿子们为诸侯王。

这次分封影响极大，根据史书记载，这次分封的地区和之前的异姓王一样，主要在东部，而且占据的地区比当年异姓王还要大。到汉高帝十二年最后一个同姓王刘建被封为燕王时，同姓王们足足占了汉帝国53个郡里面的38个，疆域更是超过了整个汉朝疆域的一半。

西汉初年十大王国图，粗线以东的是诸侯王国，以西的才是直属汉朝朝廷的郡，图片来自《体国经野之道》

在刘邦活着，以及他去世之后不久，九大同姓王基本实现了当初刘邦交给他们的拱卫王室的任务，比如在吕氏篡权中，同姓王们就坚定站在刘家和朝廷一边，阻止了外戚干政的发生。但随着时间流逝，同姓王和皇帝之间的关系逐渐微妙起来，大家都是高祖的儿子，你坐在龙椅上就对我呼来喝去不是那么容易的。而且一代们多少还有一点兄弟情义，第二代第三代们就没这些亲情羁绊了，权力轻而易举地腐蚀了亲情，此时大家想的都是保证自己的荣华富贵。

到汉文帝时期，朝廷和诸侯王之间的矛盾逐渐激烈起来。文帝三年（前177年），济北王刘兴居发动叛乱，这是同姓王国武装反抗朝廷的先例，汉文帝立刻派兵镇压，刘兴居被俘自杀。三年后，淮南王刘长又准备发动叛乱，幸亏这次在行动之前被朝廷发觉，汉文帝最终派人传讯自己的亲弟弟刘长入京，罢去他的王位。

这些事例都说明，刘邦死前构建的拱卫王室的同姓王们不仅逐渐丧失了支撑刘氏皇族的作用，反而成为了严重的不稳定因素。汉文帝刘恒本身就是九大同姓王之一的代王，所以他对诸侯王的问题心知肚明，但当时刚刚结束了诸吕叛乱，社会也在恢复中，汉文帝并没有采取激烈的措施，他采用的主要策略集中体现在贾谊《治安策》中提到的“众建诸侯王而少其力”上。

贾谊是西汉名臣，他的《治安策》提出了许多针对当时重大问题的联系，诸侯王威胁中央问题是其中重要一点。他在上书中写到:

夫树国固，必相疑之势也，下数被其殃，上数爽其忧，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亲弟谋为东帝，亲兄之子西乡而击，今吴又见告矣。

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国之王幼弱未壮，汉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数年之后，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气方刚，汉之傅相称病而赐罢，彼自丞尉以上徧置私人...此时而欲为治安，虽尧舜不治。

建立强大的诸侯国，一定会导致中央和诸侯王之间相互猜忌的局面，不是社会安定之道，你看反叛的济北王和淮南王就是明证。现在天下还大概维持着平静的局面，是因为那些强大诸侯王国的主人们还年纪小，诸侯王国内还是朝廷安排的太傅、丞相掌权，能够压制住离心势力。等到那些大诸侯国的王长大了，朝廷安排的太傅丞相又年老回老家了，各大诸侯国就是这些年轻气盛的同姓王们的天下了，到那个时候，就是尧舜来了也没法处理了。

贾谊隐晦抨击了一下刘邦分封同姓王的策略，同时提出了一个危险的可能性，就是随着时间流逝，天高皇帝远，诸侯王们一定会逐渐摆脱中央加在他们头上的限制，成为一股无法控制的可怕力量。

而要解决这个问题，方法也很简单，就是让诸侯王“少力”，也就是失去力量:

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邪心。

贾谊一眼看穿了刘邦分封同姓王带来的可怕后果，而且提出了一个最核心的处理方案，也就是让诸侯王“少力”。通过拆分各大诸侯国，让他们越来越小，越来越弱，从而达到“使以义、亡邪心”的目的。这一点，其实成了景帝、武帝乃至后世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避免地方势力威胁中央的核心要义，后世所谓的“强干弱枝、中央集权”都和“少力”这一点渊源颇深。

但在当时，鉴于复杂敏感的局势，汉文帝直到公元前164年才真正实践了“众建诸侯”策略，趁着齐文王刘则死，将最大的齐国分为六国，又封刘长的三个儿子刘安、刘勃、刘赐等为王，将淮南国一分为三。加上汉文帝自己分封的一些诸侯王（也是包含以亲制疏、众建诸侯的含义），汉文帝时期西汉中央和诸侯王之间的实力对比有了一定程度改善。

根据周振鹤先生在《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中的考证，汉文帝通过封自己二儿子刘武为梁王、拆分横跨多郡的诸侯王以及在调整封地过程中把诸侯王控制的郡划归中央等措施，扩大了汉廷控制的郡的数量，到了文帝末年，西汉一共有17个王国，中央控制的郡数量为24，比刘邦时期的15郡多了9个。

汉文帝之后是汉景帝刘启，和他的父亲一样，汉景帝也是一位隐忍持重的皇帝，但和他父亲不一样的是，此时的汉景帝面临着一个更为艰难的抉择。一方面经过汉初的休养生息，大汉帝国社会稳定、人口增殖，国力蒸蒸日上，具备了采用一定的霹雳手段解决诸侯王问题的基础；另一方面，贾谊在《治安策》中的预言不幸逐渐变成了现实，诸侯王们也明白中央对他们是欲除之而后快，他们自己也要拼命保住自己的权势，双方之间的关系更紧张了。

今天的我们很难体会景帝的那份煎熬，但《汉武大帝》里面焦晃老师的演绎却意外让我看到了当时汉景帝的那份矛盾与隐忍。焦晃饰演的汉景帝在剧中经常有怀抱宝剑或者手持宝剑的镜头，这一个小小的细节，艺术又传神的表现出了两千年的那位景帝“头上一把刀是为忍”的煎熬，以及纠结要不要使用“宝剑”斩断诸侯王不臣之心的艰难抉择。

汉景帝持剑而坐传神的表现出了这位著名帝王内心的痛苦煎熬和艰难抉择

但最终，汉景帝还是决心不能让诸侯王问题再拖下去了，不然事情会越来越棘手，最终出现贾谊所说的“虽尧舜不治”的危险局面，所以汉景帝最终还是采用了晁错的“削蕃”策略。

削蕃，是直接侵夺诸侯王控制的郡县，也是标本兼治的方法，但是却霹雳直白。汉景帝削蕃策略在我们后来看来，其实也算是一步险棋，从晁错最终被杀就能看出来，汉景帝对局势的估计可能也有失误。对当时的诸侯王们来说，汉景帝的刀已经架到了脖子上，死了一个晁错，也不过是缓兵之计，刘邦给大汉帝国埋下的这颗雷，终于还是爆了。

公元前154年，吴王刘濞联络其他六个诸侯王，以安定国家为由起兵反了，汉景帝一不做二不休，立刻做了针锋相对的安排:

七国反书闻，天子乃遣太尉条侯周亚夫将三十六将军往击吴、楚；遣曲周侯郦寄击赵，将军栾布击齐，大将军窦婴屯荥阳监齐、赵兵。

经过汉文帝的众建诸侯，横跨多郡的诸侯王已经大为减少，加上当时人心思定，诸侯王之间又联络不畅，七国之乱在三个月之后就被平定了。七王之乱之后，吴王刘濞、楚王刘戊、赵王刘遂、济南王刘辟光、淄川王刘贤、胶西王刘卬、胶东王刘雄渠这七个参与叛乱的诸侯国，除了楚国另立新王外，剩下的全部“身死国灭”。

借着平定七国之乱的有利契机，汉景帝加大了整治诸侯王国的力度，进一步拆分诸侯王国、限制诸侯王们的人事权、财政权，诸侯王国在汉景帝中后期掌握的地域都在一个郡之内。《史记》记载:

吴楚时，前后诸侯或以谪削地，是以燕、代无北边郡，吴、淮南、长沙无南边郡，齐、赵、梁、楚支郡名山陂海咸纳于汉。

也就是说平定七国之乱后，西汉的诸侯王国实力削弱严重，名下的郡县大部分被收归国有。在汉景帝时期诸侯王国的数量达到了最高的25个，但这正好是诸侯王们失去权力的表现，因为此时朝廷掌握的郡的数量也来到了43个，朝廷与诸侯王们的实力对比发生了进一步的逆转。此时的诸侯王国和一个郡没有区别，封建制趋近于消失，汉初那九大同姓王翻云覆雨、权势熏天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

前面已经说了，推恩令其实是汉初第三套解决诸侯王问题的策略，也是最终的策略。推恩令的核心，和贾谊的“少力”理念一脉相承，归根到底还是要强干弱枝，削弱诸侯王们的实力基础，进而斩断他们的不臣之心。

提出推恩令的是汉武帝时期的大臣主父偃，和前辈贾谊、晁错相比，主父偃无疑是幸运的，他既没有和贾谊一样，没能看到“众建诸侯少其力”伟大构想的实现，也没有和晁错一样因为削蕃人头落地，他的推恩令给西汉诸侯王问题的彻底解决画上了句号。

推恩令的核心内容，就是规定“诸侯王死后，除嫡长子继承王位外，其他子弟也可分割王国的一部分土地成为列侯”。俗话说雷霆雨露都是天恩，推恩令就是要让诸侯王嫡长子之外的子弟们也享受到这份天恩，但享受这份恩情是需要付出代价的，那就是列侯分得的土地得受到郡县长官的管理，也就是分出来的土地就不是诸侯王的了，是朝廷的了。

推恩令的效果是十分明显的，根据周振鹤先生在《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中的记述:

到成帝元延绥和之际（前9年、前8年间），全汉共有19个王国与84个汉郡并存，虽然王国数量占到郡国总数的近1／5，但一共只领123县，仅占西汉总县数1587县的1／13而已，没有一个王国能有与朝廷对抗的地理基础了。

这也是推恩令被称作无解阳谋的生动注解，它确实解决了西汉的诸侯王问题。

但我们再回到最开始的问题，既然推恩令如此无解，那为何后来没人用了呢？

其实答案已经在文中了。

首先，推恩令推的是被封邦建国的诸侯王们，但除了西汉和西晋，秦代之后再没有大一统王朝使用过类似西周的分封制。不管是皇亲国戚，还是文臣武将，有了大功劳，皇帝给“食邑”就已经是顶了天的赏赐了，你想在食邑中自行设置官吏、自行收取赋税？那是不可能的。

第二则是，推恩令如此成功是有非常苛刻的条件的。推恩令是用软刀子杀人，没流血就把诸侯王问题解决了，但前提是这些诸侯王听话。经过文帝、景帝惊心动魄地与诸侯王的勾心斗角乃至刀兵相见，到汉武帝推行推恩令的时期，诸侯王们已经是没牙的老虎，没法反抗朝廷了，这才能把推恩令推行下去。你不用说刘邦封的这一些通天的同姓王，你就是到了唐德宗时期的建中二年（781年），仅仅是因为唐朝朝廷不同意李惟岳继承他爹的成德节度使位，就爆发了魏博镇田悦、淄青镇李纳、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和李惟岳联合发起的四镇之乱。这要是在藩镇中推行推恩令，让节度使的子弟、牙兵们分一块藩镇的土地，那指定是要反了天了。

平定了七国之乱，才是汉武帝能推行推恩令的最大前提，假若汉朝朝廷没能击败诸侯王，推恩令是没法推行的

最后则是随着制度的完善，地方势力再难以威胁中央了。唐朝中后期算是最后一次地方势力威胁中央了，从五代十国以及北宋建立开始，全新的更加精密的制度被搭建起来，文官集团全面掌控权力，地方官和武将被掌控的死死的，帝国再不可能因为内部地方反叛而崩溃，推恩令也就失去了使用的土壤。

总之，推恩令确实是中国古代政治智慧的结晶，但汉武帝乃至他的推恩令，其实也是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下次再有人和你介绍无解阳谋推恩令，你就可以告诉他，推恩令的施行背后，是汉文帝-贾谊、汉景帝-晁错，乃至几代人不懈努力换来的。